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精神”的文本化

（图为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部第二章“资本主义的‘精神’”为了解韦伯（Max Weber）思想提供了一个切口，“资本主义精神”的文本化即指在一定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对这一议题的铺陈与阐发是如何落实到文本的。第二章中，韦伯论述时围绕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历史实体”抽丝剥茧，先明确“具有义务效力”为此精神的突出特质，接着通过对比传统主义来进一步界定其内涵，指出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原动力的重要性，并揭示这一精神与非理性的宗教天职观具有亲和关系。同时在方法论层面，第二章渗透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因果多元论和理想类型/理念型等认识，其中第一点奠定了全文的整体框架，后二者则具有相对性与可变性的特征。此外，这一文本的经典还在于它跨越时空带来的洞察和启发。

韦伯在第二章中以西方独有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特性——资本主义精神作为阐释对象。首先，他明确说对精神的定义当成形于研究之尾，这是由其“历史实体”的性质决定的。接着韦伯举例说明这一精神的意涵，他引用了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对欲富者的必要提示》和《给年轻商人的建议》两部书中的一些表达，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天生具有孳生繁衍性”“对自己的支出与收入精确地计算清楚”等。这些劝导的特征尤其体现在“认为个人的义务在于以扩大自己的资本作为前提利益且为目的本身的想法”，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指“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强调以合理的方式赚取财富并克制享乐以达到成功是一种美德。

韦伯发现这种带情操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一些宗教观念紧密关联”，因此需要把精神从因转为果，探索它如何出现在人群团体中。韦伯通过比对前资本主义或者说“传统主义的那样一种感觉与作风”来进一步明晰资本主义精神：它们之间曾历经了一番艰苦争斗，其分殊不在于对钱财的欲求程度。肆无忌惮地骄奢求利或悠闲地仅为满足一贯需要都是传统者的质素，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是克服传统并视劳动为绝对目的的新观念，而“通过宗教教育的结果，战胜传统主义因袭章程的机会也最大”。接着韦伯更详细地做了一个关于19世纪欧陆纺织工业某些部门的生活变革的思想实验，说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而非货币量所从何来的问题才是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正是那些新式企业家具备了“与适合于过去的传统主义迥然有异的另外一种伦理资质”、一种崇尚“建立在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生活行为”的精神趋力。

在淡忘宗教、推崇（工具）理性的后世者看来，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道德面向与伦理准则毫无关系，和宗教思想之间则更毋宁说是消极负面的联系。然而就理想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言，其生活样式往往具有禁欲的宗教色彩，给人以“遂行天职”的非理性感受。现今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不怎么认同宗教，这种精神也易被理解为纯粹适应经济秩序的产物，但“这些都是近代资本主义业已取得胜利、并解脱昔日支柱之后的时代才有的现象”，因而需要追溯资本主义与宗教力量结合以打破旧有经济规约的可能性。韦伯指出，恰是与宗教天职观具有一致性的职业义务理念为资本主义奠定了伦理层面的基础和支撑，那么这究竟生发于怎样的思想氛围？韦伯否定了将资本主义精神纳入“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部分现象”的简单机械认识，强调“理性主义”的复杂构成和历史性质及其中包含的矛盾。而至于进一步探究资本主义精神中天职观的非理性起源，则是第三章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