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秘密工作，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也堪称成绩一流，特色独具。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更是弥足珍贵。但是，有关专著，却是少之又少。这是因为，中共的隐蔽战线向来有严格的保密规则，人们很难看到相关文字材料。
笔者长期探寻这个秘密，直接采访重要当事人，撰写了《协商建国》和《中国秘密战》两书，相对完整地记述了中共统战、情报、保卫工作的真实历史。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他还是鲜为人知的秘密活动家。
周恩来是中共秘密工作的主要创建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
“枪杆子”与“刀把子”——弱势生存，必备利器
密战、间谍，似乎并不光彩。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国民党的军统，名声都很臭。外国间谍杀人越货，国民党特务无恶不作，而中共的隐蔽战线，却是人人敬佩的无名英雄。这是为什么？中共的隐蔽战线，具有优良的文化基因，社会形象好。这要从周恩来创建秘密组织谈起。
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
据笔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
让我们看看周恩来1927年的活动日程吧。
3月21日，中共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上门交涉被国民党部队扣留，经同志营救脱身。
5月下半月，周恩来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同期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
7月26日，周恩来赶往江西九江，准备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10月上中旬，周恩来率领起义部队转战广东遇挫，同主力部队失散后，乘小船到达香港。
11月上旬，周恩来到达上海，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年底，周恩来亲自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
1927年，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的年份。国民党的屠杀教训共产党人: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中共的“枪杆子”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负责。考察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可以发现，周恩来在负责军事工作的同时，也紧抓情报保卫工作。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称“枪杆子”，保卫部门称“刀把子”，周恩来一手举枪，一手握刀!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1930年夏，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身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
4月1日，“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由10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开展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后来成为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军统”。
中共创建特务组织，为何比国民党早了一步？这是因为，中共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在地下状态活动，必须高度警戒自身安全。
先敌部署
特科的任务，首先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中·共中·央机关潜藏于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还有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队伍。上海的外国租界相对自由，潜伏着多国情报人员。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
中共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掌握敌人动向。特科一成立，就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手段。
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党务调查科之初，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这样，国民党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就被共产党“拉出来”了。
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扩充特务手段，开办无线电培训班，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学业出色的三名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于是，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被共产党暗中掌握。
特科还设法伸入上海滩的帮会，青帮头子杜月笙聘请的顾问杨度要求进步，周恩来特批将其发展为特别党员。
先下手为强。中共秘密系统抢先成立，先敌部署，提前掌握敌人动向，这就改变了被动挨打的态势，可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白手起家
周恩来创建特科，几乎是白手起家，从人员到设备到经费，都要自行筹集。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周恩来创造了多项第一。
开办第一期培训班。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人。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租界警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制定第一个规则。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颁发第一个文件。周恩来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定《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要求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的方式。
创建第一部电台。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要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
可是，上海当局严格控制无线电器件，特科搞不到电台。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编制第一部密码。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他亲自创建并领导一个庞大的秘密系统，这在世界政·治领袖中是极其罕见的。同时，秘密系统运行的复杂性与全面性，也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起步早，起点高。一创建就是中央直属机构，而且统管情报和保卫工作。而国民党则晚了一步，中统晚了3个月，军统则晚了5年。这样，中共虽然处于弱势，但隐蔽战线却始终领先。与国际上比较，各国的情报机关往往与反间谍机关分立，编制在军队，而不是在中央。国际上其他主要大国设立管理全国情报机构的中央机关，则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于1946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可以说，中共开展秘密战，在国际上也不落后。
巅峰对决——系统效能的极端检验
没有“刀把子”就无法生存，有了“刀把子”也不一定就能生存，因为，敌人也有“刀把子”。共产党同时展开两种较量，毛泽东在红区反“围剿”，周恩来在白区反搜捕。能不能把刀锋锤炼得更加锐利，就成为对周恩来的进一步检验。
细节决定存亡
重视细节，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常识，细节决定成败。可是，在周恩来这里，细节决定的岂止是成败，更是生死存亡!
