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4年，孙中山为培养革命军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不仅开创了近代军校中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先河，也对地方旧式军队的革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建国湘军首领谭延闿追随孙中山，积极支持黄埔军校办学，并仿照黄埔军校创办建国湘军讲武堂，以推动湘军的革命化。建国湘军讲武堂招收的学员以湖南籍为主，虽然地方主义仍非常明显，但已积极宣扬革命思想，注重军事和政治教育。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建国湘军讲武堂等军事教育机构与黄埔军校合并，谭延闿系湘军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军事教育上实现了革命化。黄埔军校对谭延闿系湘军革命教育的影响，既体现了黄埔军校的先进性，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在粤各省军队革命化的复杂性。
关键词：
黄埔军校;谭延闿;建国湘军讲武堂;革命教育
北伐前夕是中国各武装力量急剧更迭之时期，南北各军政势力格局的演化微妙且复杂。在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中，军队派系林立，粤军、湘军、滇军、桂军虽然拥护孙中山，但各自保持相当的独立性，本质上仍是地方军阀。1924年，孙中山为“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建立黄埔军校。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军事政治学校，也是孙中山创建“苏俄式”革命军队的开始。面对这样一所新生的军事学校，各地军阀并不支持它，在粤的各军队对其也态度不一。然而，在苏联军事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校不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而且对旧式军队的革命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学术界对黄埔军校的建校、学员的培养及其历史地位都有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黄埔军校建校后在粤各地方旧式军队革命化的研究不多。本文重点利用《谭延闿日记》，辅以电文、报纸、杂志和文集等史料，以谭延闿系湘军为例，分析谭延闿对黄埔军校的态度，以及黄埔军校对谭延闿系湘军革命教育的影响。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依靠军阀和旧军队绝难完成革命重任，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1921年8月，孙中山在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信函中言：“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的）组织。”1921年12月，孙中山在对滇赣粤军演讲中又言：“彼俄国之新政府，名为劳农政府，实即农工兵政府。其军人皆有主义、有目的，故能与农工联合而改造新国家。吾国今日之军人，倘亦具有主义及目的，决心改造新中国，其效果必在俄国上。”同月，孙中山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者向孙建议“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设立一军官学校”。之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和筹建新型军事学校。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并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原黄埔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详述其创建军校以培养革命军人之缘由。他认为中国革命十三年之所以失败，“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在孙中山看来，当时广东各路军队，还不能称为革命军，“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成革命军”。至于如何造成革命军，孙中山强调：“要从自己的方寸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象（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地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黄埔军校建立后，在招生上遭到各地军阀的阻挠。