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曼 | 诺贝尔奖的社会学分析（上）

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Anne Zuckerman），美国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科学社会学。她因研究科学的社会组织、科学精英、优势积累、马太效应和多重发现现象（Multiple Discovery）而闻名。

第二章 诺贝尔奖金的社会学

从1901年颁发第一批奖金起，已经有313位科学家获得了在物理学、化学、医学和生理学等方面的诺贝尔奖金。几乎从一开始，这种奖金就被普通人和科学家一致认为是科学成就的最高象征。它也许是相当大一部分公众知道名字的唯一奖金，也似乎是为科学界所普遍了解的唯一奖金。例如，以大约1300位美国物理学家为例，诺贝尔奖金是100项科学奖金（其中很多远不是没有名气的）中唯一能够为所有人指出名字的一项，而且在威信上远远胜过其他奖金。

本书自始至终将研究超级精英——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品质、行为及其组织结构，和他们在发展科学上所起的作用。本章研究诺贝尔奖金本身的社会学：获奖人是怎样遴选出来的；奖金通过哪些方式产生出科学界的超级精英；奖金在科学的社会制度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内所起的不同作用；和奖金作为一种衡量科学成就的有效方式上日益增多的局限性。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遴选

诺贝尔奖金现在成为科学和其他方面取得成就的主要象征一事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心愿，尽管他几乎不可能预见到社会选择过程将超过这种心愿多么远。他希望增进人类福利，给予伟大的科学成就以荣誉，而最重要的是，用以下的方式促进科学研究，即“给那些由于以往的工作预示出会获得进一步成就的人们”提供帮助，使他们获得“完全的经济独立，以便从此以后可以彻底献身于研究工作”。

这些公开宣布的目标大部分只在科学发展史上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起作用。十九世纪末叶，研究工作得不到大量的资助，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科学家被雇用为研究工作者。作为一个真正的发明家和科学家，诺贝尔从他切身的经验知道，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有适当的经费，对他来说并非不现实的是，他认为他能够完成这样的双重目标：保证一小批第一流科学家有工作并给他们提供支持。例如，迟至1920年时，整个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研究经费不过两千英镑，或大约一万美元。但是，当诺贝尔奖金于1901年问世时，其中每项奖金高达四万二千美元。对比之下，这个数目是当时的主要科学奖金之一的皇家学会颁发的朗福德奖章所附奖金数目的七十倍。对广大公众来说，诺贝尔奖金这笔巨款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信息，它以一种使了解情况和不了解情况的人们都能懂得的方式说明科学和科学家真正受到重视。对许多科学家本身来说，奖金使他们对科学知识做出的重大贡献得到了自己队伍中象征性的和公开的承认。

当诺贝尔制定那些为获得他的科学奖金所必需具备的条件时，他规定奖金只授予三个方面：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数学家们在解释为什么没有数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金时，喜欢议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与瑞典数学家哥斯塔·米塔格-勒夫内竞相向一位佚名的女士求爱的故事。故事中说，诺贝尔成了情场上的失败者。于是诺贝尔通过把数学排斥在获奖范围之外进行了报复，并且保证使米塔格-勒夫内永远不会获得他所设置的任何一项奖金。这个故事虽然娓娓动人，但似乎是虚构而不是事实。任何标准的数学历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故事，有些具有历史知识的数学家都不能准确地说出他们在哪儿听到过它，甚至不能说它符合他们所知道的米塔格-勒夫内的私生活。人们最好还是同诺贝尔基金会的斯狄格·拉米尔一道做出这样的结论：诺贝尔之所以把数学排斥在获奖范围之外，是因为他指望以一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方式造福人类。

每项奖金将授予“在前一年当中”做出的“发现”、“发明”或“改进”（在每门科学上使用的说法不同），而且在遴选过程中不考虑国籍问题。他让他的遗嘱执行人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卡罗琳研究所去制定实际遴选获奖人时所应遵循的细则。有关各方（包括诺贝尔的亲属在内）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在程序问题和在正式章程的写法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和遴选出第一批获奖人。从那以后，在遴选候选人的方式和由瑞典国王在斯德哥尔摩发奖等精心安排的惯例上有了发展，但章程本身没有变化。

