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动机与效果理论 培育历史解释素养——以全球航路的开辟及其影响为例

深挖动机与效果理论  培育历史解释素养

——以全球航路的开辟及其影响为例

东莞市第一中学  林明豪

东莞市东华初级中学  余晓杨

历史的回廊是如此曲折，而个人的认知又极其有限。欲达成接近真相的历史解释殊为不易，以至于我们常常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借助某些理论视角去廓清历史的迷雾，把过去人们看似杂乱无章的经历加以条理化，并赋予其意义。《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即指出，历史解释素养是“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和方法”。学生要“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和解释过去”，“辩证、客观地理解事物”，“还要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可见，恰当的解释方式、辩证客观的思维以及对因果关系的揭示，都是培育历史解释素养的基本要求。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们的活动而已。”动机与效果理论把带着某种主观愿望去从事社会实践的历史主体和他们的活动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在观察和分析历史事物时具有化繁为简的统摄力。笔者通过对该理论的学习，进一步发现其与一些常用的观察视角如“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应然与实然”“局部与整体”“变化与发展”存在密切联系。缺少了这些视角，对动机与效果理论的运用则有可能会浮于表面。

本文以全球航路的开辟及其影响为例，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结合上述多种视角深入挖掘动机与效果理论的释史价值，旨在探索出一条能增进学生辩证思维、提供有效分析方法的历史解释素养培育路径。

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所谓动机，便是上述推动人们从事某项社会活动的“自觉的意图”或“预期的目的”，属于主观的范畴。所谓效果，则是指历史人物在“自觉的意图”或“预期的目的”指导或支配下从事某项活动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密不可分之整体。

历史解释绕不开的首要问题便是，历史人物这样做的意志即思想动机是什么？“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等。

以《中外历史纲要(下)》第六课《全球航路的开辟》为例，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即“思考点”栏目提出的“西欧人为什么要进行远洋探险，开辟新航路？”事实上，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全球航路开辟过程中，西欧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为了自己的要求而自觉不自觉地汇聚在一起”，共同参与到探险和殖民活动当中，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历史合力，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崭新图景。

如前期扮演主要角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他们支持航海活动旨在开疆拓土及增加收入；西葡两国甚至意大利热那亚的商人眼红威尼斯人对东方香料贸易的垄断，想要另辟蹊径；冲锋在前的西葡两国贵族们追求财富、土地和奴隶；航海探险家哥伦布之流怀揣着对黄金的渴求、对荣誉的向往乃至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感；手工业者和农民则更多是为了自己的生计……

总之，西欧人各式各样的动机是强烈而鲜活的，驱使着他们逐步走向浩瀚的未知海域。在教学中我们难以一一展开，但教材中“史料阅读”栏目提供的一手材料非常典型，足以说明黄金、香料、领土以及扩张基督教势力等主要动机。

如果说考察人物动机是分析历史的起点，那么对历史动因（或动力）的追问则是历史解释的本质要求。把动因等同于动机正是常见的教学误区。在了解哥伦布等人的动机后，老师需要引导学生去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恩格斯强调：“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简单来说，历史人物的动机是由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环境造就的。以全球航路的开辟为例，“欧洲航海的最初目的是寻找通过东方的新航线。”后起的英、法、荷兰诸国对高纬度地区的远洋探险亦是如此。这里需要抓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新航线”，另一个则是“通往东方”。欧洲人想要开辟新航线相对容易理解，学生通过初中的学习已然知晓，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威胁到中世纪以来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商道。虽然“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但沉重的过境税已经极大压低了西欧商人的商业利润。

问题在于，当传统商路受到威胁时，为何偏偏是西方人迫切地寻找到达东方的新航路而不是相反？故从根本上讲，“新航路开辟的深层原因，应归结于西欧自身生产不能满足自我需求”。

中世纪欧洲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特别自十字军东征以后长期从东方购买香料、丝绸等高级消费品以及谷物等一定的生活必需品。最明显的例证是，地理大发现初期达·伽马之辈去东方“并不是为了卖东西，而是为了买东西或抢东西”。长期的贸易入超导致本身产量就很有限的西欧黄金不断外流。加之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较早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西葡两国的封建主生活方式日益奢靡，西欧贵金属不足的问题在15世纪更加凸显。而《马可·波罗行纪》对东方香料盈野、黄金遍地的描述，西葡两国在与阿拉伯人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宗教狂热氛围、鼓励开拓和冒险的人文主义精神等，都成为此时格外渴望黄金的西欧人向未知海域进军的重要动力之一。

总之，东西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中世纪晚期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西葡两国特殊的政治和宗教因素等动因，“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至此，教师可以引用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加以升华，在史论结合中渗透唯物史观素养。

不难看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从人物动机追溯历史动因，显然会比直接讲述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等历史背景要更加符合历史教学逻辑和学生思维方式。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也已然能够尝试回答“问题探究”栏目的梁启超之问。为什么“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不同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形成了迥异的历史动力机制，从而造就了中西双方从事远洋航行的不同动机。隐藏在哥伦布寻求黄金、香料、归化异教徒等动机背后的前述动因，使新航路开辟不至成为郑和式的“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当然，历史动因与人物动机是变化发展的。譬如新航路开辟后随着西欧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到来，“卖东西”越发成为航海者的重要目标。

