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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出出主意：家暴受害者不愿报警，我们公检法还能怎么救？”

底线思维 · 公众号 · 政治 · 2024-12-25 12:40

正文

左玮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此前，我在采写涉家庭暴力案件在执法司法和社会治理层面的困局时，发现其错综复杂、清理法理的纠葛以及衍生困境，远超大众想象。

其中，一个受访者令我印象深刻。阳女士（化名）是该领域权威专家，隶属中国心理学会CPS系统（全国仅4000余人有相关资质），目前在某大城市从事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在提及一个典型个案时，一向将个人生活与工作“边界”牢牢把控的她竟泪眼婆娑：

“我们在职能范围内已经做到极限了，甚至私人越界想去拯救受害者，但还是看着情况越来越糟，以至于我自己都在接受其他心理咨询师的督导。”

她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这个典型个案陷入了僵局，希望你能模糊化处理后发表，让观察者网的专家和网友们集思广益，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解题思路’。”

满头是血的阿珊（化名）来到某医院外科就诊，在问诊的过程中，女子透露是被丈夫殴打的。接诊医生根据后脑勺的伤情判断伤者所言非虚，他一边为伤者处理伤口，一边按照强制报告的要求报警，一起隐秘的涉家暴案件得以被“看见”。

“你不要乱说，这是我自己弄伤的。”谁知，当阿珊得知医生要报警，坚决否认伤情系家暴所致，她不顾众人的安抚，强行离开了医院。

“为什么不能强制要求她配合调查呢？”

“这种情况严格叫‘涉家暴案例’，都不能成为‘案件’。女方不愿意报警不愿意和警察见面，又再三保证是自己弄伤的。即使有医生陈诉，这种当事人反复更改的措辞是不可能被警方固定和采纳的，也就没有足够的依据强行介入。”一名民警解释。

影视配图

家暴不是家务事，公权力该不该干涉？目前已达成共识——该。但部分受害者出于面子、子女、财权纠纷、生活质量等原因，并不会主动寻求帮助甚至对公权力介入“自己家事”较为抵触。多名公检法受访者坦言，很多家暴案件的难点就是取证工作——公安机关的案件记录、医疗记录等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缺失当事人签名、时间久远等。

“实际上，她的伤情已构成刑事案件中的轻伤，以我们当地公检法机关和民众对家暴的态度，首次判决就会判离。”一名知情者坦言，“但受害者不愿意配合，错失了这个案例中唯一一次固定强力证据的机会。”

女子对公权力“刚性”机关介入“家事”如此抵触，当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联席部门，便考虑由“柔性力量”入手。

很快，妇联、民政、卫健、社区等介入此案，基层治理“微网格+五大员”派遣到位。五大员‌是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承担特定职责的角色，本案中为网格员、人民调解员、社区民警、心理工作者和社工。

对此，一名法官告诉我，“虽说社会治理五大员属于公权力的一部分，但其介入家事案件的法理依据不足。没有法理依据也就没有强有力的刚性手段，通常只能先调查了解，再‘以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反复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在调查走访中，大家掌握了阿珊的具体情况：阿珊快五十岁了，潮汕人，系外来务工人员；在某街道开有一裁缝店。

调查员梳理了阿珊一天的活动轨迹：清晨起床为全家做早餐——早上送孩子上学——赶赴裁缝铺挣钱养家——接送孩子放学——买菜做菜吃晚饭（已八、九点）——饭后辅导孩子作业——丈夫孩子睡觉后清洗碗筷做家务——凌晨上床睡觉。

“因为晚上才能洗碗打扫卫生洗漱，他丈夫嫌她吵到自己休息，就会打骂她。她上床后也长期睡不好，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糟糕，感觉就靠‘还得养孩子’那一口气撑着。”为了拯救这个深陷泥潭的母亲，街道和社工们找到了她的小裁缝铺，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阿珊总算打开了心扉。