尽管在遴选获奖人所应遵循的章程上，由瑞典科学院颁发的奖金和由卡罗琳研究所颁发的奖金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一样。最重要的是，章程规定建立三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五位有资格的科学家组成，他们的主要责任是征求提名、调查候选人情况和遴选获奖人。遴选出来的人名单在指定的日期内提交瑞典科学院院士会和卡罗琳研究所教授会要求正式批准。委员会成员的任期是三年至五年，并由瑞典科学院选出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委员，由卡罗琳研究所选出医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委员。物理学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通常分别包括诺贝尔研究所的物理系主任和化学系主任，而生理学和医学委员会则包括卡罗琳研究所的所长。由于这些委员会决定在某一年内谁可以提名和由于他们控制了评选的过程，因而他们在遴选或否决可能的获奖人方面所拥有的权力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提名从两方面人士当中征求：那些拥有永久提名权的人（瑞典科学院的院士们，卡罗琳研究所的教授们和八个斯堪的那维亚的大学里有关的科学教授，以及过去的获奖人）和其他一些每年一度被邀请提名的人。1900年，当第一次征求提名时，主管物理学奖金和化学奖金的两个委员会各发出了300份邀请书。现在，每项奖金都要求全世界一千多位科学家提名，尽管实际提了名的人远远少于此数。这些委员会坚持说它们系统地从那些不仅在较大的而且在较小的研究中心工作的科学家们征求提名。

提名者可能提出几位候选人，但每项奖金都不能分为三份以上，也许这是为了保持诺贝尔所希望保持的那种荣誉和奖金价值的水平。迄今为止，这意味着获奖人就是获奖人，无论他是否与别人分享奖金。实际上，没有哪个获奖人被说成是一个几分之几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除此以外，所有被提名者不仅在被提名时而且在被授奖时都必须活在人间。科学奖金从不追授给去世者。

运用这些相当简单的提名和遴选程序，已经产生出一张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的宝贵名单。但是，恰如我们将要谈到的，也正是这些程序留有使人们对这种杰出的科学奖金发生抱怨和怀疑的余地。

诺贝尔奖金的优越性

诺贝尔奖金已经成了形容最高成就的一种比喻。当一位电影演员沃尔特·马陶被描述为一个放荡的赌徒因而“肯定已经获得被虐主义的诺贝尔奖金”时，我们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挥金如土。当心理分析学家们谈论“诺贝尔奖金狂”时，我们也知道他们指的是这样一种症状，即追求最野心勃勃的目标。当科学家们读到那个不祥的声明，说的是对研究工作的拨款已经大为缩减以致全国科学基金会“甚至不能保证对最优秀的人物——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给予支持”时，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获得研究经费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了。

诺贝尔奖金的任何一个特点都不足以说明它之所以获得巨大声望和威信的原因。毋宁说，这种声望和威信来自它整体说来由于综合了一些互相作用的特点而形成的优越地位，尽管单从它的任何一项特点——例如它比较悠久的历史，奖金的数额，或授奖单位的威望等——来看，别的奖金都可能跟它媲美甚至超过它。从这方面来说，各种奖金之间在争取威信上所进行的没有计划的和不言而喻的竞争，多少有些类似运动会上关于十项运动的有计划的和公开的竞争，而诺贝尔奖金由于它在一系列博取威信的特点上居于领先地位而涌现为冠军。

首先，别的科学奖金可以夸耀它们的历史比诺贝尔奖金的历史悠久得多。1901年设置的诺贝尔奖金，多少是一个后起者，比如说，当它与伦敦皇家学会设置的科普利奖章和朗福德奖章相比时就是如此，那两项奖章一项开始于1731年，另一项开始于1800年。但是，诺贝尔奖金的七十五年历史也足以使它披上一层象征根深蒂固的制度的古老色彩。而且，不象其他领域内的“暴发户”们那样，诺贝尔奖金从一开始就同一些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传统的机构联系在一起。然而，担负遴选获奖人任务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卡罗琳研究所很难说是胜过其他这样一些科学机构：例如伦敦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或美国全国科学院。