黄埔军校的招生宣传在国民党“一大”前后便已开始。在广州以公开刊登招生启事的形式，“承诺以公正无私的态度，选拔优秀人才，期冀各地青年踊跃投考”。然而，在广东以外的省份，只能通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地方组织用秘密或半秘密的方式招收。“当本校初设之际，正曹吴祸国之时，彼等遍置爪牙，肆行割据，以增厚其势力，巩固其地位，各心怀畏惧，百计阻碍，以致本校在各省招考学生不能公开。惟托本党同志秘密进行，已多感不便，而军阀之较悍者（如贵州督军周西成），其且限制青年出境，以为对付之策。”秘密招生多有不便，使黄埔军校不能按预期以省籍分配招生名额。
其实，在粤的各省客军，对黄埔军校也是态度各异，支持或观望者有之，轻视甚至暗中阻挠者亦有之。黄埔军校学员的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等，都由学校供给，而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经费常常无法得到保障。广州革命政权力量微弱，不能完全控制财政。杨希闵、刘震寰凭借滇、桂在粤客军的武力支撑，把持广州财政，扩大自身势力。黄埔军校的办学宗旨与杨、刘的利益存在冲突，故杨、刘常克扣军校经费。虽然革命政权规定黄埔军校经费，“每月由广东财政厅、广州公安局、市政厅等机关支领（公安局一万五千元，余各五千元），卒以此等军阀之阻碍，未能如数领得，以致本校经费状况困难达于极点”。廖仲恺为筹措资金费尽周折，“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
与杨、刘军阀不同，谭延闿对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予以了积极支持。谭延闿在1920年第三次失去湘督之职后，便逐渐向革命靠拢。孙中山因陈炯明兵变避乱上海时，谭延闿常与孙中山探讨国是，“过从几无虚日”。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谭延闿放弃“联省自治”主张，开始信仰“三民主义”。1923年3月，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在国民党“一大”，谭延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开学前，他亲自为黄埔军校题写“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名。黄埔军校开学后，谭延闿到校参观、发言并对军校赞赏有加，他虽然没有直接管理军校事务，但在政治和招生等方面均支持黄埔军校。
谭延闿认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对黄埔军校中的苏联人士亦积极联系交往。根据孙中山的要求，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创办，军校内设有党代表，最高领导机关为校部，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间，孙中山聘任鲍罗廷为政治顾问，聘请加伦为军事顾问，白礼别夫为步兵顾问，加列里为工兵顾问。谭延闿属于国民党内偏左的人物，认同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举措，对鲍罗廷等人的建议多为赞同。1924年8月广州商团罢市，鲍罗廷建议孙中山以军事管制来应对罢市，“警告所有不营业的商店将被充公，禁止贵重物品运出这座城市。与此同时，鲍罗廷还强烈主张动用正在广东全省涌现的工农武装向商团军进攻”。鲍罗廷对商团的强硬主张，深得谭延闿的赞许。谭延闿在日记中这样表述：“开会，鲍罗定（鲍罗廷）及两军官各有献议，伍梯云为译，亦颇有至理。”在谭延闿等人的支持下，鲍罗廷的建议被孙中山采纳。孙中山于10月15日派黄埔学生军、农民自卫军和粤、湘、桂等地方军一起进攻商团根据地，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在鲍罗廷的影响下，谭延闿还任用了一批中共党员，如“老鲍（鲍罗廷）介绍李富春来，新归自法国，人亦健爽，意者C.P.（共产党）也，与谈顷之。韩毓涛由始兴来，言五团政治训练情况。刘健来，偕二人去。与逸如谈甚深切。护芳来。谢霍晋偕李富春复来，意在负政治工作之责，毅然许之”。这说明谭延闿在政治上响应且践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建国湘军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谭延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仅为黄埔军校招揽管理人才，亦推荐众多湘省青年报考黄埔军校。1925年春，在家养病的方鼎英被谭延闿电催回粤。黄埔军校正处于用人之际，谭延闿便请其至军校任职。