不管立場如何，後世的評論家與學者們普遍認為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又稱“中日戰爭”、“日清戰爭”）是東亞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壹場戰爭之壹。這場戰爭的軍事技術與軍事過程、國際關系與國際法等層面的諸多問題，雖早已得到高度的復原，但時至今日，其政治意義尤其是世界政治的意義仍有待探索。為什麽要從這種世界政治的角度重新探討這場戰爭？這裏略述三點原因。
第壹，這場戰爭非但從根本上顛覆了東亞的傳統國際秩序，還深遠地影響了交戰雙方國家此後的成長過程與性格形成。甲午戰爭前的三十余年間，中國通過史稱洋務運動的近代化實踐，形成了關於世界秩序的比較準確的認知。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因獲得了來自當時主要大國、尤其是英國的壹系列的正向激勵，可以說走上了健康的發展道路。然而，甲午戰爭結束了這壹歷史進程。早在1917年，曾在中國海關工作過多年的布蘭德就指出過，“這場戰爭的結果把中國降低到了長久落後的地位”。這僅僅是現象，而更深遠的影響在於，戰敗者走上暴力革命的險峻之路，從否定自身開始，最終試圖否定世界。另壹方面，戰勝者本能地將暴力化為自身的血液與養分，最終演變為純粹的對外暴力裝置。此後馴服“暴力”的過程，成為當事者的歷史重負。
第二，在從歷史事實上升到認識的層面，多數研究落腳在戰爭性質（諸如是否是“侵略戰爭”、“正義戰爭”等）的討論上。由於這種認識完全依賴於民族國家體系自身，其歷史正當性正在急速耗盡，甚至成為有待克服的問題。同時，過於強調戰爭正義與否的問題，無益於我們清理戰爭留給後世的真正遺產。事實上，對戰爭正義屬性的探討，無法觸及更為重要的問題：戰爭對人們意識結構的改變，對此後歷史進程發生了更為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第三，在今日東亞地區國際關系的現狀中，仍可見這場戰爭的遺留，傳統的歷史認識反復得到再生。這種狀況歷史認識與現實狀況的脫節，無益於人們追求共有的利益。
因此，值得我們今日反復思考的問題正在於，作為近代國家形態的民族國家（或“國民國家”）建構的實際進程與國際關系、世界秩序有著復雜的相互生成與彼此制約的關系，戰爭的當事者無法把握這些只有在長時段（盡管時期長短不壹）才逐漸顯現的結果。這種事實意味著，後世的人們有必要積極利用“後見之明”，從更普遍的、因而首先是超越民族國家視野的角度，將當事者對人類事務的認識、尤其是誤認的結構呈現出來。這種誤認由於其體系性與相應的封閉性，在國家的成長過程中通常作為穩定而隱微的認知要素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當下的揭示雖然對既成的歷史進程無絲毫影響，但在人們對政治秩序的生成與演進的認識與主體參與愈加深入的時刻，足以為我們提供超越歷史的視角與工具。
回到本文的主題，作為近代日本的第壹場對外戰爭，“日清戰爭”的勝利可以說是特定的心理基礎、意識形態、世界認識與經驗事實的完美結合。勝者的智慧與力量當時就得到了廣泛的承認，這不難理解。人們今日廣泛探討的近代日本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結構——諸如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天皇制等，其形態與特質均可以說生成於這場戰爭中形成的經驗。那麽，這種“完美結合”究竟如何得以發生？當事者對這種經驗進行了怎樣的反思？今日看來，日本從這場戰爭中獲得的體驗，不單純是勝者的喜悅，還強化了其特定的心理結構：日本被迫開國時所產生的強烈的心理感受與過剩的自我意識進壹步固化，最終將自身置於人類文明進程的對立面。作為東亞世界秩序生成過程的轉換點，此中蘊含的意義仍然有待我們去分析與面對未來的賦予。
事實上，站在不同立場的人們關註的視角與對其進行的意義賦予並非相同。在日本的歷史學者看來，日本發動的這場戰爭具有三種面相：（1）旨在打破華夷秩序，與中國爭奪朝鮮的支配權；（2）掠奪朝鮮、臺灣等領土；（3）與帝國主義列強競爭分割中國與朝鮮。該說法由日本近代史專家藤村道生提出，並為其他學者所繼承，可以說是學術界的定論。不過，歷史學家對戰爭進行的這種堪稱公允的定性，仍未觸及的問題是：日本為何走上了這種訴諸武力的大陸政策？下文將說明，這種大陸政策正是日本的世界政策自身。
