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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微博上的@菜头普拉斯那里读到一个故事：
参建火神山医院的志愿者张元回到家，带着武汉方面给的无感染证明文件，面对的却是家乡的隔离，而且是跟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关在一起，而且还遭受各种责难和歧视，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下面这个故事是前媒体人王勇在Sars期间的遭遇，有点唏嘘，请不要类比。
17年了，那段关于非典的记忆，本来都快发霉长毛，掉渣成灰。
谁能料到，17年后，新冠状病毒肆虐，人人自危的现象比当年“非典”还凶悍，封城锁省，把人性的美丑善恶，瞬间都像皮袍下的小，全抖了出来。
老董从上海微信我，约我写一下当年采访非典的回忆，那就索性回忆一下。
哥们儿当年也是正宗“逆行者”，只是后来“政策性”违章了，没有老铁给双击666而已。
老董当年跟我一起“蹲隔离监”的时候，他突然就停下弹吉他的手，用一小截铅笔头写了半首关于“非典”的诗，我一直记得是这几句：
收割大片成熟的头颅
彼时的东北重镇长春，虽然是春夏之交，暖风阵阵，因为“非典”到来，正如老董的诗描绘那样，人们充满恐惧、焦虑，行为自私、卑鄙，政府严阵以待，俨然战争来临。
2003年5月5日，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午，我供职的《新文化报》社记者编辑们基本都在食堂吃饭，只有我在采编平台上写稿。
二道区疾控中心一名宣传员来送宣传稿，希望能给刊登，因为在全市抗非典宣传报道工作中，二道区疾控中心成绩不突出，领导很着急，希望不要留在后面“打狼”。
接过着厚厚的一叠稿子，我迅速翻看了一下，几乎千篇一律的“抛家舍业”、“舍小家顾大家”、“电话隔空祝福生日”、“带病坚持一线”等等。
而这样的内容，早就充斥各家报纸的版面，可以说除了做备稿，没有更多价值。
本来想直接拒绝，可眼前这名汗水已经湿了鬓角的大姐，眼神里那种“交不了差，要被领导批评”的委屈，还是让我心念一动。
那时候，时政新闻部每天跟政府开会，稿件大量见报，我们社会新闻的版面被动压缩，大家几天也发表不了一个稿子。
在我不断启发之下，大姐终于说出一个惊天消息：
全长春所有非典患者都在他们二道区内的“吉大一院二部”接受隔离与治疗，而且可以带我进去采访！
实话讲，这个采访绝对是误打误撞，毫无政治占位，也不是啥临危受命，刚开始我就为了能挖几个新闻出来，多发俩稿，多赚点稿费。
那时候受《南方周末》影响很大，好像上帝突然把使命感塞到我脑子里。
“到非典病房去！
到非典患者身边去！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死了多少人？
剩下的还有救吗？
我们该怎么办？
”
职业敏感快速帮我下了这个决定：
记者，必须要跟真相在一起。
我开始组队。
听说是去非典病房，喧闹忙碌的采访中心瞬间石化，没人搭茬。
最后，有两个人站了出来：
同事刘艳丽、摄影记者刘瑞秋。
三人报道小组没有人送行，也不悲壮。
逆行，向非典一线出发！
剩下的事儿，就是常规流程，穿防护服，消毒，记录所见，倾听，提问……唯一的难度是：
不能用笔记录，只能用脑来记，因为一点儿皮肤都不能裸露在外面。
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42分钟。
采访相当成功，可回来写稿的过程，就不那么愉快了。
二道区疾控中心确认并保证我们防护得当，没有问题，可以回到工作岗位。
回到报社，以编辑中心领导为首的编辑们视我们为瘟疫，隔着几米远，全部逃离。
当夜，他们兴致勃勃地编排着我写的报道，头版+专题，却没有人看到我内心的孤独。
第二天，全长春轰动，《新文化报》热卖脱销，同城媒体独占鳌头。
我拿到报纸，看着自己穿防护服采访的大幅照片，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