在谭延闿的引荐下，方鼎英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方鼎英入职后，将黄埔军校办事机构设为秘书、总务、军事、外语诸科，并翻译审定了军校四大教程。1926年4月，方鼎英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教育长兼军校第四届国民党特别党部监察委员。次年7月，蒋介石让方鼎英代行校长一职，全权处理军校事务。方鼎英因军校牵连事务较多，影响较大，欲辞而回第二军（原建国湘军）。蒋介石则劝其言，党事不决可问张静江，政务不明可询谭延闿，方鼎英才同意代行校长职。可见，方鼎英在黄埔军校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在招生方面，黄埔军校虽面向全国，但受革命形势的影响，生源仍是南多北少。第一期毕业学员湖南籍者190余人，占当期毕业人数的30%以上，人数居各省首位。黄埔学员中湘籍人士如此之多，与谭延闿等湘籍将领密切相关。一方面，谭赵战争时，谭延闿积极宣扬三民主义，吸引了湘省青年南下参军。1923年8月，谭延闿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率军入湘讨伐赵恒惕。除战场上的军事斗争外，谭赵还进行着激烈的舆论宣传战，以争夺民心。赵恒惕以湖南省宪为依据，指责谭延闿部为“失意流寓之党徒，拥首倡制宪自治之人，为根本破坏省宪之举”。谭延闿则认为赵恒惕的护宪口号是“假窃民意”，“偷窃地方”，“以张私欲”，是赵恒惕反对谭延闿的“面具”。虽然谭赵战争的结果未如谭所愿，但谭延闿在湘省宣扬了三民主义，使部分湘人认识到湖南自治在南北对峙中难以实现，南下革命方为正途。另一方面，谭延闿积极为南下报考军校的青年推荐或说情。1925年5月，谭延闿曾为北方来粤的多位学生向孙中山说情，希望黄埔军校可以降低标准录取他们：
该生等向均为本党主义，在各省内地奔走运动最力之人，而亦素抱为国牺牲志愿之最坚决者，故皆不惜放弃正在修业之母校，冒尽艰险来粤，投考军校，非好为新奇，乃为异日为党为国供牺牲效奔走之准备也。今竟未蒙录取，在生等或因学力不足，然亦未必竟至不堪造就。设即如此返里，不惟无面目见故乡父老，甚至发生意外之惨剧，诚所谓欲进不能，退又不可，求生无路，求死不得。辗转思维，唯有遍恳同乡及大会代表诸公，体念生等不远数千里来粤求学之诚，务为转请大元帅恩施格外，俯准入校肄业。
谭延闿日记中亦有落榜生来访的记载，5月初有报考军校落第的旅粤湖南学生代表张农、毕磊等来访。谭延闿也乐意为湘省正考学员充当介绍人，在黄埔第一期382名学员中有93位介绍人，而谭延闿是18名学员的介绍人，其介绍数量仅次于于右任。(8)谭延闿所推荐之人，均为湖南籍，可见乡情和地缘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1）。
资料来源：陈予欢：《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第5—60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黄埔军校史稿》第11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2页。
黄埔军校创办后，谭延闿支持军校学生活动，如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之初，谭延闿曾每月支持100元以供学生作为会费使用。
谭延闿于1923年南下革命，其个人政治思想已渐趋超越地方，转向全国视野。他认识到军阀混战及其相关的地方主义，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谭延闿不仅认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且支持孙中山培养革命军队。黄埔军校创办后，杨希闵、刘震寰等多方刁难。与之相反，谭延闿却积极支持军校建设，在政治上赞同国共合作共同办校，在招生上积极为学员担保介绍等。此外，谭延闿虽未在军校中任职，但他仍会到校演讲，为军校题写校名、校训和标语等。谭延闿的支持，对黄埔军校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23年11月，陈炯明部、邓本殷部等分兵进犯广州，形势异常危机。孙中山被迫致电在湘讨伐赵恒惕的谭延闿，表示“此间军事吃紧”，“仰该总司令迅率所部星夜来援，切切”。谭延闿收到电文后，“决心放弃湘南，还救粤局”。谭延闿返粤后，不仅使广州转危为安，还令广东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有所增强。随后，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兼大本营秘书长，所部湘军编为5个军。跟随谭延闿自湘到粤的将领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陈嘉佑分别任第一至第五军军长。