住处，要找前后都有门的楼房，而且，前门是一条街，后门是另一条街。万一敌人从前门进来，我可以从后门逃脱。
开会，要事先“踩盘子”，看路线，紧急撤离时不能误入死胡同。
出门，要精心化装，30岁的周恩来可以化装成老人以至妇女。
联络，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地址，下线不知上线的地址。
保密，严苛的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
“共产党是铁的纪律，隐蔽战线是钢的纪律。”中共的组织系统，不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之分，在白区，党组织又分为两个系统，情报保卫系统独立运行，垂直领导，不与同级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个系统富于秘密活动经验，相对而言，遭受破坏较少。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历险，始终没有被捕。
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密战，又称隐蔽战线，其特点就是隐真示假。职业装假，容易导致人格扭曲，忠诚度下降，出现对敌装假对己也装假的双重间谍。
叛徒问题，对于弱势状态的中共，更是格外严重。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导致彭湃等人被捕牺牲。这个叛徒本是黄埔四期生，周恩来信任的学生。盛忠亮被捕叛变，是因为他妻子叛变的诱导。国民党掌握政权资源，也就掌握了被捕者的身家性命，做到坚贞不屈很难。
为了防止叛徒指认，特科组织“打狗队”，刺杀叛徒，震慑敌人。可是，再高明的大侠也不能摧毁国家机器，叛徒还是层出不穷。
巅峰对决意外出现。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党内分歧日趋激化，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捕。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交接后逗留武汉，24日被捕，当晚即叛变。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可是，就在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员钱壮飞。
共产党特科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务负责人身边潜伏着共产党，这是国共特工系统的巅峰对决。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报告李克农，李克农顾不得安排自己的家属，满城寻找上线陈赓……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创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巅峰对决，细节决胜。如果国民党特务不发电报，如果徐恩曾当晚不外出，如果钱壮飞和李克农先安排自己的亲属再上报，如果周恩来的应急处理不及时，那么，国共斗争的历史就要改写。似乎，成败取决于偶然。
其实，偶然之中有必然——系统素质。
国民党特务惯于恃强凌弱，以权谋私，系统效能降低。共产党以牺牲奉献为宗旨，忠诚度高。“龙潭三杰”这样的基层人员个个杰出，最高领导周恩来擅长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是对系统效能的最高检验。周恩来处理顾顺章事件，也有预先准备。
派遣三杰打入，意味着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工作水平上档次。
预设平行系统，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中央交通局系统，都与特科不发生横向联系，顾顺章不认识。出事后，立即把军委系统的干部调来接管特科，同时用交通系统转移中央机关。
应急处理不是一日之功，关键时刻看执行力，执行力来自“养成”。周恩来培养了大批特殊人才，关键时刻一用就灵。周恩来一生多次危机处理，都取得完满成功。
撒手锏
尽管周恩来的应急处理非常成功，但是，中央机关在上海还是待不下去了，顾顺章太熟悉中共秘密活动的规律了。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
留在敌后的秘密情报系统，继续侦获敌军情报，为红区反“围剿”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由于领导人的“左”倾错误，红军被迫放弃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路途艰险，人力交通中断，电台联络中断。传统的情报手段无效了，红军又创造了撒手锏——无线电技术侦察。
原来，上海的周恩来和江西的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无线电电台。
1931年春节，特科培训的无线电技术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潜来江西，带来了与中央通信的密码。从此，苏区与中央有了沟通迅捷的无线电联络。
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王诤无线电技术熟练，能够从发报手法中判断国民党军报务员的所属部队，从中判断出国民党军的行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电台为打胜仗立了大功。红军专门划出电台从事技术侦察工作。
曾在上海军委情报部门工作的曾希圣，到江西后又尝试破译国民党军密码。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都亲自参加破译工作。
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起步早，成效大，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功勋卓著。长征中，人力传送的白区情报中断，更是主要依靠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来获取情报。四渡赤水时，红军还伪装国民党电台发报，调动国民党军就范。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其实高度重视先进技术手段，在现代情报战争中并不落后。
谁掌利剑
一切较量，说到底都是人员素质的较量。
安全工作决定组织生存，属于至高权力。历来的最高领袖，都把“刀把子”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军统是蒋介石个人的暗器，奉行法西斯主义，封建色彩极重。苏联的情报保卫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专断独行，脱离党的集体领导。
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从一创建就是现代组织，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秘密工作，常常是独立行动，需要高度的个人自觉，极其强调忠诚。内功重于外功。周恩来极其重视个人素质修养，对己对人要求极严。这就引导了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走上正途。
领导全局，未免外行领导内行，但是，开创新局面必须亲身实践，重要工作必须成为内行。决定组织生存的工作，更不能假手他人。毛泽东抓军事搞宣传，周恩来抓密战搞统战，都是内行，而且是行业高手。中共秘密系统出人才，其中有经济专家陈云、科学家李强、军事家陈赓、情报大师李克农、密码专家曾希圣等人。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地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万事开头难。难的不仅是外部条件的缺乏，还有内部文化的确立。
正是因为有周恩来这样高素质的创建者，才保证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起步早，起点高，基因优良。
广交朋友——合法而干净的情报收集方式
秘密战争充满谋略手段，“兵者，诡道也”。“特务”，即特别任务，非常手段。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特务头子”的形象，往往同恐怖和丑恶联系在一起。中共隐蔽战线的名声却相当好，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都是人中俊杰。周恩来更是全世界声誉最高的秘密工作负责人，既是党性楷模，又是人性楷模，党内外国内外无不尊敬，举世罕见，今古罕有。
君子，诡道，这两种似乎矛盾的形象，怎能结合呢？
化敌为友
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使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步走向第二次合作。可是，敌友转换并不容易，就连接触也缺乏渠道。多年生死相拼，见面就拔刀，现在要谈判谈何容易!
