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留学的孩子，突然来到另一个文化与过往经验截然不同的的全新环境中，自我认知和他人期待间的差异更大，冲突也会来得更加猛烈。比如H同学发现自己“乖孩子”的那一套标准，在新的环境里不但不被表扬，还会被看作典型“内向亚洲男生，不擅表达和合作”的刻板印象。
每当孩子需要做出职业家庭等成年人的选择时，与家人的冲突发生的频率更高，也变得更难调和。毕竟，他们离开彼此太久了，爸爸妈妈是典型的亚洲父母思路，孩子却在西方被洗脑太久，对人生的目标和规划南辕北辙。
作者：爽儿，为看世界而做过记者，为了解自己而读心理。本文来源：“十分心理”（ID：shifenxi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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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低龄留学已经成为出国留学增长的引擎，在美国就读中小学的留学生人数增长迅猛，根据数据2003-2013年，我国的小留学生10年增长了62倍。据《中国日报》报道，截至2015年11月，在美就读中小学的中国留学生已达34578人，占全美该阶段国际学生总数的52%，位居第一。
为了能提早接受国际教育和为以后出国留学做好准备，近几年，普通高中的国际班和一些国际学校也受到许多学生和家长的热捧。
从《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中得知，中国目前已有597所国际学校。受此影响，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逐年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北京市9所高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持续4年提升，有的国际班录取线已经超过校本部。
在这样一个低龄留学的热潮中，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这件事呢？从孩子自我发展的角度上，低龄留学真的是对他们有益的吗？
成年后的远期效应：自我认同迷惑
如今很多国内的家长在孩子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把孩子送出国。
我自己是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之后才去美国留学的，在学了心理学之后，我开始观察身边很多更小的时候来到美国的留学生朋友，他们的内心困惑以及那些至今依然存在的“不适应”，在我看来有一些是“成长遗留”。
相比那些在高中毕业前后才出国留学的年轻人，他们的自我探索期似乎显得更漫长，对自己到底归属于哪种文化，要过中式还是西式的人生，有更强烈的隔阂和迷茫感。
我有个朋友，马上要过27岁生日的韩国男生H，身边许多同龄人已经成家立业，向清晰的未来稳步迈进，而自己依然对“我是谁，要往哪里去”，时常感到困惑。
12岁起就独自离开韩国，背负着好强的父母想让他顺利升入常青藤名校的热切希望，他在一所美国天主教男校读完了初中，高中。
高高大大，外向开朗，英语地道的他，除了标准的亚洲人外表，似乎和美国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在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韩国人开的公司，租住的公寓也在当地的韩国城。
“我的英语用在生活和工作里都没问题，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韩语也挺流利，我给韩国人工作，住在韩国城，生活更方便舒服。但是我回到韩国去，也不觉得自己是韩国人。”
对于美国朋友来说，爱吃韩餐，Party必自带烧酒，在学习工作上竞争心太强的他，还没有足够的“美国化”；而对于还在韩国的亲戚朋友，甚至是大学研究生阶段才来留学的韩国同胞而言，他又太过外向，太不在意物质，追求形而上的“梦想”，已经不是正宗的“韩国人”了。
快30岁的他，感到自己漂移在两种文化之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他自我认知困惑的“历史”，其实是从早期的心理冲突开始，一直没有停息过，要追溯回他青春期远渡重洋留学的阶段，这在低龄留学经历的年轻人（Young adults)中非常常见。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12-18岁的青少年面临的最主要冲突，即是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我是谁？我能成为谁？”是此阶段要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从童年到成年人的关键过渡期，青少年的内心要完成一个“任务”：把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与他们对自己的认识相比较，并仔细思考过去积累起来的有关他们自己及社会的经验，将其和对未来的期待对照，最终选定‘’一种角色”进入成年生活。
一个人的文化归属、职业方向、价值观、性取向等通常都在这个阶段确定方向。如果能成功整合冲突，找到“内外匹配一致”的感受，未来的发展会更加顺利。
在这个“寻找同一性”的阶段，冲突是常态。即便是在同一个成长环境中，这种冲突，也难免会带来孩子的很多落差和困惑。而低龄留学的孩子，突然来到另一个文化与过往经验截然不同的的全新环境中，自我认知和他人期待间的差异更大，冲突也会来得更加猛烈。