與此不同，另外壹種說法更為大多數人津津樂道，且影響深遠——那就是此戰是日本進行的壹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在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正熾烈的時期，日本政治學者深谷博治公開論述道：“日清戰爭是我國以全部國運相賭的最初的對外戰爭，同時是把國家將來發展的全部命運寄托其上的大戰，可謂生死攸關。”值得註意的是，他進壹步論述說，倘若日本失敗，日本將面臨相反的命運：支付被中國強加的巨額戰爭賠款、割讓琉球與九州等領土，等等。日本因戰勝而擺脫了這種噩運，“日清戰爭是國內維新事業的完成；同時作為第二維新，具有其歷史意義與實質”，成為日本“作為世界國家”的出發點。如果說這是壹種特殊的戰爭觀，那麽，這種觀念究竟意味著什麽？它意味著後世評論家常常指出的壹種說法，即旨在揭示日本政治指導者的冒險心理、慶幸日本取得了偶然的勝利嗎？如果說這種說法無法讓人滿足，那麽人們就要進壹步追問：這種戰爭觀與其更為穩定的心理基礎與世界認識有著怎樣的關聯？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對戰爭的定位以及其中包含的對華認識，並非出於後世人們通常認為的軍國主義的宣傳與煽動，而是“相賭”說這種歷史觀的實質所在。換句話說，上述話語從屬於當時日本的世界認識，並建構著相應的事實。同時值得註意的是，“相賭”說的確將某種“偶然”要素提到了認識層面——這種說法暗示主動挑起戰端的日本有高度失敗的可能。那麽，這種看法究竟在何種程度接近事實的真相？
閱讀後世學者的研究，我們發現促成戰爭發生的若幹要素——比如政治領袖的戰爭意誌與國民的支持——在對華開戰時期呈現高度壹致的狀態。歷史學家與壹般民眾常常忽視的問題是，這種舉國壹致的形勢究竟如何在短時間內造就而成？其實，明治政府的指導者在對華開戰前，已經形成了對中國與世界（即歐美列強）秩序的獨特認識。日本發動這場戰爭並取得勝利，正是在這種世界認識的基礎上，高度掌控並靈活運用內政、外交與軍事實力的結果。
因此，在面對今日世界秩序的演變與生成時，我們有必要再次回到起點，重新觀察並反思世界認識與世界歷史進程相互作用的具體的歷史過程。下面，我們將以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後的世界認識、首先是其中國認識為對象，具體探討這場戰爭的壹種社會學過程，從而接近本文的主題，即揭示人們的世界認識將對世界秩序產生怎樣的影響。
明治政府最重要的战争指导者、外务卿陆奥宗光在战争正酣的1894年下半年，出于“蹇蹇匪躬”、记录“经营苦心之所存”的心志撰写的回忆录《蹇蹇录》，至今仍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关于日清战争的最重要的文献。包括陆奥在内的当时的日本政治家普遍认为，自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其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即中华世界秩序的压力；其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前者具体是指最终解决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者是废除治外法权。选择对华开战，因此也成为陆奥等日本政治家“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事实上，《蹇蹇录》中反复使用“不得已”的字样，正反映了此间日本对世界感受的固有性格，因而并非是简单的“狡辩”与“发动侵略战争的自供状”。
陆奥宗光
这种性格，首先可见于宣战诏书。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未经宣战即开启了战端，丰岛海战打响。一周后的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在不违“万国公法”的前提下，尽一切手段达成国家目的。诏书虽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行为正当化，其最大用意却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定位意识。
《 朝鲜丰岛海战之图 》，日本浮世绘画家小林清亲作于1894年8月，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無須說，此時日本進行自我定位的參照系統，首先是中國，或者說是中國主導的東亞世界秩序，即所謂的“華夷秩序”。對比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開始時日本的行為，可見這種定位的性格。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內閣設立了專門的委員會，研究是否發布對華宣戰布告。該委員會經過仔細權衡得失後，決定不發表宣戰書。據說，當時駐華大使谷正之的下述意見起到了決定作用：中國不是日本的對等國，因而無發表宣戰布告的必要。這是壹種公然的對華蔑視。從這個角度看來，1894年的《對清宣戰詔書》表明了明治日本視清國為“對等國”的認識。日本試圖通過此戰進入由中國與歐美列強組成的世界大國俱樂部。