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企图与苏联合作。蒋介石试探沟通中·共中·央，并将此任务委托给宋子文。这时，上海特科系统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坚持斗争的徐强等人也请求宋庆龄帮助去陕北找中·共中·央。恰好，宋子文也求助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于是，宋庆龄找孔祥熙，要来财政部的空白通行证，还借了一笔旅费，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
历史应该记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起步的。历史也不应忽略，这次国共两党沟通，使用了情报网络。
西北军统帅杨虎城与中共关系亲近，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长南汉宸、警卫团长张汉民，都是秘密共产党员。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1928年，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发展党员。
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率部开赴陕西。蒋介石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引起东北军官兵的极大反感。作为外来户，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关系也不和睦。这种尴尬的状况，使张学良急于寻找出路。
东北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接触过东北的共产党人。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苦于找不到东北抗日的途径，经与辛亥革·命时的战友南汉宸长谈，高崇民期望与共产党联系。1935年，高崇民在中共的支持下，与阎宝航等人创建东北救亡总会。经过高崇民和南汉宸的斡旋，沟通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初，张学良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宋庆龄就向其介绍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多日，之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的李克农。
从事过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李克农，现在又进入新的领域——统战工作领域。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军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感动得高福源放声大哭，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就沟通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延安天主教堂旁边的平房内秘密举行谈判。这次谈判为西安事变打下基础，改变了中国历史。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说:“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敌友转换，需要黏合剂，需要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周恩来人脉广泛，到哪里都能找到朋友。接触谈判，需要管道，需要双方建立个人信任。周恩来有情有义，总是赢得对手尊敬。国际公认周恩来是谈判大师，不仅能够把谈不下去的谈判谈成，而且特别擅长通过谈判实现敌友转换。
岂不知，周恩来的谈判也有艺术!
事以秘成。周恩来推动中美对话，也是秘密进行的，也是通过国际上的朋友关系相助的。
岂不知，周恩来的朋友关系，不止是管道而已。
聚友成军
化敌为友还要有方法，中共提出新的方针——交朋友。
这个方针的形成并不容易。中共早期“左”倾，王明说“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工作对象“要兵不要官”。周恩来向来不“左”，朱德当过军阀，杨度当过反动政客，都由周恩来批准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走向成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在重庆广交朋友，工作对象扩展到社会上层、对方核心、外国盟友。
交朋友也要有本钱。蒋介石交朋友可以给官给钱，中共缺少政权经济资源，何以服人？周恩来依靠的是人文资源，先人后己。让官，国民参政会争名额，中共让出两名给民盟。让钱，陶行知贫病而死，周恩来让人办公司资助民主人士。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蒋介石送给韩练成五万大洋，韩练成却去找周恩来，共产党能够给民族和个人提供前途!
交朋友，还要结交善于交朋友的朋友。阎宝航是张学良的幕僚，宋美龄的教友。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委托阎宝航从中调解，阎宝航同周恩来结交，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中共和苏联做秘密情报工作。阎宝航在国民党上层有众多朋友，从而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战略情报。
周恩来富于个人魅力，能够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同共产主义先进思想完美结合，感化朋友。
交朋友本是传统的社交方式，周恩来却有创新。周恩来交友不仅多交，而且深交，能够把朋友变成同志。
形象代言人
交朋友也是竞争，而且是国际竞争。
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蒋介石荣任中国战区司令。战区参谋长是美军少将史迪威。美军观察组进驻重庆，电台天线一周才架设完毕。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天线当天就架好。重庆腐败，延安廉洁，重庆特务政·治，延安民主政·治。驻华美军向华盛顿报告:共产党更接近美国的价值观。
周恩来在20世纪40年代结交的美国朋友，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为中美建立关系作出努力。周恩来在20世纪70年代结交的美国朋友，40年后还在为中美关系作出努力。
周恩来充分发挥个人魅力。把交友这种常见的公关方式发挥到极致，上升为统一战线的基本方法，而且巧妙地运用到情报收集中，不仅赢得密战的胜利，而且赢得国内外的高度尊敬。人们说，周恩来就是中共的形象代言人。
国际间谍——国际密战的人才竞争
在秘密战法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内线侦察。列宁有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内线侦察无非两种途径：“打进去”，“拉出来”。“打进去”很难，入口要通过审查，进去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位置。“拉出来”则更有效，对象已经位于那个能够拿到情报的位置。
但是，“拉出来”的人可靠吗？虽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他在曹营混得很好，何必再冒风险？万一引进个奸细呢？
如何保证内线的忠诚，正是对系统政·治素质的重大考验。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青年学生，几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其中8名女生则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原来，这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员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学校，解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分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按计划，这批学员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
秘密战线上的国共相争，共产党员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对手，只是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偏低，但是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并成长为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层。
人才竞争无界限，国内有竞争，国际上也有竞争。中共领袖虽然暂居西北小城，却把眼光放射到国际上，不仅有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走进来”，还有周恩来的“走出去”。