阿珊的自述结合有关部门的调查，一个藏在繁华都市隐秘角落的令人窒息的家庭浮出水面。

“夫妻都是潮汕人，小学文化，两人系老家包办婚姻，感情并不深厚，男方曾有出轨行为；两人共育有6个子女，其中2个成年后便和原生家庭断了联系，另外4个未成年人，2个在我们当地读书，2个休学在家；男方没有工作，也不参与子女抚养和教育工作，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女方的裁缝店，家务和子女教养也全由女方承担。”

阿珊的情况和大部分家暴受害者不同。一般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时，考虑子女羁绊、经济难以独立、施暴者事后有忏悔行为等因素后往往选择隐忍；还有一部分受害者是愿意让渡生命身体权利来换取施暴者资源，甚至有个别受害者是极端恋爱脑。

“但阿珊不同，实际上，她只要离婚，她和子女的物质和精神状态都会有质的飞越。但是她不愿意！”

一位检察官提醒阳女士：“公权力和私权利要分清边界。作为一个男人，我对这种男性之耻的人渣恨不得打他一顿，但代表公权力介入，我们是绝不能主动鼓励其中一方离婚的。”

后来，在社工们的反复动员感化下，阿珊终于同意阳女士等人介入自己“家务事”。“但丈夫从头到尾都不予配合，我们根本堵不到他人。”

当阿珊带着社工们来到自己的“家”时，出租屋里的情境令人惊讶和辛酸：没有任何窗户的房子阴森黑暗、密不透风，杂乱的居住环境，极不正常的房间安排——丈夫单独一个房间，阿珊和其他孩子挤在一个房间。

社工们将4个孩子带去全国权威医院进行身体及心理方面的检查，其结果令大家无比痛心：“休学的两个孩子确诊抑郁，其中三女儿重度抑郁并伴有语言功能退化——由外界带来的获得性沟通交流障碍。”

“孩子们有没有被家暴过？”

“从孩子们的描述中，我们推测孩子没有被家暴，但也侧面印证了阿珊被家暴的客观事实。”

“孩子们抑郁、失语症和家暴有没有关系？”

“我个人主观感受，那当然有。但证据呢？法律事实层面如何证明？”

“那孩子们的陈述可否作为证据支撑，让司法力量取得采用强制手段的依据？”

“你看又回到原点了。每次我们想要更进一步，就又陷入‘怎么界定家暴’的死胡同——客观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法律事实要靠证据，关键是她不愿意配合取证。”

阳女士思考了片刻说：“根据我们的接触与判断。阿珊不愿配合，主要受限于认知水平、文化观念和封建思想，还有明显固化的强迫性思维——比如她提过，女人是不能为难男方的；比如她说，离婚了的话，整个娘家在老家都会抬不起头；她甚至会在我们鼓励她调整生活节奏、为自己多争取一些休息时间时，质疑‘我可以这么做吗？真的可以吗？’”

为了拯救这个思想固化、作茧自缚的受害者，更为了4个孩子，妇联、民政、教育局、心理中心、社区、街道和医院不断跟进，一次次为他们创造条件：教育局为其子女免除了一切学杂费，民政部门代为购买少儿互助金、医保社保；两名确诊抑郁的孩子安排在全国最顶级医院进行治疗且医药费全免；甚至只要阿珊愿意，联席部门可以将阿珊安排在时间自由、受到保护的社区“妈妈岗”、与丈夫物理隔离。

这一切阿珊看在眼里，十分感激，但只要工作人员一提到丈夫，她又退缩了。她说：“你们别这样，其实你们介入后，他现在打我打得很轻了。”

实际上，令基层沮丧的是，此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案例在涉家暴案件中并不少见。有些受害者即使诉讼离婚，也会陷入“被家暴—离婚—施暴者忏悔—复婚—又被家暴”的怪圈。

阳女士对阿珊有着较为复杂的情感，专业素养过硬、基层办案经验丰富的她对“见苍生知疾苦”的案例已数见不鲜。比起阿珊，更让阳女士割舍不下的是阿珊的三女儿敏敏（化名）。“因为她是这个扭曲家庭里面，唯一一个为了保护母亲而对抗过父亲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尝试过救母亲和自救的孩子，但她的状况却是最糟糕的。”

