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人才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一个民族的创新度高低,跟这个国家的教育息息相关。在中国,但凡提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很焦虑。因为我们的教育,似乎不仅不能提供这样的人才,还可能将可能的创新人才扼杀掉。
不消说,用一个现在时髦的说法,教育属于人才的供给侧。供给侧出了问题,当然需要改善或者说用改造来加以解决。但是,教育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却不是供给侧单方面的。单从供给侧想办法,其实问题无解。
有供给就一定有需求,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需求侧。供给是需求产生的,而是不是相反。需求产生供给,催生市场,需求是拉动一切的源头。如果不从需求考虑问题,供给侧这边再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
我们这个社会,天天在喊创新。其实,教育界也是一样。教育界的领导倡导创新,一点都不比别人差。什么都要创新,大学里研究生考试出题,也被要求必须创新。秘书写稿子,如果不编出几个新名词来,就会被领导批。但实际上,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却不是创新,更不怎么需要创新性人才。
想想小时候,大人对小孩说的最多的三个字是什么?不就是“乖”,“听话”吗?事实上,在成人的世界里,乖和听话,恰是所谓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基本的品质。社会上,也最需要这种人,官场尤甚。古人苏东坡到死,才发现自己受骗了。他说:“人家养子欲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苏东坡的做官史,几乎略等于流放史,一直被放到天涯海角。如果不是宋代不兴杀士大夫,此公的脑袋恐怕早就被砍几回了。然而,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才会有旺盛的创造力,才能有脍炙人口的诗和文。但是这样的人,官场是不需要的。官场需要的,恰是跟苏东坡相反的,唯唯诺诺,毫无创意的人。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伺候过三个皇帝,有什么制度和政策上的创意吗?没有,有的只有多磕头少说话,但是皇帝喜欢,给了他盖世的尊荣。后来的徐世昌和袁世凯,是一对好朋友,在晚清最后的岁月,都是显赫的人物。清朝的新政,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有袁世凯的贡献,而徐世昌,不过跟着而已。但是,袁世凯被赶回了老家,徐世昌却官运亨通,成为那时节汉人官僚中位置最高的一位。官场和社会,给予正面激励的,不是创新者,而是平庸之辈。创新的人,即使能成功,其风险也是巨大的,稍有不慎就折了。
官场引领社会,是中国的惯例。官场的需求,就是社会的需求。不管怎么喊创新,但实际的需求侧,却要的是平庸听话之人。那你让作为供给侧的教育,又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