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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走向的三大疑问——“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给出了“行胜于言”四字铿锵有力的回答，再次展现了大国自信，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其实近百年来，全球从低收入发展阶段走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有一百多个，但从中等收入阶段如愿走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却屈指可数，仅仅只有13个！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梦”必须面对的顶级真问题，实现中国式跨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秘密武器？著名经济学家贾康在新书《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给出了他的深刻见解。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作者：经济学家贾康
图片：视觉中国
编辑：貮黍
中国在经历30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现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的障碍，而且各项改革大都已经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
“深化改革决定可持续增长”， 而让经济保持持续较高增长才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命运的收入之坎、发展之坎、创新之坎和国家之坎，甚至是关乎我国国民心态的心理之坎。
①“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
在30余年高速增长后转向“新常态”的新起点上，经济增长发展的底气和市场成长的巨大潜力仍在，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建设场景触目可及，给人印象深刻；但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和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更日趋明显、咄咄逼人：雾霾已动辄打击大半个中国，地方某些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有的甚至演变成震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
②“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7%左右的区间，“新常态”的“新”已明确，而“常”未达到，即还未完成触底企稳，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正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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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重视与争取的，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跟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大潮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在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等方面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兴利除弊效应)，而使所有这些红利能够如愿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不停留于口号而变为现实，进而可综合性地凝聚而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化解种种矛盾制约的“改革红利”。
③ 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系列改革创新打开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十八大之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改革的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动手术”“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且与意识形态因素的阴晴变化叠加。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又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交出答卷的历史性考验。
“十三五”时期是挑战机遇并存，进一步引领“新常态”的关键时期。在追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上，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给世界开出的一剂特色药方。以供给侧改革引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和综合功能、绩效的总体跃升，体现为以改革为现代化“关键一招”的制度供给“守正出奇”。一言以蔽之，就是实施理性的供给侧改革创新，以有效制度供给为统领的供给体系，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回应需求侧的演变，而在创新驱动中继续超常规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央决策层实已把“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视角从学理层面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政府科学决策的支撑，未来中国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上的探求，也正是践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现代化创新发展过程。用新供给引领新常态，将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地应对挑战、把握机遇、成功跨过“中国的坎”。
▌“秘密武器”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带有顶层规划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供给侧”制度变革的总纲应当体现其最浓缩、最不可忽视的精神实质，即从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到现代政治文明所形成的重要逻辑联结。
《决定》中将“现代国家治理”表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需基于不同经济体横向比较而得出的概念，具体而言，是世界民族之林横向比较后进入文明发展前列状态的判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十分明显，一不能走历史上某些经济体大量海外殖民之路，二不能走另一些国家“剑走偏锋”的军国主义之路，只能在全面开放框架下走与全世界“做生意”的经济社会和平发展之路，以“三步走”而联通抵达“中国梦”的战略设计，实质上是从“韬光养晦”“不争霸”连接追赶过程，最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
▌“秘密武器”二：现代市场体系。
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被落实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表述上，就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产权制度上的改革，要主要推进明确表述的“混合所有制”，以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化代表形式，其容纳力和包容性完全可以把“国”的、非“国”的、“公”的、非“公”的所有产权充分混合在一个个企业内部，从而以一个共赢的方式，在法治框架下无阻碍地实现相互合作与潜力释放，而PPP模式恰恰与之相贯通。
PPP作为制度供给的创新，就是使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得到各方面更多认同，也是得到政府应该“更好发挥作用”的各种可操作机制匹配磨合的一个重要改革事项。应把其从融资视野提高到管理模式创新，再从管理模式创新提高到全面改革配套必备事项，即实现制度供给方面的重大创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PPP这一创新的制度供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的战略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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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武器”三：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与全面改革的支撑。财政可称为政权体系“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处理的是公共资源配置问题，而公共资源配置及其优化一定会拉动和影响整体资源配置及其优化。财政预算体现国家政权活动的范围、方向、重点和政策要领，以“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的财力安排规范政府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使政府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央要求于2016年要完成重点、基本任务的财税配套改革，势必倒逼整体考虑下的经济改革和与之联动的多方配套改革——这种公共资源配置中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必然要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这完全符合所有的经济学知识和逻辑演绎分析，没有任何夸大。
▌“秘密武器”四：现代政治文明。
中国要走向现代国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境界，不建设法治社会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习总书记强调“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则是直指这一问题对我们现在执政党“自然法”式合法性意义的严重销蚀和挑战。习总书记在司法工作会上提出要清除我们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取向是“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案件中看到公平正义”，这个方向完全正确。
但是实际生活中，不可能让中国天文数字的每个案件都能真正符合公平正义，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不公平正义案件判决的比重下降到最低限度。经济改革与行政、司法改革等其他方面的改革将互相激励，为构建公平正义、繁荣强盛的国家共襄壮举。
▌“秘密武器”五：现代发展理念。
以创构新动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升级为必选重点的“十三五”规划，还必然与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和政府履职的机制改造相交汇，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国土开发、城乡建设、公交体系、环境保护、区域振兴等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稳增长、优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护生态、惠民生。
实干兴邦，事在人为。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大热点和难点、最需要做实的大事，就是攻坚克难地深化改革，“守正出奇”地将有效市场与有力和有限的政府实现成功的结合。大原则是将“顶层规划”的贯彻和必要的“先行先试”相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法治建设跟随和肯定创新开拓的成果，以改革的实质性激发潜力、释放活力。
客观地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二元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新起点上的新动力仍然强劲雄厚，但同时很大部分的新动力源是以“潜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潜力、活力涌流出来，真正实现转变方式、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提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对接全面小康，而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通中国梦愿景，必须义无反顾、“壮士断腕”般地推进和深化历史性的全面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新著《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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