重度抑郁、患有失语症的敏敏，最初根本不愿走出小房间，也不能和任何人交流。后在治疗失语症的过程中，敏敏患病的始末也逐渐清晰：作为目前家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在学校接受了良好普法教育的女儿，从来不认可母亲“男人打老婆不是啥大问题”的想法。在她青春期身体逐渐强壮后，在爸爸又一次家暴母亲时，女儿为保护母亲勇敢地站了出来，与父亲肢体对抗，却没能得到母亲和妹妹弟弟们的支持与理解。

“其他孩子太小，最多在母亲被打后安抚几句。”而正因为敏敏对母亲的保护行为，反过来让若陷于洪水之中的母亲视敏敏为救命稻草，牢牢抓住她，将她当成了情绪宣泄的缺口。“她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对女儿吐苦水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次肢体冲突后没多久，女儿就在多重压力下患上了获得性语言障碍。”

这名原本考上了高中，该和同龄人一起嬉笑怒骂“考试好卷好卷”的孩子从此失学在家。黑色幽默的是，也正因为她敢于反抗父亲的“过激行动”，反而客观上让家人们远离她，为她换得了单独的一个房间。

“我们将敏敏带回布置温馨的工作室进行干预，医生为她开了药并督促按时服用。”从夏到秋，经过四个多月的不间断治疗，敏敏逐渐恢复了语言功能，能够结结巴巴地与人交流，但交流对象仅限阳女士和意愿精神科的心理医生。

交流中，阳女士险些“越界”。

在一次看似“漫无目的”的聊天中，提起母亲祥林嫂一般的“苦水”，女孩哭着说：“我承受不了那么多，我也只是个孩子啊。”看着孩子因哭泣不断耸动的肩膀，阳女士温柔地询问她：“我可以抱抱你吗？”

孩子点头同意后，阳女士采用了心理学中严格规范的心理支撑姿势——从孩子侧面搂住她的肩膀轻轻安抚，但孩子在接触到阳女士手臂的那一刻，立即往她怀里贴，并用阳女士的手环住自己的腰，像只虚弱委屈的小兽一般，蜷缩在阳女士的怀里。

“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心里话，当我问她有没有什么渴望喜欢的小物件时，她说有。”敏敏说，自己路过蛋糕店时，总会看着橱窗里可爱精致的小蛋糕，想象它的味道——因为她从来没吃过。

一旁的阿珊着急地对女儿说：“今年我一定给你买。”换来女儿漠然的眼神和话语：“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那我给你买！”彼时，这句话已涌到阳女士的咽喉处，又被她生生咽了回去。她脑中经过长期训练的警铃狂响，那个警铃叫“边界”。

“不仅是心理专家，我们公检法人员在听当事人主述案件时，也都是些‘分裂’状态。”多名受访者在不同案例中提过：

一方面，法律讲究法理和证据，作为公权力的代言人，司法执法者不能只听当事人的一面之词，甚至要首先带着怀疑的底色去分析对方话里的漏洞，以确认主述部分哪些为真哪些为假。“要把自己从案情中剥离出来，像一个监控摄像头或者测谎机，以上帝视角去工作。”

但另一方面，办案人员也是人，即使经过不断强化训练和案件脱敏，也难免会在办案时共情并将自己牵扯其中。“你很难做到工作与生活完全分离，更难做到法理与情理分得清清楚楚。”

“越界”的办案人员里，直面人性一线的警察最多。在我了解过的案件里，有抓捕瘾君子后、轮流照顾瘾君子家婴儿的缉毒大队；有抓捕小偷后，发现其事实孤儿身份，众筹为孩子买物资积极安置的派出所；更有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诸多真实案例——死刑犯的孩子被办理该案的警察收养并抚育成长。

谈到敏敏，阳女士情难自禁，眼泪差一点掉下来。法理与情理、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究竟如何考量？这是直面基层百态的他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此案中想要或已经“越界”的，或许不止阳女士一人。