1924年7月，孙中山改组军事委员会，谭延闿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孙中山将在粤各省讨贼军改组为建国军，不过各部编制仍按原有建制编成，谭延闿系湘军被编为建国湘军。同月，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节制在粤各军，全权负责北伐事宜；又任命湘军将领宋鹤庚为建国军北伐中央总指挥。11月，谭延闿在韶关召开军事大会，决定以建国湘军为主力进攻江西。然而，此次北伐谭延闿部为赣省方本仁部所败。此失败由多种因素造成，其中湘军内部将悍兵骄、各部不和是重要因素之一。
谭系湘军由湖南军队分化而出，随谭延闿入粤后，因战事频繁未能彻底整顿，队伍中旧军阀习气严重。湘军士兵的雇佣思想较浓，士兵之间多依靠乡谊的地方观念联结。在北伐之前谭延闿曾进行过短暂的三民主义教育。孙中山亦曾在谭延闿的陪同下，为在粤湘军演讲。孙中山勉励谭系湘军：“本大元帅今天来要求诸位将士的，是要诸位将士在今天立一个决心，变成革命军，共同去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然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持续性的灌输和教育。北伐中谭系湘军将领和士兵仍存在作战目的不明，政治素质较差的情况。在作战失利时，宋鹤庚、吴剑学、谢国光等将领在赵恒惕的拉拢下，竟违抗命令，率部返湘。面对湘军战力不足、人心涣散的困境，谭延闿痛定思痛，接受了方鼎英等人的建议，决定对湘军进行整顿，开始精简机构，裁汰老弱病残。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已初露锋芒，为使湘军革命化，谭延闿决定仿照黄埔军校建立军事政治教育机构，以培养湘军的革命意识。
1925年1月25日，谭延闿主持召开整理处成立会议，鲁涤平、谭道源、方鼎英、戴岳、陈嘉佑、岳森等均参会，他们“痛言整理之必要，主张旅以上官尽裁，但留团，取三三制，以八十一枪为连，计湘军可编八团。设教练处，以将官督任之，以讲武堂为改造基础”。这些决议得到全体赞同，并顺利通过。随后，谭延闿仿照黄埔军校在广州开办建国湘军讲武堂，湘军“现役及编余初级官佐入堂肄业，令陈嘉佑为堂长”。1925年2月，建国湘军讲武堂开班授课。7月，建国湘军讲武堂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为更好地培养军事人才，提高湘军战斗力，建国湘军讲武堂在学制、课程等方面都效仿黄埔军校。
学制方面，建国湘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一样实行短学制。因军事人才缺乏和战争的迫切需要，学校不能按常规学制培养人才，只能实行短学制教育和培训，让学生在实战中快速成长。建国湘军讲武堂第一期学员学制约为8个月，从1925年2月至9月（毕业典礼在同年12月1日举行），共361人；第二期学员学制约为10个月，从1925年4月至1926年2月，共440人。
机构设置方面，建国湘军讲武堂与黄埔军校亦多有相似之处。黄埔军校在校长之上设总理，教育方面设有政治部，学校事务外另设党代表以示为党的学校。建国湘军讲武堂亦有如此设置，校长之上有督办和党代表各1人，其下有教育部长、考试委员、政治部长和管理部长各1人。此外，据第二期同学录显示，学校还设立主任教官1人，副官主任1人，教官3人，政治主任4人，政治委员1人，地形教官2人，筑城教官2人，兵器教官1人，战术教官3人，卫生教官1人，军械员1人，军需3人，助教10人，训练员9人等。
在教官组成方面，建国湘军讲武堂聘请了国共两党精英参与。当时，国共合作是主流，谭延闿又赞同孙中山的合作政策，故建国湘军讲武堂亦聘请中共党员任职。如毛泽东曾担任建国湘军讲武堂第二期政治主任，李富春曾任建国湘军讲武堂第二期兼职教官，李六如曾任建国湘军讲武堂第二期政治委员，方维夏曾任建国湘军讲武堂政治部主任等。当然，国民党在军校中仍占主要地位，督办为谭延闿，党代表原为廖仲恺后为汪精卫（此与黄埔军校相同），校长为陈嘉佑，教育部长为谭道源，考试委员为方鼎英，政治部长为谢晋，管理部长为张以祥等。可见，建国湘军讲武堂汇聚了国共两党多位政要。
在课程设置方面，湘军讲武堂不仅重视军事课程讲授，还仿照黄埔军校开设了多门具有政治思想教育功能的课程。黄埔军校开创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先河，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并重，是其区别于旧式军校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具体思想教育中，孙中山倡导“主义建军”，“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是孙中山为黄埔军校题写的训词，后被谱曲成中国国民党党歌。从中不难看出，孙中山欲以黄埔军校培养的人才为骨干，打造出一支党军。除三民主义外，黄埔军校也允许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军校学生皆可阅读，“在早期《政治训练班训练纲要》中，规定政治教育课程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解剖、社会进化史等八门”。建国湘军讲武堂开设的政治课程有《农民运动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剩余价值学说》《中国近代革命史》和《三民主义》等。