长期经营
秘密战争是最复杂的斗争，国家之间尚未开战，秘密战争早已交手。
日本谋华，情报功夫久而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第二年，日本在中国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招收日本优秀青年到中国官费留学，培养精通汉语的人才，实际上是个间谍学校。
中共对日，情报部署也是早而巧。就在这个日本的间谍学校，1925年就建立了中共秘密党支部。1929年，特科王学文到同文书院任教，发展一批日籍学生加入共青团，组建“日支斗争同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间谍的培养，也需长期经营，长期考验。
双重间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急需汉语人才，上海同文书院的毕业生纷纷进入日本特务机关高层。这些中共早年培养的日本关系，也就成为双重间谍。
中西功，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部顾问、日本满铁驻沪办事处调查班长。这身份是日本驻华情报机关的高级特务。还有西里龙夫、白井行幸等人，都是各地的高级特务。中西功的朋友尾崎秀实，是日本首相近卫的顾问。有了如此特殊的身份，中西功等人才能深入日本政界核心。
核心机密，无不严加保密，外人很难窃取。要想拿到核心机密，唯有依靠内线。中西功这个日本人小组，为中共提供了大批日本情报。其中包括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超级战略情报。
这故事有些骇人听闻，日本人团队意识极强，日本人怎能反对自己的祖国？
克服误判
美国有个“情报门”。自从尼克松出了“水门事件”，美国人就把扑朔迷离的最高机密事件称做“门”。布什总统有个“伊拉克门”，开战理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子虚乌有。情报部门干什么吃的？
这“情报门”还有许多，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至今仍有人质疑:战前已经获得情报，罗斯福总统为何不采取备战行动？
于是有了“轻视说”、“阴谋说”、“误判说”。
国民党军统人员透露:中国特工侦获情报转告美方，但美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情报能力，一笑置之。这种说法不够全面，提供情报的不只中国，还有美国自己的情报渠道，美国总统不信中国人却不该不信美国人。
美国报刊透露，罗斯福为了克服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有意放任美军遭受损失。这种说法也有疑问，美国提前备战未必不能唤起民众，何必遭受那么大的损失？
最大的可能还是误判，罗斯福收到的情报，不仅有正方，还有反方，他能信谁？
误判，是战略决策的大敌。
德国袭击苏联，斯大林误判；日本偷袭珍珠港，罗斯福误判。两个情报大国都误判，都造成巨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中共情报系统通过多条渠道，提前侦获两大战略情报，毛泽东和周恩来作出准确判断，及时通知盟友。斯大林调动东线防御日本的兵力到西线，打赢了莫斯科保卫战。
中共赢得战略先机，调整部署，巩固了国内统一战线，并开始国际统战工作。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英雄惜英雄，人才重人才。周恩来同国际人士交往，不是靠金钱，而是靠文化，靠自己的文化修养。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革·命文化的精神感召，能够跨越不同文化的障碍，结交有文化的朋友。
明争与暗斗——高明的两手策略
世间无非敌我友，三种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还是“友”，非敌非我，亦敌亦我。
就在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仍说:日本是皮肤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国民党将特务机构升级，斗争手段从军事进攻转向特务渗透。
合作之下仍有斗争，而且斗争的手段更加多样，除了公开的斗争，还有秘密斗争。不过，对合作伙伴的斗争，毕竟不同于对敌斗争，其目的是团结而不是消灭。那么，如何把握这种特殊的斗争呢？
“脏活儿”与“干净活儿”
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延安，国民党封锁延安的指挥部在西安，这两个城市既是两党的代称，也是秘密战争的对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抵达西安，在这个国民党统治区采取三重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半公开的陕西省委、秘密的西安情报站。
共产党利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个公开机关，大力开展统战活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因为对话的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是个老相识。八办还设有大功率秘密电台，李克农的儿子李力是电台台长。
八办驻地七贤庄一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的心头大患。国民党特务采取全方位的监视措施，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旁边的小学堆土成山，对面的中学墙后挖洞，设立隐蔽的监视点。
特务监视虽然严密，却无权禁止八办人员外出。八路军代表宣侠父身穿少将军服，出入于国民党军驻地。不久，这个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人物失踪了。
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推托，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不知情。最后，吴德峰动用情报关系，才查明宣侠父已被暗杀，指使人就是蒋介石。
原来，宣侠父曾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与胡宗南等同学来往密切，蒋介石担心共产党策反自己的军队。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空前复杂，以前是你死我活，现在却是合作中有斗争。如何斗争？蒋介石的惯用手段是杀，敌对关系明杀，合作关系暗杀。暗杀、下毒、爆破，这些行动手段在特工圈内称为“脏活儿”，不能见天日。
蒋介石做“脏活儿”，中共做什么活儿呢？
中共西安情报站站长吴德峰租了一座院落，老特科陈养山负责与中共陕西省委和国民党政府机关联系，红军干部出身的罗青长负责与国民党军队联系，东北人陶斯咏负责联系东北军，从苏联回来的于忠友负责译电。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霍建台等，都秘密为中共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吴德峰组织西安情报站搞调查研究，摸清西安各阶层各机关的政·治思想状况，得出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的数字结论。毛泽东据此认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又依据调查研究的数据，提出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搞“三三制”，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各占1/3。
调查研究、广交朋友，这种情报收集方式在圈内称为“干净活儿”。国民党做“脏活儿”，共产党做“干净活儿”，两种活儿公开到社会上，蒋介石就丢脸了。民主党派也纷纷谴责国民党搞“特务政·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派遣情报大师李克农到各大城市创立八办，各地八办都选派社会声望高的老资格负责，不仅名正言顺地开展统战工作，而且带动了情报工作。
秘密斗争也有境界，这种方式合法而干净，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都可以使用。
“阴谋”和“阳谋”
弱势起家的共产党，早已养成重视情报的习惯。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展开全面的情报部署。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组织全党全军各根据地政权的秘密工作。重庆的南方局，组织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潜入上海、香港，组织对日本占领区的秘密工作。情报触角不仅伸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伸向国际，深入敌营。很快发现重要动向:美、苏、英等大国，正在同日本秘密谈判。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和地方派系，有8条渠道同日本特务密谈。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发展下去，中国的抗战会被国际孤立，共产党的抗战会被国内孤立。
毛泽东通知全党:要准备出现东方大黑暗的局面!