还有别的一些奖金在金额上同诺贝尔奖金相等甚至更多。日前，约翰和艾丽斯·泰勒生态学奖金以它1975年颁发的奖金金额为十七万五千美元而名列前茅。罗伯特·A·韦尔什化学奖金的金额为十万美元，普里克斯·巴尔赞奖金为五万二千美元，而诺贝尔奖金的金额则逐年不同，从最低时为三万美元到1976年最高时为十六万美元。而且，正如已经指出的，诺贝尔奖金往往分为两份或三份，从而使每个科学家获得的奖金数额少于其他奖金授予的数额。而且，尽管如第二章图1所示，奖金的票面价值近年来有所增加，但购买力（按照通货膨胀计算）仍然落后于1901年最初授予时的实际数目，而且不再能是诺贝尔所希望的那种使人摆脱经济困境的资金。然而，最初的金额之大足够达到诺贝尔所宣布的目标，并立即使这项奖金在公众的心目中成为难能可贵，而且这些年来，诺贝尔奖金金额之多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今后五十年内，没有别的科学奖金能够具有同样的价值。与此同时，诺贝尔奖金还具有其他一些特点，这些特点综合起来使它们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注：购买力是按劳动统计局发表的1967年消费价格指数底数计算。关于票面价值的资料来源于诺贝尔基金会，如果找不到官方的诺贝尔奖金材料来源时，则根据《纽约时报》。

诺贝尔奖金还在授予时不分国籍这一点上与其他许多奖金相同（经常有人议论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偏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科学家，但在诺贝尔的遗嘱中明确地规定了奖金的国际性）。例如，被普遍认为在所有数学奖中地位最高的菲尔兹奖章，就是授予杰出的数学家而不论其国籍如何——恰当不过的是，授奖的是国际数学联合会。但诺贝尔奖金实际上是最明显的国际性科学奖金。已经有二十六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它的国际性而且扩大了它的影响。反过来，奖金的威信有助于获得世界范围的声望，它每年一度重新提醒公众注意它的国际性。而它的影响和威信又反过来引起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又进一步加强了奖金的影响和威信，因为群众（而且往往是科学家本身）焦急地等待着一年一度的奖金揭晓，然后迅速地重新计算各国在奖金获得者数目上那种逐渐变化的竞争记录。很明显，它的各项特点之间相互加强的作用提高了诺贝尔奖金作为科学成就的一个普遍象征的巨大威信和广泛影响。

诺贝尔奖金相对说来的多重性也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些奖金从最初起就授予三门科学（从1969年起还授给经济学）以及授予文学和和平，也加强了它们的普遍性。获奖人的数目比奖金的项目要多很多。在科学奖金和经济学奖金上，在任何特定的一年里可能有多至十二位的获奖人，因为每个领域里的奖金都授予多至三位的研究者。当然，没有任何魔术般的数字能够增加奖金的影响和威信。但是，直觉地说，每年有四位至十二位获奖人这样一个幅度，似乎广泛到足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而又狭窄到足以保持奖金的票面价值和重大意义，使之不致流于过分琐碎。

其他一些科学团体和研究机构也颁发几方面的奖金。但是其中有些奖金——例如，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颁发物理学和化学等多方面的高额奖金——没有被公众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科尔们曾经发现的那样，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科学家似乎知道，比如说，1848年设置的克雷森化学奖章和1914年设置的富兰克林物理学奖章都是由富兰克林研究所颁发的。然而在几个科学领域里颁发的各项诺贝尔奖金却被准确无误地视为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声名。