明治日本政治家將中國視為戰爭對手、顛覆中華世界秩序的意圖，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比如，時任參議的山縣有朋在1883年6月發表的《對清意見書》中，就有如下說法：“清國自長毛賊叛亂以來，海陸軍制為之壹變，仿西洋方式，雇洋師，購洋艦，已達百余艘之多。近來，更委托日耳曼造鐵甲戰艦，堅固無比。故此，若清國再出現鬥誌勇壯之兵卒與威猛熟練之士官，當可稱雄宇內。我國自與彼締約以來，從出兵臺灣、琉球處置到朝鮮事變之辦理，雖說皆我國不得已而為之，究其實則淩駕於其勢之上，大殺其威風。彼對我國抱有不平之意，已非壹日。乘彼武備充實、內治稍修之機，或有人起而獻策，稱霸東洋，問罪我國，實不可測……如今內閣決議，確定以下軍機之要。（1）前日議定之鐵甲戰艦，宜迅速竣工；（2）加速港口炮臺之建設，布設水雷，以供內海防禦之用；（3）萬壹不幸，彼開啟戰端，我國必舉全力戰而勝之，為此必制定非常政略，終止土木建設，禁止酒席宴會，凡奢華靡費無用之事，壹概杜絕，上下壹致，勇往直前，鼓動天下之大義。”
山县有朋
在這段論述中，山縣表達了日本非常特異的危機感：中國對雙方締約以來日本行為不滿，實力強大時將對其進行報復。中國主政的士大夫們誠然對日行為感到不滿。但山縣未意識到的是，日本對中國的抱怨以及尋求報復，更符合此間日本政治家的對華認識。這種認識，源於兩國最初的交往。事實上，在中日兩國歷史上的第壹次沖突，即663年兩萬三千人的侵朝軍隊在“白村江之戰”中慘敗後，日本的大和王因擔憂遭到報復，甚至進行了遷都。正是這種對中國的特異認知，導致了明治日本的對華政策。
眾所周知，1871年9月13日締結的《日清修好條規》為中日兩國自主訂立的近代條約。日本最初的目的是獲得“日清同格”，即獲得與清國對等的地位，以便要求朝鮮開港通商。此前，日本在遞交給朝鮮的國書中使用了諸如“皇”、“敕”等宗主國清國專用詞語，朝鮮以此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就此而言，日本實現了外交目的。問題在於，日本提供的條約原案以1861年的《中德條約》為基礎擬成，包含了英法等在華獲得的全部特權、尤其是片面最惠國待遇與內地通商權，因而遭到清政府的斷然拒絕。條約雖最終在壹年半後的1873年4月30日生效，但日本未達成取得特權的目的，此後十數年間壹直要求修約。
結果，條約自然未得到日本的認真對待。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壹事為口實，出兵臺灣，最後以中國賠款告終；翌年7月，內務大臣到達琉球，脅迫其斷絕與中國的冊封朝貢關系；同年9月，日本軍艦雲揚號在朝鮮沿岸進行挑釁活動。至此，中日條約的精神、即保和與相互提攜完全成了空談。1879年4月4日，日本“廢琉置縣”後，兩國為此開始了長達數年的交涉。由於宗主國中國不承認日本的琉球政策，日本在為此感到不安的同時，怨恨之念更是日甚壹日。到了1880年代中期，雙方終於圍繞朝鮮的控制權發生了尖銳的對立。1885年3月雙方簽訂《天津協定》後，中國在國際法的層面上交出了部分宗主國的權利。顯然，日本保持了1871年以來對華交涉的優勢，盡管此時世界各國大致認為，日本在國力上仍無法與中國抗衡。
或許正因如此，對華備戰與日本政治家的這些不平以及怨恨同步而來。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談判代表來華前，參議江藤新平即向巖倉具視提交了《對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國失禮於我國，可問其罪，或聯合俄國，合力出擊；或策動俄國，使其保持中立。我國獨力進攻，壹舉征服支那。”1874年出兵臺灣後，陸軍卿三縣有朋的《外征三策》以及右大臣巖倉具視的《意見書》均為對清開戰的方案，甚至連《支那征討敕命》都準備妥當。1879年琉案問題壹出，參謀本部管西局桂太郎中佐提交了《鬥清策案》，提出“進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郎大佐制定了極為周詳的《征討清國對策案》，將割讓遼東半島、舟山群島、臺灣等列為戰爭目標，並具體確定的開戰日期為“清國軍隊改革完成之前”或者“歐洲各國獲得遠征東洋的實力之前”。值得留意的是，“歐洲各國”的要素，此時已被納入開戰理由。對日本而言，對華開戰前的這段時期，正是戰爭意誌等待戰爭實力與時機成熟的時期。
這些政治家的對華認識與政略，經過當時蓬勃發展的新聞媒體與民間團體（所謂的“右翼勢力”）的鼓動，很快均質化為國民壹般的觀念。這種舉國壹致的對華認知的政治效果，隨時可能因偶然事件而顯現出來。1894年3月28日，因策動甲申政變（1884年）而逃離朝鮮的士人金玉均，被朝鮮政府的刺客洪鐘宇暗殺，地點位於上海公共租界的日本人所經營的壹家旅館。根據當時租界的法律，該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長擔任檢察官，經由領事裁判部門、即會審衙門的預審，由中國方面負責判決與執行。中國最終決定將案件移交朝鮮。金玉均屍體被送還後，隨即被朝鮮處以淩遲斬。事件傳到日本後，日本舉國上下激憤，壹致認定是中國的陰謀，意在侮辱“日本的國權”，“甲申事件以來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發。據記載，這壹事件最終促使陸奧“決意對清開戰”。這起普通事件所蘊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險，遠非當時的中國士人所能理解。