怎么应对？中共连续发表声明，发布新闻，揭露国内外同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山西，王世英点出阎锡山同日本特务密谈的代表名单；香港，潘汉年拿出军统特务同日本特务密谈的协议。八路军总部，邓小平告诉美国记者，美国正向日本供应石油和废钢等战略物资。
阴谋最怕曝光，各方同日本的密谈，被迫中止。
外部斗争需要情报，内部治理也需要情报。延安周围，绥德的情况最复杂。这里属于八路军的征募区。共产党的绥德特委就掩护在司令部秘书处，以公开组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活动。国民党也十分重视绥德地区，特任何绍南为“行政督察专员”。这何绍南是个反共专家，袭击、暗杀、私贩烟土，破坏边区安全。绥德军民对何绍南恨之入骨，可碍于合作关系，不好采取强硬手段。
这时，就用上秘密手段了。边区保安处的李启明以联络参谋的身份活动，陆伦章则在抗敌书店当店员。他们结交了两个朋友，鲁南是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龚震是绥德专署的准尉传达长。通过这些关系，李启明掌握了何绍南贪污赈灾款10多万元的证据。
有理有据，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王震召集万人大会，公开声讨何绍南。何绍南名誉扫地，灰溜溜地撤回西安。
边区保安处采取这种方式，驱逐了边区内部各专区各县的国民党政权，有效地巩固了边区安全。
秘密情报公开使用，这种手段光明正大，毛泽东笑称自己是搞“阳谋”的。
和战之间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又面临转折。蒋介石表面鼓吹和平，实际上积极准备内战，企图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
战略转折关头，秘密斗争格外紧张。蒋介石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联络参谋打探毛泽东的对策。两个联络参谋都是特工高手，很快发回密电: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他一方面继续公开催促毛泽东成行，同时暗中调兵遣将抢夺地盘。
没料到，毛泽东突然乘机到达重庆，重庆被弄了个手忙脚乱。于是，由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着毛泽东的方案推演。造成蒋介石被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其实，边区保安处早已获取了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电码，那密电早已失密。
这次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又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杰出范例。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企图，实施战略佯动，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共产党的政·治手腕已臻炉火纯青，再也不会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那样上当丢脑袋了!
重庆的周恩来也适时行动，激活潜伏最深的情报员沈安娜。
沈安娜凭借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于1935年初考入浙江省政府任速记员。1938年，周恩来又派沈安娜抓住时机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机要处任机要速记员，掌握了国民党中央会议的重要情报。
1942年，秘密联络员徐仲航被捕，沈安娜夫妇同中共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等待，沈安娜坚守岗位，继续密写情报密藏家中。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讨论战后反共策略，沈安娜急于上报这个重要情报。
一天晚上，突然响起熟悉的敲门暗号，夫妻两人忐忑地打开门，竟然是吴克坚同志!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撕毁《双十协定》开打内战。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作出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会后，速记员沈安娜立即将记录全部抄报延安。6月，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向解放军发起进攻，局部内战爆发。周恩来预先有安排，中原解放军得以转移。
就在这战与和的转换关头，长期埋伏的中共情报员纷纷出手，周恩来准确把握对方动向，处处赢得战略先机。
斗争，总是有公开同秘密的两手，只用一手太愚蠢，两手并用才高明。秘密战也是科学。多数情报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只有少数核心机密才需要采用特殊手段。周恩来能够适时采取合适的手段，拿到公开和秘密的准确信息。拿到情报以后，还要善于运用，揭露阴谋，赢得光明，有理、有利、有节。
小吃大的秘诀——营造以弱胜强的综合优势
