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节期间，当高校师生还在享受寒假的时候，经过了一年的漫长等待，《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自2015年底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之后，具体的实施办法就已经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如今，办法已经公之于众，这也标志着“双一流”建设即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在高教界人士的眼中，这一事关“双一流”建设成败的重要文件究竟可以打几分？未来高校发展又该如何部署？就此，本报专访了多位教育专家，希望他们的观点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圆桌
专家：
别敦荣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程方平
程 莹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对话
《中国科学报》：对于此次出台的“双一流”实施办法，您的整体评价如何？您认为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
别敦荣：
此次出台的办法主要还是粗线条的。整体而言，该办法与我个人的期望有一定距离，因为实施办法并没有太过具体的实施要求和做法，主要还是原则性的规定。在更大程度上，它是重复了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文件精神。所以，这个实施办法还有很大的值得完善的空间。
储朝晖：
政府出台任何一项措施，并不能直接解决高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为高校要有更好的发展，更多的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规律，从自身发力。
不过，目前高校对政府的依赖比较多，那么多一项措施，就是多一种对高校管理上的牵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认为方案做得好，就会对高校产生好的作用。所以，对于政府出台的某一方案或措施，我并没有多么高的期待。
程方平：
单纯从文本上说，这一实施方案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我对其实施效果存在怀疑。这个方案讨论的基本是从行政管理角度提出的目标。其实在高等教育方面，行政管理和高校自身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行政管理多从拨款、计划、评价等角度出发，然而高校实际发展中却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比如，改善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所以我认为，规划落实到具体学校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大。
程莹：
“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从目前政策文本来看，还不能回答所有的疑惑。虽然实施办法明确了几个问题，比如大学不要申报了，国家根据一定的标准来统一挑；没有改成长期建设，还是五年一轮这种传统的方式。但除此之外就没有特别明确的内容了。对于高校和感兴趣的人来说，真正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公布答案。
对于五年的建设周期，我个人的观点是少数顶尖大学应该长期持续建设，而不是用五年来一轮的方法来考核。五年还是太短了，无法让高校沉下心来做一些事情，应该再长一些，比如十年。
《中国科学报》：实施办法提出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办法。但对于如何评价，办法并没有做更多阐述，您认为在考核评价这一核心管理问题上，做到“科学合理”的关键是什么？
别敦荣：
在实施办法中，“由谁来评价”的问题是应该明确的，但很遗憾，究竟是教育部来评价，还是第三方机构来评价，抑或是建设的大学自我评价？目前的实施办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我感觉实施办法还可以完善的地方。
目前，教育部正在提倡“管办评”分离，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教育部还是应该做实施的推进者，评价的工作最好是第三方机构去做，这样可以把责任分清楚。教育部作为政府行政部门，主要管资金的筹措以及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具体的评价标准要求和规范具有学术性，还是应该交给专业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去做。
储朝晖：
说到绩效评价办法没有作更多阐述，其实这是政府文件的一个通常特点，很多文件都是这样，只有概念，没有具体的办法。
要做到科学合理，不同的大学考核评价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所有大学都能够通用的方式方法。
“双一流”建设本身带有一些激励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评价的效应，但它起到的更多是杠杆作用，而不能成为评价所有大学的统一标准。如果单独依靠这个办法，就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大学的评价都合理。
比如东部高校与中西部高校，整体发展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实现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评价，这需要各个学校自己去探索。
程方平：
不同学校、院系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学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而我们现在都采用统一标准评价所有学校和专业，这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它极大地限制了高校自主发展。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此次“双一流”方案很难有从实质上推行和创新的潜力。
此外，目前的行业协会（比如高等教育协会）基本还是原来准官方的体制。我们可以使其适当地行业化和专业化。事实上，当前的教育部和（准官方）协会都偏行政化，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本身的一些规律就很难受到充分尊重。
程莹：
我认为既然是建设世界一流，就可以邀请国外一流大学的管理者和学者，比如美国的、欧洲的、澳洲的，请这些国际同行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或者组织一个多元参与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让他们的意见在评价标准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我觉得会比较有价值。
此外，“双一流”建设事关中国所有重要的大学，制定选拔标准的委员会的名单和一些重要的文件能够透明化也很重要。请了哪些专家？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委员会的决策机制是什么？要让公众知道，这样也会降低很多“双一流”建设中的不确定性。
《中国科学报》：此次外界普遍认为，实施办法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对此您是否赞同？您认为仅靠动态调整机制，是否可以避免在实施“985”和“211”工程时出现的入选高校与非入选高校两极分化问题？
别敦荣：
不同大学竞争进入“双一流”建设的行列，这是有竞争激励意义的。但单纯靠这一措施不太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因为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只是少数，在国内2500多所高校中，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可能也就在100~150所左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避免两极分化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动态调整，能够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范围也不会很大，高校之间的差距可能因“双一流”建设而拉大。
所以，“双一流”建设不是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重点支持建设的政策举措。它就是要让一部分大学跑得快一些，让一些大学办得更好，而这必然就会带来学校之间的差距。
储朝晖：
我个人并不认为实施办法的最大亮点在于打破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它只是在方式上相较于过去有所改变。
打破身份固化可能会激励更多高校去争取建设一流高校、一流学科。但是当身份制不断滚动的时候，高校为了实现或者达到既得利益，可能就会采取一些相对功利的措施，很难稳定下来去作长远的规划。
大学办得好不好，最终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学校自身。当然，政府的投入是必需的，但它更多的应该是监督，而不是用钱来做诱饵，从而让高校达到一些既定目标。
当初的“985工程”“211工程”是给少数高校开了一个特殊的“小餐厅”，现在的“双一流”建设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但依然是给少数高校开“小餐厅”。政府需要给高校财政支持，但高校要怎么办好，还是要靠它们自身去探索，而且办好的方式是不同的，不应该用一个统一标准来判断全国几千所高校是否是好的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