進入1894年，日本政壇圍繞與歐美各國修約問題發生激烈鬥爭，伊藤內閣被迫解散議會。3月27日，陸奧在致駐英大使的信件中說“國內形勢緊迫，日甚壹日”，因此“不管成敗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壹件會讓人感到震驚的大事，將無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紛亂……雖內政關系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時勢就是時勢，實不得已而為之……因不能無故發動戰爭，故唯壹目的只在於修約。”6月3日，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協助戡亂，即平定東學黨起事。陸奧等人如獲至寶，發動戰爭的理由已然出現。日本的國家意誌，在其他列強的眼中已昭然若揭。比如，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在7月1日致外交大臣吉爾斯的電報中雲：“顯然中國希望避免戰爭，而日本卻似有意尋求戰爭，深以為勝利非己莫屬。”
此後事態的發展完全按照陸奧的謀略展開：6月5日日本內閣決定派重兵赴朝，並設置戰時大本營。7月12日，陸奧指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等人制造戰爭口實：“只要在不招致外國過分的非難的範圍內，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隨後，他擔心大鳥不理解這壹指令，在外務省參事官本野壹郎赴朝之際，特別交代他轉達大鳥：“促成中日沖突，實為當務之急。為實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壹切責任有我負之，該公使絲毫不必有內顧之憂。”7月16日英國確認簽署修訂後的友好條約即《英日通商航海條約》，“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清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金伯利勛爵語）；翌日，日本禦前會議決定對華開戰；23日，日軍攻入朝鮮王宮，將“五百年余年中國所賜之禦物悉數掠去”；25日，大戰拉開序幕。
《平壤之激战我军大胜利之图》，日本浮世绘画师安达吟光作于 1894 年，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在决定开战时，伊藤与陆奥担心作为第三方的欧美各国出现“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他们决定的方针是“除非事势万不得已之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这种决策基于两种考量。一方面，这种决策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把握有关。由于英国在中国特殊的贸易利益与俄国对朝鲜利益的特别关切，加之欧美各国对中国相对高的好感，“默认朝鲜为中国的属邦”，陆奥认为，如果引发列强的干涉，日本可能处于寡助的一方。在局势紧张的时刻，日本除了顶住来自俄国、美国与英国的外交压力与忠告外，还积极展开宣传攻势。1894年11月底，日军因进行旅顺大屠杀而引发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关注与批判。为此，日本展开了活跃的外交粉饰与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成效。
旅顺大屠杀
另壹方面，他們認為中日兩國實力此時表面上不相上下，但日本實際上將穩操勝券。事實上，陸奧這種將局勢嚴格限制在中日兩國之間的策略，首先建立在他對華內政外交的把握之上。關於決策過程，陸奧事後回憶道：“袁世凱看到日本從明治17年（1884年）以來，在朝鮮的勢力有些衰退，又看到日本在明治23年（1890年）憲法實施後，政府和議會之間經常發生沖突，認為我國政府不可能作出派兵出國這樣重大的決策，便想乘機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勢力；另外，駐我國的中國公使汪鳳藻，也因看到我國官民的爭執日益加劇，便錯誤地斷定日本決沒有對外生事的余力，兩人都向中國政府提出不謀而合的意見，這可能就是中國政府從壹開始就將彼我形勢判斷錯誤的壹個原因。”另壹方面，“日本政府最初雖居被動地位，但在萬不得已時則有斷然采取最後手段的決心；而中國徒知在形勢上威嚇日本及朝鮮，缺乏在中日兩國紛爭壹旦不能和平解決時，最後訴諸武力的決心。……中朝兩國政府雖然陷入如此錯誤的境地，然直到平壤、黃海戰役結束時，尚毫未醒悟，確令人無可奈何！”而在戰事正酣時期，朝廷重臣對李鴻章的多方掣肘，更被陸奧嘲笑為中國采取了“自殺國策”。
