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余英时先生米寿，他不用手机，也不用电子邮件，不为外物所役，本来想给先生打电话祝贺，又担心他觉得俗套。又或者，应该有更多先生的门生故旧会为先生祝贺，他也许忙的顾不过来。
电话终于没打。但作为深受余先生恩泽的学术晚辈，非常想在这样的时刻对先生表达我的敬意。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和余先生相识也快十年了。
最早和余先生联系，是得益于李泽厚先生的引荐。因为读过余先生所有的著作，所以虽然是第一次联系，却没有陌生感。第一次通电话，就聊了近两个小时。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余先生正在开展他新的学术计划，治学至勤的余先生，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后生晚辈，竟然能不厌其烦的解答那么久，于他来说，不能不说是时间上的浪费。然而至始至终，我没有感觉到先生有一丝厌烦。至今想起来，还是十分感念。
之后虽然知道先生繁忙，却有难忍向先生请教的机会，时常会有问题向先生请教。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问题，是我问余先生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百家争鸣之后选择了儒家作为正统。当时余先生没有回答，后来他在写《天人之际》一书，对此却有阐发。不敢说这是我和先生探讨的结果，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余先生感兴趣的问题，他没有回答我，恰恰是老辈人的严谨所致。
拙作《燕京大学1919-1952》出版之前，作为以余先生为学术偶像的我，，再加上，余先生的父亲曾经在燕京大学执教，余先生也曾经在燕大短暂求学，所以想请先生写几句话。先生是爱惜羽毛的人，在门生故旧之外，极少为人写序。先生当时也是推辞的，后来又不忍驳我情面，于是写了一封短信给我，说由我处理。但就是那么短短几句话，先生竟然通读了全稿，并仔细问我当时搜集材料的范围，这又是余先生那一代人做学问严谨的体现。
我很少崇拜人，尤其是中年以后，倪匡是我青年时的偶像，中年之后，余先生是唯一让我在学术上崇拜的前辈。我的思想启蒙，最早得益于胡适之，学术启蒙，则受益于余先生。常常想，在一个没有胡适的时代，能够读到余英时，我们是多么幸运。
以余先生，取得的成就，即使举步不前，也少有人能有企及。但是余先生的勤奋，在我所接触过的前辈中也是罕见的。有一段时间我给余先生打电话颇勤，之前不知规律，总是在美国时间上午的时候打过去，结果都是陈师母接电话，每次的回答也都相同：他去图书馆了。后来陈师母告诉我，余先生都是早晨即去图书馆，下午再回去。这种对于学术上的不懈追求，常常给我一种不敢懈怠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