据当时学员留下的笔记可知，三民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军中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使学生深刻认识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危害，湘军讲武堂设专门课程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毛泽东给学员们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状况，使学员分清敌我，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此外，建国湘军讲武堂还教学生唱革命歌曲，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军官的政治觉悟。这些课程的开设和讲授，有利于学员开拓视野，树立正确的革命价值观，明白为何而战。
为更好地培养学员的政治信仰，建国湘军讲武堂还邀请政治领导人来校演讲。如鲍罗廷曾应谭延闿之邀，多次至建国湘军讲武堂发表演说。鲍罗廷的演讲不仅涵盖军校开展政治工作的目的，还揭示了湘军讲武堂学员面临的主要任务。关于军队开展政治工作的目的，鲍罗廷直言：“军队为什么要‘政治工作’，就是要训练军队，去与‘人民合作’，‘政治工作’要使人民了解去打仗的目的，如要谭总司令去湖南，不是因他个人地位。”为更好地密切联系人民和反对帝国主义，鲍罗廷告诫学员，当时有三件紧迫事情要做，“（一）研究军事学问，使训练与组织，都到好处。（二）我们要告诉军士和人民，使个个懂得我们要于‘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在压迫之下，求解放的。（三）我们要仔细研究，怎样才能与‘人民结合’。人民是不能欺骗的，必要深知其痛苦，替人民极力谋救济，方能密（切）结合”。李富春之妻蔡畅，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干事和工人代表，曾受邀到讲武堂发表演讲。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受陈嘉佑之邀，亦曾至讲武堂演讲。可见，建国湘军讲武堂积极拥护国共合作，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谭延闿经常至建国湘军讲武堂为学员们作演讲。1925年3月15日，在陈嘉佑陪同下，谭延闿“先看办事处，乃至广场演说，即昔之大成殿也。学生三百余，学兵百余，余（谭延闿）演说约三十分钟，自觉尚沈（沉）着痛快，足以感动听者，然汗浃衣矣。与诸人巡行一周，餐堂、讲堂、寝室、厨厕皆部（布）置井井”。1925年11月4日，谭延闿即兴发挥又为学员作演讲，“取孙先生革命党人不妥协一语，演说一小时乃已”。同月25日，谭延闿以不可有私人军队立论，为建国湘军讲武堂学员演说一小时。
谭延闿和众多政治精英的演讲，不仅贯彻了“三民主义”的思想，加深了国共合作的观念，而且更使湘军更加认识到革命之目的何在。此后，学员的思想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湘军凝聚力持续提升，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念亦更加坚定。
建国湘军讲武堂学员与黄埔军校学员一样，积极支援反帝运动。1925年6月，广东各界代表举行声援五卅惨案和工人罢工的大会，何应钦带领黄埔师生800余人参加。会后工农商学兵进行示威游行，至西堤沙基口遭英法军队攻击，黄埔学生死亡23人，民众死伤更重。同年7月，建国湘军讲武堂发表《敬告全国同胞血泪书》，列举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并号召男女工人、农人、商人、兵士和学生等共同参与反帝斗争。校长陈嘉佑亲为工人演讲，并言：“谁都知道这次罢工不是经济的，是政治的，从前的海员沙面是本身利益罢工，这次是政治的罢工，经济罢工影响较小，政治罢工影响全国，全世界。”建国湘军讲武堂政治部还呼吁社会各界支援省港大罢工，提出了下列口号：“一、工友为国罢工，我们不应坐视他单独奋斗。二、罢工促成了广东统一、增进和平。三、有罢工才能使帝国主义不敢再奴视华人。四、有罢工才有黄埔筑港计划。五、工友为爱国受饥寒，大家应该捐款援助。”为从经济上支援工人罢工，建国湘军讲武堂特邀请艺术名流举办游艺会进行募捐，以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
毫无疑问，建国湘军讲武堂从本质上与黄埔军校还是有区别的。建国湘军讲武堂无论是军官还是学员均以湖南籍为主，地方主义非常浓厚，但在效仿黄埔军校的过程中，提高了湘军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为建国湘军的革命化起了积极作用。