刚到美国的H的很不适应，从小长大的亚洲文化里鼓励孩子要“乖”、听父母话、服从集体利益、谦虚不张扬，亚洲式教育以单向的教授和重复知识为主，考核标准主要是个人记忆力；而西方文化则鼓励孩子有个性、主见、勇于表现自我，老师布置作业通常是要求学生自主研究、团队合作解决问题，更加重视公共演讲和展示。
H回忆道，他刚开始也会按照以往的经验表现得安静、顺从、很有纪律。但不久，H发现自己“乖孩子”的那一套标准，在新的环境里不但不被表扬，还会被看作典型“内向亚洲男生，不擅表达和合作”的刻板印象。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有点懵，到底该遵守哪一边的标准？
埃里克森认为，如果年轻人不能以角色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那他们就会以角色混乱或者也许会以消极的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角色混乱是以不能选择生活角色为特征的，因此到二十岁后期的青年成年期，H还找不到“稳定的自我”，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自我认知的困惑，和父母的关系也时常让小留学生感到进退两难。
在难以适应学校的时候，H又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试想如果有父母在身边，父母能够注意到孩子的迷失，一方面情感上让孩子感到自己被理解、关注，另一方面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划定自我定位和外界期待的边界。然而，H的父母和自己隔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对孩子所经历的冲突没有亲身的感受，很难做到真正提供理解并支持。
H说当时的他也会和父母打电话沟通，但作为一个男生，他很少讨论自己的感受，父母更多关注的也是安全和成绩。他的困惑，在自己的摸索中一点点减缓。
为了融入，他也开始在课堂上发言、参与社团组织，但始终没学会美国人“似乎没缘由”的自信，而对“亚洲男生”的刻板印象到底有没有道理，他好像也从来没有得出过结论。“我对美国中学的印象就是孤独，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独来独往的狼。” H说。
而这种与父母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在H家里，时常会发生以下对话：
爸爸：“H，不管你和谁约会，麻烦请你找个韩国女孩结婚好吗？’
H：“不可能，在你们当初帮我做了人生选择后，我就做不到了”
妈妈：“H，你快30岁了，该买房子，准备安家立业了。”
H：“我还没换到最理想工作呢，买什么房子。”
”我也不想让他们老是因为我的决定生气啊。“ 说罢，H长长叹了一口气，他说这样的对话，从他出国不久就在发生，十多年了，每当他需要做出职业家庭等成年人的选择时，与家人的冲突发生的频率更高，也变得更难调和。
毕竟，他们离开彼此太久了，爸爸妈妈是典型的亚洲父母思路，孩子却在西方被洗脑太久，对人生的目标和规划南辕北辙。可是H虽说嘴硬，内心里毕竟还有个根深蒂固的孝子，终究还是希望能让父母满意，又不知该如何才能皆大欢喜。
美国心理学家盖林斯基（Galinsky)在她的父母六阶段（six stages of parenthood)中指出，从孩子入学起，到青春期结束，父母的主要任务“解释” （interpretation), 一方面要向孩子解释自己的想法，一方面要理解孩子正在发展中的自我认知。
在这个过程里，父母不断基于自己的过往经验评估孩子，同时，孩子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评估父母，最终实现双方各自独立又可以协调的认知。而如果这个关系互动失效，则会带来彼此评估的恶化，造成关系的破裂。
不在同一个环境中进行日常交流的小留学生和父母，在评估双方时，所参照的标准可能完全不同，不仅父母长期对孩子的正面支持和解释功能缺位，久而久之还很可能产生误会，这是不可逆转的关系损伤。
比如父母看到的是隔壁家孩子拿了数学竞赛一等奖，而孩子看到的是自己的美国同学带着父母去运动场给他们呐喊助威；父母视中学早恋为洪水猛兽，而孩子看到的是美国父母大方欢迎男女朋友来家里做客。天各一方的小留学生和他们父母，要对彼此做出一致的评价和期待，对双方都是苛刻的要求，而缺乏及时的沟通，也为理解造成更多的阻碍。
小留学生长大成人，需要做出更重要的人生选择时，和父母的分歧就会变成横亘在两者之间，很难跨越的鸿沟。
如从“冲突”和”关系”上评估风险，低龄留学是否仍有必要？
我的朋友H所说的“成长烦恼”，值得热衷早早将孩子送出国的父母反思。在最需要家庭系统支持的时候，被早早地被抛入异国文化中，小留学生自我认同迷惑和情感上的孤独感，是否是功利教育选择下另一种“空心病”的体现？
西方的教育方式有不少可取之处，低龄留学固然对学习语言、适应当地生活、申请当地名校有所助益，父母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心情也值得理解；但片面认为凡事越早越好，越早出国对孩子越有益的观念，很可能是受到攀比和过度竞争的社会风气影响。
人生很长，而孩子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最主要的矛盾，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下一个阶段的任务，甚至未来一生的走向。完整健全的人格，才是成功人生的必要条件，揠苗助长反而适得其反。在发展人格的关键阶段，即时良性的亲子互动，一个完整的家庭系统能为孩子提供的情感和资源支持对孩子的成长和未来至关重要。
是否要让孩子早早留学，还需要结合家庭和孩子的具体情况，三思而谨慎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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