如果说动机是联结历史动因和实践活动的中间环节，人们的实践活动则乃联结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基础。空有意志却缺乏实践过程，无异于白日做梦，而无法对现实社会产生任何效果。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就是人们“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对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叙述是不可或缺的。

以全球航路的开辟为例，迪亚士发现好望角、达·伽马绕行非洲抵达印度、哥伦布西航到达美洲、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等，都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航海探险的标志性事件，可让学生在初中学习基础上进行简要回顾。继起的英国、荷兰等在高纬度、南半球地区的探险活动属于高中教材新增加的内容，亦可采取地图加表格的方式予以概述。

但仅仅如此也很可能让学生误以为，历史不过是某些事件的集合体。关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学生获得的也许只是一个个高度简化的结论，比如想去东方寻找黄金香料的哥伦布在1492年的西航中发现了美洲。

问题在于，真实历史的演进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是由抱着特定动机的许多人共同创造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会受到多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人物动机与历史效果之间并不存在数学推理式的因果关系。诸如人物的性格特点、某一个奇思妙想、突发的自然灾害、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发生得太早或太晚，都会对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故通常情况下，人们“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基于上述情况，教师有必要通过补充一些历史细节适度展现偶然频仍的实践过程，以引导学生认识人物的主观动机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有限性，了解历史事物的多种发展走向，进而理解客观效果常常是合力的结果。不过，具体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因此，学生也需要在感知历史偶然性基础上深化对必然性规律的认识。

仍以哥伦布的西航为例，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鉴于15世纪以亨利王子为代表的葡萄牙人在航海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第一个伟大发现即美洲大陆的发现在西班牙的赞助下取得似乎有悖常理。而似乎更有悖常理的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原因竟在于葡萄牙人的地理知识比西班牙人更先进”。

哥伦布参照托勒密的世界地理观（所估计的地球赤道周长仅是实际长度的3/4，且严重夸大欧亚大陆两端距离）、圣经上的说法（地球上水域面积仅占1/7）、《马可·波罗行纪》（对亚洲宽度估计过高）、1410年法国红衣主教皮埃尔·戴利所著《世界的样子》(认为从伊比利亚半岛西航的话顺风几天就能到达印度东部海域)、15世纪70年代佛罗伦萨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的西航建议(过低估计里斯本西航到达中国的距离)以及其他流传广泛的天文地理著作，计算出从非洲西海岸的加那利群岛与日本的距离为2550海里(实际上是10600海里)，与中国杭州的距离仅为3550海里(实际上是11766海里)。

根据这一计算结果，哥伦布乐观地认为最多28天就能横渡大西洋到达亚洲沿海，而有更加丰富航海经验的葡萄牙人对此并不信服。但历史的偶然性就在于，“一个极大的错误导致了一次极其伟大的发现”。哥伦布西航行动的目的是到达东方，但行动的结果却是意外地发现美洲。

具体到1492年哥伦布船队的首次西航，当时船员们一度已“不堪忍受，怨声连连”。假如哥伦布和其他两位船长在关键时刻没有继续坚持，或者他们事实上需要再多一周时间才能到达巴哈马群岛，这支几经波折才组建起来的探险队则也许会无功而返，哥伦布与他所认为的“印度”亦将擦肩而过。在哥伦布声称发现印度的刺激下，葡萄牙人加速了沿非洲西海岸向东航行的探险，最终由达·伽马于1498年驶达印度。哥伦布的固执己见同时鼓舞了人们在南北美洲的持续探险，并最终为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行奠定了基础。由此可知，“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

但我们也得看到，哥伦布的错误计算“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为依据的设想上的”，在西欧流传甚广的地圆说便是其中之一。中世纪后期欧洲人在造船、航海图绘制、季风洋流知识等方面都取得较大进步，为哥伦布追逐梦想提供了必要的实践手段。

总的来说，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伊比利亚半岛崇尚探险的环境、同时代学者(包括教皇、主教等)对世界地理知识的积极探索和推广、基督教文化传统都对当时包括哥伦布在内的众多热衷航海探险的欧洲人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在哥伦布偶然发现“新大陆”的历史表象下，隐藏着西欧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深层的历史动因、人们的强烈动机以及必要的实践手段推动下，即便哥伦布未于1492年发现了与其本初目的相差甚远的美洲，美洲命运的齿轮也大概会在不久的将来为欧洲的哥伦布们所转动吧。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师生想全面阐述实践过程的各种偶然性颇为不易亦无此必要。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可抓住一两个代表人物和典型事件，从其中体现出来的若干偶然性因素及相对应的偶然结果，去把握动机与效果之间充满张力的因果关系，并尝试从更大的历史视野去揭示偶然背后的必然。

任何动机只要付诸行动，就必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产生。一般来讲，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具有一致性，即“求仁得仁”。比如渴望香料的达·伽马从印度满载而归，获利颇丰。但历史总是充满超出人们预期的偶然性，以致动机与效果之间常常并不完全统一乃至背离。“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人们生活中常说做某件事没有什么效果，实际上是该效果不符合其预期，而这正是历史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