北伐是广东革命政权的既定目标，然其军队内部土客矛盾严重，新老因素纠缠，各客军之间地方观念严重，思想意识和现实利益错综复杂。故而，欲要北伐成功必先完成内部军队整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乃是欲借国家民族大义，养成革命之军队，超越在粤客军地方观念。驻粤各军多有附属军事教育机构，它们大多比建国湘军讲武堂创办时间要早，如桂军军官学校、滇军讲武堂和粤军西江讲武堂等。此外，还有各部所设讲武堂，如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等。黄埔军校筹建时，各方面条件都异常困难，孙中山曾有集中各省军所办讲武堂，合建黄埔军校的想法，只因当时广东各省军队各据一方，阳奉阴违，此设想未能实现。
为超越各省军队的地方主义，对军事政治教育的统一势在必行。然而，受革命阵营内外环境影响，此举不能一蹴而就。革命内部有杨希闵、刘震寰暗生异志，革命之外东面陈炯明部，西面唐继尧部，北方北洋军阀等势力均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广州革命政府要统一军政，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推行。
1924年8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拟设军校统一训练处，由孙中山任主席，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程潜、鲍罗廷等任委员，将陆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等处，统归训练处管理。此可谓迈出军事教育整合的第一步。10月，为平定商团叛乱，广东省警卫军讲武堂堂长吴铁城受命率警卫队参加。其间，吴铁城认为难以兼顾教育和实战，故而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使警卫军讲武堂归于黄埔军校。11月19日，程潜负责的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其158名学员被编为第一期第六队。合并缘由是该讲武堂有管理人员阻挠学生入党及设立区党部引发学潮，故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将其合并于黄埔军校。
驻守广东的除粤军外，还有滇军、赣军、桂军、湘军和川军等在粤客军，他们以乡谊为纽带的地方主义盛行，情况相当复杂。这些番号不一的各省军队，常因抢夺地盘、分配不均等原因，摩擦不断。这种情况以杨希闵所统之滇军、刘震寰所统之桂军为甚，他们入驻广东较早，占据要津、富饶之地，私截税款，不许其他各军染指。杨希闵等人加入国民党不是出于信仰，而是为了实际利益的考量。面对军纪败坏的滇、桂军队，孙中山曾批评杨、刘二人道：“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当时广东内外危机四伏，孙中山只能对滇、桂军队尾大不掉之势暂且忍之。谭延闿受命北伐时，胡汉民曾言：“组庵（谭延闿）统率的湘军，只是北伐军队中的一部，其他五六部，是否能受命组庵，便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事实确是如此，北伐期间不仅各支省军互相猜忌，配合不当，就连湘军内部也并非众志成城。
建国湘军讲武堂创办后，地方主义仍旧存在。其招收的学员主要是建国湘军的士兵和社会学生。从籍贯上看，第一期在册学员共361人，其中湘省籍者352人，占比97.5%以上；第二期在册学员共440人，其中湘省籍者422人，占比95.9%以上。建国湘军讲武堂在广东有比重如此多的湖南人聚集，势必会产生浓厚的湘省情结。
建国湘军在革命化过程中，不仅要拥有三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等信念，还要树立起将“异乡”当作“家乡”的国家观念。为此，建国湘军讲武堂有意淡化学员的地方主义。谭延闿在给学员演讲时，曾向他们阐明军队不能效忠个人，成为私人武装。鲍罗廷亦注意到地方主义对建国湘军的影响，故他在对学员演讲时非常强调广东对革命的重要性，且要求学员关注广东事务。鲍罗廷曾言：
诸位所以到广东来，以为是革命的策源地，有中山先生指导，谭总司令暨长官带你们来粤，是为主义而奋斗。诸位来此以为是在理论上，实际上，精神上，都足以发生革命的力量出来，在广东与湖南无异，所以对于广东及中国各部的事，不能漠不关心，如对于某部事不关心，是空言爱国，所以对于广东的事情，尤宜特别注意。
鲍罗廷意在用三民主义的革命信念打破学员心中的地域界限，并呼吁学员将广东看作为湖南。“我们要以广东为策源地，是替人民来革命的，庶几广东人民能舍去他与陈炯明的乡谊，来与我们接近。我们不是客体，是保护广东人民的，且将来是中国全国的保护人，到一省就是那一省的保护人。”建国湘军虽多宣讲三民主义和国家观念，但若不将军事教育纳入统一管理，则始终不能超越地方主义。