中国的解放战争，堪称世上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解放军歼敌800万，取得决战大胜。这又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争，战争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军队430万人，共产党军队126万人。中共为何能够以弱胜强？失败后的蒋介石，不承认军事不行，却托词情报失误。所谓弱，其实只是公开兵力之弱而非所有方面皆弱；强，只是公开兵力之强而非所有方面皆强。在秘密较量中，早已是强弱易位。
小而强
内战爆发，朋友关系变成敌我关系，中共立即改变方针。长期“冷藏”的情报员纷纷启用，还大力发展内线。
沈安娜在抗战初期就潜伏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是个接近领导便于升官的位置。可是，沈安娜却多次拒绝诱惑，始终当个小速记员。这是因为，只有这个低级职位，才能参与高级会议，拿到战略情报。
间谍也有不同的作用。既有战术侦探，也有战略间谍。战略间谍作用更大，又被认为是大间谍。可是，无论战术间谍还是战略间谍，都需要掩护身份，这身份就有高有低。在情报圈中，社会身份的高低，同情报作用的大小，并不一定成正比。你的位置好不好，关键在于能否接近情报。有时候，小，反而是强势。
沈安娜证明，小文员能够拿到大情报。所以，大间谍必须有甘当小人物的心态。国民党不是没有间谍人才，可是，其中又有几个甘当小人物？抗战初期，沈之岳等人曾经潜入延安，甚至混入共产党。可是，延安那艰苦的生活，严格的政审，他们却怎么也适应不了，主动撤离了，回重庆吹牛升官去了。
为了大局利益，甘愿舍弃个人利益，这是共产党人独有的精神优势。所以，在内战爆发的关头，蒋介石缺少高级内线，周恩来却在敌营深处埋伏多人。
小想大
周恩来针对国民党三大实力集团，在抗战初期就安插了“三大秘”。
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清华大学毕业，写得一手好文章。周恩来点名派遣，当上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深得信任，参与机要，证婚人居然是“太子”蒋经国。
白崇禧身边的谢和赓，文采风流，妻子是著名影星王莹，为长官起草的游击战讲稿，得到国民党全军激赏。
傅作义身边的阎又文，北大毕业，又是傅的小同乡，为长官办学校，办报纸，升任少将秘书。起草的傅作义致毛泽东电，举国震惊。
这样的卧底，能够成为长官最信任的人。在这三大集团中，国民党的军事计划，指挥官之外只有第二人知情，就是共产党员。胡宗南的军长师长还没有看到的作战计划，彭德怀已经看到了。
周恩来在武器劣势的情况下，善于选拔培养人才，形成人才优势，情报触角深入虎穴。蒋介石的侍从室，有秘密党员段氏兄弟。国防部作战厅长，有恢复联系的共产党员郭汝瑰。这些人在国民党仕途顺利，却甘愿为共产党效力。
长期经营大战略，共产党人改变中国的雄心，落实于密战部署。密战，又称为“战前之战”，在决战之前，秘密较量早已定出高下!
小，也许相对安全，但若永远甘为小，也不会有大出息，甚至会在竞争中毁灭。小，必须想到大，想到将来总有一天要到大战场去决战。
小变大
虽然中共在密战中早已领先，但是，如何化为战场上的强势，还需要转换。战局转折时，毛泽东提出: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
全面内战爆发前，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调停国共冲突，共产党人堂而皇之走上外交舞台。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郑介民是个高级特务，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情报大师叶剑英和李克农。
蒋介石密谋突袭共产党的最大城市张家口，为了保守秘密，由第十一战区作战处长谢士炎亲自起草作战计划。这谢士炎是参谋总长陈诚的亲信将领，特意安插到司令长官孙连仲的身边，执行最重要的作战任务。
就是这个最受信任的将领，把国民党的作战计划送给叶剑英。解放军提前撤出张家口，没有遭受损失。
就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李克农在国民党司令部里发展了一批秘密情报员，编织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东北“剿总”司令部，起草作战计划的作战参谋赵炜，把计划先送共产党，后送蒋介石。
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地区，国民党具有优势兵力。可是，国民党军队起义最多的也是这个地区。莱芜战役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的亲信将领韩练成弃军而走，导致解放军莱芜大胜。攻打济南，坚城难下，吴化文战场起义撕开防线。淮海战役胶着阶段，长期潜伏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员张克侠、何基沣战场起义。
大局已去，国民党将领不得不考虑自己和部下的前程。在这个时候，中共的开明政策，发挥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巨大效力。
内战先锋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四平战将陈明仁湖南起义，南京谈判代表张治中弃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
“要什么就有什么!”
