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是中国的“蓝藻年”，首家环保法庭10年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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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庭探路十年

实习生 | 徐芃

编辑 | 张国

每隔一段时间，贵阳清镇市生态保护法庭庭长罗光黔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工作报告。落款的“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是一家民间环保组织。

这家组织向法庭报告的，有环保局的履职情况，也有当地企业的环境保护情况。企业是不是守法，政府有没有尽职，报告尽量用数据说话。

每一个数据，都是志愿者“跑”出来的，他们四处巡视，寻找污染问题。“我们有300多个环保志愿者，400多个信息员，广布在每家企业周边。”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成德介绍。

志愿者来回奔走的开销，由被监管的政府埋单。政府把资金放在法庭，环保组织志愿者在监督政府、企业的同时，也接受法庭的监督。这种“政府购买第三方监督”的治理模式，脱胎于生态保护法庭受理的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作为中国第一个环保法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于2007年年初设立，当时环境保护法规还不够健全。 这里每受理一件新案件，都可能驶入原有法律的模糊地带。

10年来，这个法庭用一个一个的判例，来填补一点一点的空白，为法律完善提供实践参考。

政府花钱购买监管

2012年，审理完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贵州好一多乳业公司水污染的案件后，清镇市生态保护法庭把监督工作委托给了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

罗光黔当时只是想着，让更多眼睛盯上好一多乳业公司里的那套污水处理设施，让它能一直运行下去就好。

毕竟，执行难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普遍问题。新《环保法》生效后的全国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原告方“自然之友”早在2015年就拿到了胜诉判决书，可因为被告不配合，判决至今还没有执行。

▎2016年7月20日，湖北秭归县茅坪镇徐家湾三峡水库回水区域漂浮的垃圾。视觉中国供图

让罗光黔没想到的是，“监工”也成了“帮工”。 原来，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的志愿者，不少都是环保专家。好一多乳业把污染处理交给了第三方公司。运营污水设备的公司要从中赚钱，“搞一些东西”。

志愿者中的环保专家发现了这些小把戏，给企业提了不少建议，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好一多乳业从被动接受监督，变成主动向环保专家寻求帮助。遇到问题，专家能及时提出，还给企业做了不少清洁生产、清洁管理方面的培训。

看到委托监督效果不错，后续的公益诉讼案件中，生态保护法庭都沿用了这种监督方法，还牵线给清镇市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公众参与到对政府履职的监管之中。

2014年6月，清镇降下大暴雨。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赤泥大坝水位猛涨，眼看有决堤风险。不少人提出提前放水，腾空库容。但这样势必会对下游河道造成严重污染。

当时，贵州广铝铝业董事长人在广州，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成德远在北京。双方通完电话后，黄成德派出中心工作人员，和广铝抢险人员一起，在大坝上守了一整夜，每小时汇报一次水位上涨标高。黄成德同时连夜请北京的水利工程、环保专家测算，远程指导对山洪进行分流。因为处置得当，没有对下游造成污染。

贵州广铝此前多次发生过污染事故，每年都遭到不少附近居民的投诉。通过这件事，贵州广铝的决策层决定配合共建环境友好型企业项目，全面服从环保部门的监管。

环保部门数据显示，从2015年起，贵州广铝的群众投诉、环境污染事故逐渐减少，2016年至今保持了零投诉、零事故。

从案件数量、种类的变动中，看到了各方面环保意识的转变

在清镇市生态保护法庭成立前的2006年，学者吕忠梅根据公开的数据推算，全国每出现255起环境纠纷案件，只有1起会进入司法程序。

长期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王灿发教授指出， “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执行难”，让司法始终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

清镇也被这样的问题困扰，市内的红枫湖是重要水源地，为贵阳数百万人提供生活用水，被称为贵阳的“三大水缸”之一。红枫湖主体水域都在清镇市区内，上游则处于贵州省安顺市和黔南州的辖区。

因为行政区域交叉管理、行政执法不统一，红枫湖污染治理一直缺乏力度，在2007年之前，连续几年暴发蓝藻，整个湖面像绿色油漆一般，居民从家里的自来水龙头能闻到明显的腥味。

2007年也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的“蓝藻年”，在这一年，无锡太湖、安徽巢湖等湖泊暴发蓝藻。

罗光黔就是在这一年，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任清镇市环保法庭。贵阳市将水源地保护统一管理，设立环保审判庭、环保法庭，并成立了专门的保护基金会，对饮用水源上游地区进行经济补偿。

清镇是贵阳市下属的10个县级市之一，但生态保护法庭在设立之初，已经突破了清镇市的地域范围，统一负责贵阳市所有一审环境保护类别案件。

冬去春来，红枫湖边的花朵谢了又开，贵阳人从湖水里看到了环境的变化。10年间，清镇生态保护法庭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 庭长罗光黔也从案件数量、种类的变动中，看到了各方面环保意识的转变。

贵阳别名“林城”，森林资源丰富，最初几年，环保法庭每受理10个案子，七八个都是滥伐林木、森林失火这样的刑事案件。后来，政府部门以原告的身份越来越多地走进法庭，“行政案件、行政非诉案件增多，说明行政机关积极作为。”罗光黔介绍。

2014年，罗光黔在分析案件受理情况时发现，有3个县过去六七年内，很少出现行政处罚案件，他和院长一起过去开座谈会，“讲一下我们环保法庭是干什么的，我们能够为行政机关提供什么样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政府积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