统一军事教育的关键一步，则是平定杨刘之乱。1925年2月，革命军首次东征时，杨希闵、刘震寰预谋叛乱。5月，黄埔军校学生还曾争取滇军干部学校的毕业生，促其信仰主义，响应革命，绝不尊拜个人。6月4日，滇、桂军“公然占领广东省长公署、财政部等机关，反形尽揭”。次日，胡汉民下令讨逆，东征的黄埔军校学生回师平乱。同时，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动员滇桂军校的会员，作离校运动，“有百余名学生来会，发表宣言，打倒杨刘，后均入黄埔学校”。12日，叛乱被平息，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革命政权转危为安。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为广东革命政权统一军政奠定了基础。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会上提出实行统一案，要全部废除各军省号，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与会者举手表决，全体一致通过。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以统辖各军，使军令统一，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谭延闿、朱培德、胡汉民、伍朝枢和许崇智等8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8月4日，谭延闿、许崇智、朱培德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自行解除粤、湘等建国军总司令职务。电曰：
比年以来，国家多故，先大元帅开府广州，奖率义师，力谋匡济。各省同志为至诚所感，先后云集，期于相从患难。由是有滇、桂、粤、湘、赣、豫、鄂、攻鄂军之称。又以该军各有其历史关系，不相连属，故诸军各有总司令为之统帅，其他异军特（突）起者，更要求中央直辖，以保持独立之组织。凡此皆一时权宜之制。因仍日久，流弊滋生。盖各军编制不同，兵数枪类，参差不齐，既于作战计划极感困难，而旗帜服装标识又复各自为政，驯致各军自成风气，存尔我之见，怀主客之辨，使共同努力国民革命之目的，为之隐晦。且坐是之故，军令不能统一。虽临时设联军总指挥，终以平时扞格，不能收联络作战之效。
因“尔我之见”“主客之辨”，故各省军中地方主义盛行，各军竞求自给，对国计民生贻累匪浅。孙中山虽目睹此状，引以为忧，但却被杨刘所阻，不能亟谋统一之策。杨刘叛乱平定后，方才有条件统一军政。其中，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为蒋介石，军队由党军改编；第二军军长为谭延闿，军队由湘军改编；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军队由滇军改编；第四军军长为李济深，军队由粤军改编；第五军军长为李福林，军队由其所率“福军”改编；第六军军长为程潜，军队由援鄂军、豫军、山陕军、赣军等部改编。此次整编以“军”作为最高军事单位，对军事委员会负责，希望借此以淡化湘、粤、滇、桂等地方观念。其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下辖4个师（第4、5、6师和教导师），分别由张辉瓒、谭道源、戴岳和陈嘉佑任师长。军队改编后便仿照原黄埔军校学生军，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谭系湘军中，汪精卫任军党代表，李富春任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和谢晋任各师党代表。注重革命教育的政治工作是此次改编的重要变化之一。“按党军初编练时，曾励行‘党代表’制、‘政治部’制、‘特别党部’制。国民革命军得以保持精神上之特点，于此项特殊制度，实有甚深之关系。”
军队番号、财政的统一，是淡化军队省际观念的重要一步。然而，若要以革命为目标的国家观念，超越以乡谊为纽带的地方主义，还要从军事教育机构入手，让军人从政治思想上有所改变。当时军政趋于统一，惟各军所设立的军官学校各自为政，有碍革命军进一步发展与北伐。1925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上军事委员会改革军政建议书中，明确提出军事教育应谋求统一，其言：
近年以来，各军多设立军事补习性质之学校，此本注重军事教育之好现象，然办法分歧，名称不一，即此骈枝叠出。已贻事倍功半之讥，倘或派系互分，更有利少害多之惧。欲谋军政之统一，必先谋军事教育之统一，其机关名称，应明白规定，以后一切军事教育机关，皆须统一，各部队不得自行设立。
至于如何整顿统一，蒋介石认为可新建一所高等军事学校，同归斯处；在未成立前，拟请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暂设专科，或由其他陆军学校归并，改设经理、参谋、交通、军用化学、军医、炮工等专科。有人认为，统一军事教育是蒋介石趁机打击对手、集中权力的表现。就事后而言，军事教育统归黄埔军校后，蒋介石作为校长对军队影响力的确更强。然而，统一军事教育乃是当时众多国民党官员，尤其是军事将领共同决定的。据方鼎英回忆：“蒋介石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召集各军的负责人开了一个教育会议，我亦参加该会。大家感到要统一军权，首先要统一军事教育。”此次会议，是蒋介石上书前的“吹风会”。在决策会议上，统一军事教育乃是由汪精卫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