从春到冬，办案人员就像修补被摔成碎片的瓷器，一片一片地、小心翼翼地重新拼凑，敏敏也发生了可喜的改变。她从天天蜷缩在黑漆漆的小房间里，到愿意尝试与外界交互；她从沉迷网络里的虚拟世界，到主动提出自己想重返校园；她从觉得生活没救了，到会和阳女士探讨未来自己想从事的职业……

在多个积极信号下，医生与学校、教育局、社区等进行了多次沟通，准备好了复学评估、危机评估、安全协议和辅助材料等，为敏敏开具了《建议复学证明》。

“其实孩子的状况，我们鼓励她复学要担很大的责任和压力，尤其是开具建议复学证明的医生。”阳女士坦言，“为什么担着责也要这么做？因为药物和心理干预不是万能的，关键要让她先脱离恶劣的家庭环境，恢复她的社会功能。”但就像一棵重新发芽、努力生长的小树被拦腰斩断，转折来得措不及防——孩子鼓起勇气写了复学申请，母亲也签字了，父亲却百般阻挠。

对此，一名检察官无奈地说：“这就是公权力介入家事案件的矛盾之一——公权力主动介入家庭后，政府行为恰恰反过来被家庭成员的意愿绑架。”

“父亲不同意，敏敏和其发生冲突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他们全家都三缄其口。”而当阳女士再见到敏敏时，她不仅又无法说话了、还疑似精神错乱。敏敏出现了幻视的情况伴随行为异常——她用手抓饭吃，把很多卫生巾摆成阵法似的形状。

一名专家告诉我：“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不愿女儿复学，但如果阳女士们想刚性干预他，作为监护人的他有一万个理由让工作进行不下去。比如他可以说女儿状况不足以复学，比如他可以说他担心女儿口吃会被同学们霸凌。”

“且不说司法机关必须具有中立性和独立性，不能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给他扣上‘家暴’的帽子。那如果走公诉渠道呢？诚然，如果家暴造成了受害人轻伤以上的伤情，或者存在虐待家庭成员等恶劣情节，那么案件就可能转化为公诉案件。但公诉案件也需要收集证据，那又变成‘鬼打墙了’——家庭成员并不配合公安和检察院的取证工作……”

资料图，与本文主人公无关

就像“鬼打墙”。

从春到冬，从上到下，在这个家庭身上，不管是职能部门还是工作人员，都做到了尽法所能、充分履职，所耗费的司法及社会治理成本极高；且在逐步取得成效时，却被受害者的家庭成员们轻易“绑架”或“斩断”了。

一名已退休的资深检察官知晓案情后，忍不住感慨：“以前这种渣滓，我们当地公检法是可以抓去进行劳动教育的，都说社会主义改造人，现在却连‘公检法’这种‘牙齿部门’的刚性都没了——讲究恶人人权，真的几十年里被西方忽悠瘸了！”

气愤之余，他也在积极出谋划策。“试一试从男方处着手呢？这种人虽然无赖，但应该对强权有敬畏心理。那可不可以由公安摸排每逢社工找他时他躲哪里去了，去截住他进行训导批评。或者，既然女方执迷不悟要为他遮掩家暴，那能不能让关工委以‘不工作不抚育孩子’、‘家庭教育关爱不足’介入，或多个部门一起出动，找个理由把他拦下来，想办法带他去法治中心甚至看守所看一看，先对他的行为进行侧面威慑。”

近日，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意见》共24条，针对基层反应的“家庭暴力证据标准”问题，明确了可以适用的证据辅证类型，再一次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要通过司法执法和社会救助程序逃出家暴泥潭的第一步，仍是受害者的意愿和行为选择。对此，一名法官告诉我：“法律没法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目前，当地政府已将敏敏送入全国顶尖青少年精神医院进行治疗。把该家庭定为社会治理高风险家庭，各部门给予高度关注，说服邻居们帮忙，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联络相关工作人员。并将于近期，由政法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动，对男方采取强行拦截、干涉其行为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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