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似乎对与中国以往的商业关系不再感兴趣。从他对印第安纳州开利集团（Carrier Corporation）所进行的干预行动，便可知道他将采取美国总统一般都不会采用的做法——干预企业的决策。另外，他违反外交礼仪，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是美国自1979年承认中国大陆以来首次进行这样的对话；从这个举动同样可看出，特朗普在看到美国的势力逐渐弱于北京的时候，想要为了扭转这个趋势而试探北京的界限。他对于开利公司的行动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与台湾总统通话却是不明智的。
特朗普面临着复杂的中美商业局势。虽然美国跨国企业面临着北京方面更频繁的限制，但是这些企业在中国市场中依然占据大量份额，尤其是在高科技以及尖端的资本货物方面，例如微型处理器和燃气涡轮机。过去的10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得更快，但中国的出口总量要比美国高出许多，导致双边贸易逆差自2009年以来提高了约50%，并且在2015年达到了3660亿美元。中国成了导致美国失业现象的罪魁祸首。10年前，中国占美国的贸易逆差少于1/3，但是今天已经达到1/2。近期的研究显示，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2年里，从中国的进口估计导致美国流失了超过200万个就业机会。
要清楚理解中美关系，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虽然特朗普正在努力为工薪阶层创造就业机会，但是他的努力正面临着全球宏观经济下滑的逆境。自从2010年就业市场走出谷底以来，美国并没有为那些最高学历为高中（或更低）的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是为那些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创造了400万个就业机会。如今，像墨西哥和中国这样的低薪经济体，在采用美国的科技以及增强工业能力方面，要比以往容易得多。另外，过去的四年里，美元的贸易加权价值提高了将近25%，由此一来使得更多的家具、家用电器以及相关产业的工作机会迁出了美国。自经济复苏以来，整个制造业增加了大约5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这些职位都是留给高能力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才的。
特朗普很有可能夸大了他对于赢回就业机会的保证，但是他的确还有一些手法，可以在降低贸易逆差以及制定中国策略时加以运用。他的运作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与购买决策；第二，与贸易伙伴进行外交接触。关键在于，他要收集足够多的成功案例，以扩展美国的经济实效。
首先，他需要与足够多的企业谈成类似于开利集团的协议，尤其是那些能够影响更大供应链的大型工厂。特朗普与开利之间的协议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使得供应商必须再三考虑是否迁移，由此加大了企业留下的概率。有些人批评特朗普的做法，将之形容为“权贵资本主义”，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点：印第安纳等各个州早已出资，以留住或者吸引新的就业机会，而特朗普恰恰是抓住这个机会来充分利用州政府已经支出的资金。相比于德国或日本企业，美国企业更倾向关闭本土工厂，特朗普可以利用他身为总统的权力来改变这种董事会文化。
为了实行这些措施，特朗普需要积极地策划，要尽量避免使用威胁手段。他所需要关注的公司，将会是那些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公司，例如像沃尔玛这类大型零售商，以及像苹果公司这类的知名品牌。特朗普要说服这些公司相信在美国本土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以及认为这是更加明智的商业策略。例如，在未来10年里，沃尔玛将对美国产产品投资500亿。这并非是沃尔玛的善举，而是沃尔玛的管理层正在努力教导并训练美国本土制造商，让他们明白海外采购所涉及的隐性成本，同时教导这些制造商如何更有效地向沃尔玛供应产品。特朗普知道如何使用白宫这个“天字第一号讲坛”，来强迫所有大卖场和大型分销商采取这种思维。这里的关键是，要找出一些因为靠近美国消费者而能够使企业享有经济优势的供应链。这种供应链的特性是：海外物流太贵或者不可靠、响应时间关键、产品数量大、产品规格时常出现变化。毕竟，即使季度收益较低，许多公司CEO还是喜欢被贴上亲美标签。
特朗普的第二个运作层面，就是与贸易伙伴进行外交接触，尤其是与中国。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对于中国的姿态，就是将中国带入国际大家庭，包括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这些措施给中国以及美国跨国公司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从宝洁（P&G）、IBM 等企业，乃至美国的一系列高端服务行业，如高等教育、出版、设计、咨询行业，都获益良多。
但是，美国的低端制造业却因为中国的庞大出口量而蒙受损失。这里有一个值得特朗普去关注的问题：目前，中国要求外商将技术转移到国内制造商，同时实施当地成分要求（译注：指进口国强制制造商在其国内生产商品的一部分），从而掌控了各个国家进入高科技和资本货物市场的渠道。另外，中国要求美国信息技术企业提供他们的专有源代码，而这恰恰是这些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特朗普应该关注中国对于市场渠道和知识产权的要求，尤其是在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世界领头羊的产业里面。有一个方法能让特朗普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他可以在产品基础上坚持互惠原则，否则中国将会失去美国的市场渠道。例如，如果美国风力涡轮机的制造商在中国获得的市场渠道少于中国制造商在美国的市场渠道，那么美国就会要求得到相同的渠道或者减少对中国的开放程度。
特朗普还可以将这个互惠标准延伸到来自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他已经在这个领域中拥有影响力：美国在中国已经有了科技领域的业务，但是中国科技公司才刚刚进入美国市场。他可以在知识产权抄袭方面主张双边惩罚协议，也可以坚持要求中国在国有企业和服务行业市场渠道方面尽快达到世贸组织的标准。这些措施不仅具针对性，而且都是合法的。
特朗普会发现，他所能够单方面作出的举动是受到限制的。他恫言要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但这其实是弄巧成拙的做法，因为中国能够轻而易举地向中国境内的数百家美资工厂实施禁运，从而禁止这些工厂向他们的全球生产业务提供关键组件。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的大部分直接投资是应该受到欢迎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一些中国企业要比美国本土企业更乐意在美国投资。
在美中关系方面，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包括：为稳定贬值的人民币、限制双边贸易逆差，与中国进行协商。特朗普对美国公司实施的干预，几乎不会减少贸易逆差。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结构性的，其背后的原因包括：中国的大规模出口、“避风港”美元估价过高以及美国储蓄率低等。北京理解由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失业现象是美国总统面临的政治问题，将会据此与美国协商。对于贸易逆差的问题，北京可以做的事要比华盛顿多，北京也会对此进行协商，不过要在特朗普停止与台湾对话的前提下。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向北京提出的贸易要求必须具体且合理。可问题是，他能否管好自己的行为？
托马斯·豪特（Thomas Tout）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与蒙特利明德国际研究学院的兼职教授，波士顿咨询公司前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