顯然，陸奧等日本政治家準確地把握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外交方面，參與世界競爭所必不可少的國家意識、國防力量與國家利益觀念或付諸闕如，或有名無實；內政方面，傳統官僚體制的封閉與腐敗舊態依然。事實上，布蘭德幾乎以痛惜的口氣壹再指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軍事統帥“對國家利益漠不關心”、“準備從祖國的困境中獲取個人利益”。不過，這種指責非僅僅指向特定個個體，因為“李鴻章只是壹個人，但在他背後卻站著全中國的官僚群體，他們關心自己的階級特權，遠勝於關心帝國的名譽和安全”，“官僚階層的貪汙是既成傳統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官場的文過飾非和誇飾擺譜也是如此。……每個中國臣民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這個事實：全部行政藝術在於精心編造的欺騙，在於制造壹個巨大的幻覺，還在於利益分配”。《紐約時報》（1895年2月19日）在報道北洋艦隊司令官及兩位將軍自殺殉國時，刻意指出了壹個事實：“大清國官員壹貫的行為準則就是：為了金錢可以出賣國家，同時保證自己不受傷害。”
這些以尖銳的筆觸刻畫的事實，包括陸奧、伊藤、李鴻章在內的此戰當事者們皆心知肚明。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日本連戰連勝，可以說正得益於陸奧等人對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準確洞悉。當然，這種對中國的認識並不構成日本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而戰爭對日本自身的影響，更非陸奧等人所能認識與把握了。
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正义战争。比如，以“脱亚论”即“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闻名于世的福泽谕吉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为此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胜利；战胜之后，我国国权将得到伸张，我日本同胞将在世界上一展腰身，想来那是何等愉快……”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文章《究竟该如何制定东洋政略》当中，他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他们遭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福泽谕吉
同樣，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鑒三在戰爭爆發後，壹改自己“非戰論”的立場，用英日兩種文字發表題為《日清戰爭之義》的論文，指責“支那是社交規矩之破壞者，是人情之大敵，是野蠻主義之保護者”。保守主義政論家陸羯南則主張說，清國為“東洋的壹大野蠻國”，因而“王師的壹大目的就是將跋扈於東洋中央的野蠻人驅逐出去”。以倡導“平民主義”聞名的作家德富蘇峰在《征清之真意義》壹文中寫道，清國是“文明之敵”，戰爭乃是“文明之正義戰爭”。這些說法與陸奧對戰爭的定位即“西歐新文明與東亞舊文明的沖突”完全壹致。
日本這種將中國視為“野蠻”的言論，雖然與當時流行的正義戰爭話語有關，但其背後流淌的更是其極為特殊的心理意識。在1880年代，日本歐化（即西化）主義大行其道。這種思想認為日本只有通過歐化，才能提高國際地位。然而問題是，因歐化被視為手段，它無法解決日本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問題。德富蘇峰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將這種異常曲折的心態表達得淋漓盡致：歐化不僅會危及到自身的認同，歐美是否會恰當地認識日本的歐化更不得而知。事實上，這種心態與其世界認識並無二致。德富說，1853年美國東亞艦隊佩裏司令官對日本的強迫開國，是相當於“強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們與世界諸強國對立時膝蓋仍無法站直，正因有此汙點之故。”