人们这样形容解放战争时期的秘密工作，要什么情报就能有什么情报，需要打通哪里，哪里就有力量策应。
密战也是综合较量，周恩来全面指挥，在战略部署、长期积蓄、人才使用、应变策略、技术手段等多方面，取得综合优势。在优势状态下，大批国民党力量转向共产党，密战的长期积累也及时从地下走到地上，这就大大加快了公开战争胜利的进程。周恩来指挥的秘密作战，到解放战争时已臻化境。
现代战争不是纯军事纯谋略的较量，而是总体决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的较量，最终决战只能是以强胜强。中共在弱势条件下，以较强的密战能力，配合主战场从弱转强，从精神优势物质弱势上升为全面优势，从而扭转整体的强弱对比，最终决战以强胜强。
建国大业——从秘密状态走上政·治舞台
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秘密手段也必须符合法治的规则。运用密战手段失当，乃为政大忌。
周恩来也用密战手段，为何名誉很好？
对台戏
1948年，内战已近决战阶段，国共双方却同时提出召开大会。国民党在南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共产党号召召开新政协会议，决定建立新中国人民政权。这是一场宪政竞争，国共双方都要争夺民主政·治的大旗。
国共两党势不两立，争夺的要角就是中间派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等避难香港，张澜、黄炎培等隐居上海外国租界。
蒋介石的手段是又打又拉，拉不过来就杀!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相继被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白道之争，居然采用黑道手段，令人不齿。李济深在香港组建民革，沈钧儒在香港恢复民盟，响应中共号召。
周恩来同时担任两个职务:管军事的总参谋长和管统战的城市工作部部长，一手组织战争，一手筹备会议。如何把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也是难题，国民党军警沿途封锁，冯玉祥乘坐苏联客轮失火遇难。周恩来不得不选择秘密途径，组织民主人士乘船偷渡。
名人偷渡？这不仅要瞒过英国警察和国民党特务，还要躲过媒体的追踪。更难办的是，这些名人缺乏秘密行动经验，他们不愿走黑道。
过节
毛泽东开列的政协会议邀请名单，第一个就是李济深。
黄埔三人:校长蒋介石、教育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三人代表中国政坛的三种力量。三人联合，北伐成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与李济深联合抓周恩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李济深寻求与周恩来联合反蒋抗日。1937年举国抗日，三人再次合作。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李济深支持周恩来反摩擦。内战爆发，周恩来支持李济深组建民革。
李济深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合作，有过节，充满恩恩怨怨。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怎能说服要李济深冒险偷渡？
周恩来亲自部署，请何香凝出面说服，派潘汉年保证安全，安顿家属生活，租用苏联客轮，在旅顺军港登陆……就连李济深下船穿的大衣，周恩来都要求是狐皮里子水獭皮领子。李济深到达东北后，声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以诚意化解个人恩怨，为民族大义达成共识，中国政·治领袖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大营救
迎接香港的民主人士，主要采用偷渡手段。港英当局见风使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空子可钻。
上海却是国民党的地盘，军警宪特严密监控，民主人士脱身很难。青帮老大杜月笙暗中通知黄炎培，你已经上了老蒋的黑名单!黄炎培以庆贺生日为名，大宴宾客，乘乱脱身，化装登上中共地下党安排的船只潜往香港。黄炎培走后，特务立即加紧对张澜、罗隆基的监控。
解放军渡过长江，蒋介石立即直奔上海，召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和幕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训话，严令他们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刘鸿生、杨虎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去者就地正法!
城外，解放军重兵围困;城里，军警宪特日夜搜捕。上海成了恐怖的城市。
警察局长毛森是毛人凤的本家侄子，心狠手辣，上海人称“毛骨森森”。毛人凤又加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到上海督战。二人在上海展开杀人竞赛，街头巷尾到处张贴通缉令:“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杀绝!”
就在上海民主人士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电令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
吴克坚是中共资深情报干部，机智过人，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高级情报，从没失手。吴克坚有自己独特的情报方式:争取敌人营垒的重要人物，使其整个系统为我服务。这次营救，吴克坚瞄准了杨虎。
杨虎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在上海滩还是很有势力的。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杨虎是淞沪警备区司令，大屠杀的执行官，现在能为共产党出力吗？
周恩来了解杨虎。虽然1927年时杨虎是蒋介石捉拿周恩来的干将，但蒋介石后来又过河拆桥剥夺这位弟兄的实权，杨虎就与蒋介石离心离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杨虎曾当面警告戴笠不准搞暗害。
宋庆龄那里，国民党特务一时还不敢动手——毕竟她是国母啊!对于其他人，特务就没有多少忌惮。叶翔之追捕史良，毛森看押张澜、罗隆基，两大杀手双管齐下。
侦缉大队长聂琮忧心忡忡地找到副职阎锦文，自己正安排家眷逃亡，又接到毛森要干掉张澜、罗隆基的命令。阎锦文却豪爽地把这个得罪人的差事揽了下来，杨虎司令已指令自己营救呢。
阎锦文带人闯进虹桥疗养院，把张、罗二人押上囚车。囚车飞速驶向环龙路杨虎住宅，里面的守卫者全是解放军的便衣侦察队。这里已经是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指挥部，一个提前解放的小解放区!