日本被迫開國後，“輕侮”隨之到來；“世界”認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類”，或者是“接近人類的猿猴”。歐美人非但不認為日本與自己平等，甚至還認為日本比不上清國。於是他宣稱，日本若能取勝，在地位上不僅會超過中國，還能恢復被傷害的自尊心。因而，此戰最大的戰利品將是“大日本國民的自信力”。奇妙的是，這種自信力的根本被認為在於歐美對日本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此戰不是“暗室”內的格鬥，而是在“世界面前”的決戰；“在戰勝清國的同時，我們戰勝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們。因此，世界會敬重我們、畏懼我們。我們正在獲得恰如其分的待遇”。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對華開戰的另壹意圖是對歐美的開戰。此戰不僅僅在“世界面前”的決戰，在深層心理層面更是對“世界自身”的決戰。
浮世绘中的日清战争
这种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并非仅仅止于言论界的认知，而是有着刻意的具体安排。黄海海战激烈展开之际，日本大本营批准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7名武官现场观战；另外，日方还批准17名外国记者随军报道。战争取得决定形式胜利后，陆奥评论说：“这一胜利，不仅宣扬了我国军队的赫赫武功，同时也表现了我国人民如何地具有采用欧洲文明而加以运用的能力，这实在可以说是我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快事。”同时，他又留下一段话：“现在日本人不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究竟应如何争取估价自己，这也属于将来的问题。”这种对华战争中包含的强烈的欧洲与世界意识，在日本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了自我实现。陆奥自述道：“有时误用战争的结果，有时会使战胜者比战败者陷于更危险的地步。”然而当战后日本提出极其苛刻的对华和约、进而引发俄、法、德三国干涉后，日本又经历了一番本可以避免的“屈辱”。这种屈辱的国耻意识，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与世界的对立心态。简言之，在扭曲的国耻话语与心理构造中，世界被建构为怨恨的对象。
这种因对世界的误解而产生的尖锐的怨恨心态，构成了日本知识分子认识世界、认识文明的基础。这种心态以及基于这种心态的世界认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其致命的危害性才完全显露出来。
由於戰勝了中國這個當時讓法國、俄國等強國也多有顧慮的“老大國”，這次戰爭除了使日本獲得與“歐美先進列強”對等的地位外，還促進了日本立憲主義的落實、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確立。不過，這些內政外交上的豐碩成果的代價不菲，那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成立。其中，戰爭期間明治天皇的禦駕親征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開戰初期，日本民眾並未顯示出特別的熱情。這種狀況導致福澤諭吉8月23日在《時事新報》上撰文，將批判的矛頭首先指向了上層的大名與華族（即貴族），批評他們對戰爭態度冷淡。然而，隨著明治天皇9月13日動身赴廣島設置行營，發揮統帥權的親裁權力，日本各個階層皆為之壹變。據記載，當時“東京民眾為鳳輦送行，從江戶城到新橋火車站的路上人山人海，包括從帝國大學的大學生到小學校的兒童在內的各種學校的學生、各個村鎮的實力人物、普通市民……下榻之地的名古屋、神戶自然不用說，列車通過的各個車站以及鐵道沿線，均為人群所掩埋。”天皇抵達廣島後，舊廣島藩主、福山藩主等出迎，德川家達、島津忠義等實力派大名與華族紛紛前往拜謁。結果，日本各個階層通過天皇建立了普遍的聯系；近代國家所必要的“國民”誕生的同時，“軍國之民”亦由此形成。作家、詩人國木田獨步在1902年發表的小說《酒中日記》中的壹段文字，將當時軍國的氛圍如實呈現了出來：“日清戰爭接連取得勝利，人們高喊著軍隊萬歲。軍人以外的所有人，日夜慶賀，自己的媽媽和妹妹也墮落了。……是‘作為國之幹城的軍人’不好，還是媽媽和妹妹不良，事已至此，無需再提了。只有壹件事確鑿無疑，那就是，家裏有閨女的人家，無論是貴族、富豪、官吏還是商人，大家都渴望招個軍人做女婿。甚至自家未出閣的閨女找軍人當情夫，似乎都成了光榮的事兒。”戰爭在國民性格形成中的角色，由此可見壹斑。
国木田独步
這種民眾自發參與到軍國體質中的現象，正是現代軍國主義的本質特征。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日本，因獲得了巨額的賠款與領土，愈加強化了國家的暴力性格。可以說，甲午戰爭後，日本確立了此後的國家戰略。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在談論日俄戰爭時，有這樣壹段說法：“戰爭會讓敗者非常悲慘，但有時也會讓戰勝國發生變質，其中最糟糕的事例就是日本。”其理由是，日本戰勝俄國後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其實，日清戰爭勝利後現代軍國主義國家的出現，才是日本的根本性“變質”。
這種“變質”並非僅僅是人類史上的軍國主義的再現，而是意味著壹種新型的軍國主義的成立。在急速形成的民族國家內部，國家的性格與國民的性格發生了高度的相互塑造。結果，軍國主義不再僅僅是統治集團的權力意誌與政策傾向，而是在人類史上首次獲得了總體性的國民支持。這種支持並非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動員的結果，而是有著日本民眾特殊的認知基礎。如前所述，天皇在這壹體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絕大的角色：由於天皇成為人們忠誠的自然對象，這種忠誠的“自然”屬性與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相輔相成，最終形成了封閉的政治意識。這是近代日本國家性格的本質特征。
明治日本对华夷秩序即对中华世界文明的独特感受性——压抑与愤懑——因1895年的辉煌胜利而得到了释放与升华。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心理认知模式，开始面对另外一种“世界”，即欧美率先开创的近代世界秩序与世界文明。日本试图以东方文明担纲者的身份，挑战西方文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之所以被塑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原因正在于此。当然，这种对近代世界秩序的把握，在思想家那里早已得到了尖锐的呈现。比如，早在1878年，福泽谕吉就在其《通俗国权论》一文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这种对世界文明的虚无主义认知，最终决定了日本于1941年向美国宣战。日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对三大强邻的挑战。纵览世界史，无出其右者。
日俄战争
顯然，日本的這些國家行為並非僅僅是後世人們所說的以國運相賭的冒險，而是有著特定的心理機制與邏輯基礎。從明治中期出現的各種“亞細亞主義”論述開始，到二戰期間的“大東亞共榮圈”，都是以日本-西方這壹對立圖式為基礎、並以前者的特殊性與優越性為核心的國家戰略論述。事實上，日本對美國開戰後，當時堪稱日本知識分子的領袖的小林秀雄等展開以“近代的超克”為主題的討論，正是這種對日本國家發展道路與日本文明進行的理論化嘗試。這種基於日本特殊性的“日本道路”的論述，本質上是壹種自我封閉的認知模式，從而愈發使得日本政治與知識精英喪失了理論思維。簡言之，他們試圖以自絕於世界的方式開創自己的文明。1945年日本的最終戰敗，將其邏輯中的致命錯誤暴露了出來，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並未認清19至20世紀世界文明變遷的大勢：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絕非世界政治的本質，文明有著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堅不可摧的內核。近衛文磨曾說過，雖然“以英美為主的和平主義”帶有欺騙性，但試圖以日本為主的“東亞新秩序”取而代之，從國際上看更缺乏正統性。這種說法很值得琢磨。日本政治學者就此評論說，“日本在亞洲和世界同時喪失了支持者，在不斷地叫嚷‘美英等國包圍圈’和外交孤立中，日本帝國投入到‘與世界為敵’的戰爭中。”
1945年日本最終被占領；明治開國以來舉國上下壹直擔憂的亡國危機，竟然變為亡國的現實。這可以說是“預言的自我實現”（self-fullfilling prophecy）這壹有名的社會學命題的歷史案例。令人驚異的是，面對這種夢幻般的巨變，這壹次日本舉國上下幾乎未表現出任何的屈辱感。那麽，日本是否最終克服了支持其百年戰爭的獨特心理與世界認知狀況？日本民族最終覺醒了嗎？這裏面發揮作用的機制又為何物？120年前爆發的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依然是探索這些問題的起點。這種探究將關乎人類文明在微觀與宏觀上的每壹次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