周恩来运用多个秘密情报系统，通过秘密交通渠道，把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安全接到了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决定诸多建国事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
建国历程，充满神秘传奇。旧中国社会异常复杂，在政坛行走，不通黑白两道，那是走不下去的。可周恩来不但能够畅通无阻，而且决不同流合污。解放后，共产党喝令青帮停止活动，给予出路。青帮老大黄金荣乖乖地从香港归来。全国各地那些横霸一方的黑道，无不销声匿迹。
从地下走到地上，从秘密变为公开，中共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中共又面对新的历史考验:秘密系统如何进入现代民主政·治的轨道？
反恐先驱——现代法治实践
夺取政权阶段，弱势一方在暗处，可以放手搞密战。上升为执政党后，虽然掌握国家权力机关，却处于明处，相对被动。密战手段是“利剑”，也是双刃剑，运用不当就会伤及自己人。密战手段是“暗器”，暗器到明处又怎么用？
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如何避免国民党执政的错误？如何探索新的作战方式？
体制转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是全盘接管。旧政权的公务人员包括警察都接下来，维持机构运转。对那些危险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登记备案。
共产党的情报保卫组织，也从党的方式转为政权方式。中央社会部解散，分设公安部和情报总署。
这样，中国很快就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惯例的密战体制，保证利器不失手。
体制改变，方针明确。1950年全国情报工作会议总结革·命经验，提出三条原则:不搞手枪暗杀、金钱收买、美色诱惑。
继承发扬做干净活儿的传统，又提前预防国家恐怖主义。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第一个提出反对恐怖主义的原则，新中国的情报工作一开步就走上正轨。
反恐斗争
新政权刚刚建立，又遇到大范围破坏活动。战后残留的散兵、土匪，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特务，纷纷起事，大有呼应朝鲜战争之势。各地社会秩序不稳，老百姓出现恐慌情绪。
北京，外国特务企图炮打天安门；上海，国民党特务企图刺杀陈毅；广州，国民党特务企图刺杀叶剑英。
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快稳定了全国局势。
国民党发动暗战，台湾特务大搞爆炸破坏。利用港粤通行自由，偷运炸弹潜入大陆，最多的一天有12起!
公安系统大力开展反爆破斗争，成功做到:炸弹不进广州，不过韶关。
反恐怖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解放前，是共产党搞武工队破坏敌人；解放后，是敌人搞阴谋破坏。面对新敌情，新中国的公安部门学会了新的战法，积累了反恐的宝贵经验。
综合治理
明暗易位也有规律，敌特在暗处，潜藏的位置多为社会管理的死角。社会管理，那是共产党的传统特长，抗战时期，延安市公安局就大搞综合治理，实行了社会的高度组织化。
国家公安部制定《社会治安管理条例》，城市基层普遍建立居民委员会，谁家来了个客人警察都知道，国民党特务无处藏身。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共产党独创了许多管理经验。
“司法调解”创自陕甘宁边区，推广到各地，化解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减少了司法成本，得到国际司法界的重视。
人性化管理，获得了改造俘虏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包括前清皇帝溥仪。“公安部改造了一个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总统。”外交、统战、情报，各系统密切配合，将触角伸向境外，安全地接回李宗仁。
走出国门
新中国成立后，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国外。抗日战争期间打下的基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交的朋友，帮助新中国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
公安保卫工作效率很高，保卫与情报配合，国内与国外协作。毛泽东访苏、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刘少奇访问东南亚，都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暗害阴谋。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多个行业，在国际上都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全面落后，唯有军事处于第一方阵。反侵略的抗日战争、规模最大的国内解放战争、对抗超级大军出境作战的朝鲜战争，辉煌的战绩证明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军事优胜的原因何在？统帅毛泽东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是领军，“知彼”是搞情报，这说明:秘密战是公开战的重要辅助方式，密战艺术也是中华文化的“武林秘籍”!
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竞争格外激烈，传统学术已经不足以概括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于是，人们在商业、军事、政·治斗争之上，提出了文化竞争的概念，美国称之为“巧实力”。
其实，富于文化传统的中国，最擅长“巧实力”。《孙子兵法》是全世界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其《用间》篇是最早的间谍专业论文。从1927年到1976年的近50年间，周恩来始终是党和政府中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为中国密战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确立了优良的文化基因。
创新时代，最高级的创新是“标准创新”、“规则创新”。周恩来的密战艺术，提供了创新的标准和规则。
一、两手并用——清醒的辅助斗争方式。
确定系统地位，全局工作的辅助部分，防止神秘化、独·立化倾向；确立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原则，符合现代政·治制度，防止专断胡来。
二、广交朋友——干净的信息收集方式。
信息公开化，方式合法化，身份社会化，占领道德高地，进入现代公关，营造和谐社会。
三、调查研究——科学的情报分析方式。
从书报研究、社会调查，发展到专业机构基础研究。多种渠道，多方信息，互相印证，克服误判。
四、抢占先机——巧妙的决策运用方式。
日常工作为应急处理准备预案，情报运用为战略变动准备方案，确保赢得战略先机。
21世纪的竞争，既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有文化特色的较量。周恩来的密战艺术，正是中国隐蔽战线的文化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