每年一度引人瞩目的诺贝尔奖金，也使它胜过别的一些不是每年颁发一次的重要的科学奖金，例如每四年颁发一次的菲尔兹奖章和每五年颁发一次的巴纳德奖章。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奖金是每年颁发一次的，然而诺贝尔奖金又一次由于它的其他特点综合在一起而使它比任何这类奖金具有更大的影响和威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还有每年12月10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纪念日——在实际授奖时举行的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世纪末味道的仪式中由瑞典国王扮演主要角色的那种壮观和隆重的场面。

然而，诺贝尔奖金真正突出的地方在于它那张杰出的获奖人名单。在这一点上，科学奖金跟文学奖金和和平奖金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人认为，文学奖金和和平奖金授予不适当人选的情况，远远超过科学奖金上的这种情况，而且，在遴选文学奖金和和平奖金的获奖人时，往往受到政治上的或其他实际上不相干的一些考虑所影响。这些不同之点，不能被认为理所当然，以为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与科学上比较“客观”的评价方式联系在一起。因为毕竟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奖金，例如巴尔赞奖金，据说就要考虑候选科学家的宗教和政治条件是否适宜。

诺贝尔奖金的象征作用

随着诺贝尔奖金的经济意义已经缩小——从目前的奖金价值来看，只能给获奖人用做一笔适当的储备金，而不能象诺贝尔所指望的那样用做终身的资助——它的象征意义已经提高，对获奖人，对他们的科学专业，对他们的大学，和对他们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奖金及其带来的威信已经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有些是符合诺贝尔的初衷的，很多则不是。获奖人和奖金的威信已被用来赋予各种投机行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商业的和军事的——以合法性。因此，当四十四位美国的获奖人要求总统迅速结束越南战争时，反战运动就获得了新的权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获奖人的意见已被普遍地接受；有些科学家把获奖人对战争的指责说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特别是因为他们没有给总统提出关于他怎样能把部队撤出东南亚的具体建议。但是很多公众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获奖人的坚定行动，表明他们在使反战立场合法化的问题上起了作用。很清楚的是，科学家和其他人已经认识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名字，特别是很多名字凑集在一起时，对科学和公共政治问题具有重大影响。作为美国科学界集体良心的监护者和它以前的鼓吹者的美国科学家协会，在它发行的刊物中毫不含糊地把奖金获得者列入它的发起人名单（最近一次计算是二十九人），用这种方式来利用他们的威信和科学权威。

在利用奖金达到政治目的上，美国的获奖人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对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首次公开谴责苏联的政治迫害作出反应，苏联所有的五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其他三十五位科学院院士联名致函《真理报》谴责萨哈罗夫是“反苏的敌对宣传的工具”，而且说他的行动是“与苏联科学家绝对不相容的”。仿佛是动员起来针对他们做出回答的一样，来自十个国家的八十九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致波德戈尔内主席的信，支持萨哈罗夫并对“恢复……困扰［我们的］苏联［同行］的运动”表示不安。从此以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兰克，坎托罗维奇和塔姆不再参加苏联院士们对萨哈罗夫的集体攻击。而当法国三十年来第一批获奖的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布，安德烈·雷沃夫和雅克·莫诺在获奖以后不久即极力贬低法国的教育政策时，连查理·戴高乐总统也表示关注。不久以后，这三位获奖人成功地导致了巴斯德研究所董事会的辞职而且实现了长期追求的对它那古老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的目标。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同时也是人权运动家，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图源：wikipedia.org]

获奖人个人的和集体的权威在科学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获奖人曾经联合起来宣称占星学是不科学的。他们还在1974年采取行动，反对有些宗教界的保守人士企图把圣经上对开天辟地的解释插入全加利福尼亚通用的科学教科书中。当时在该州工作的所有十九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合起来支持达尔文的理论并且宣称想要用来代替它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但是，集体的科学权威是一回事，政治权力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获奖人为了把神圣的关于开天辟地的说教排除出公立学校的课程之外所做的努力归于失败，而达尔文的理论所处的地位从确定无疑的事实降低到未经证实的猜想。

获奖人的威信已被广泛借用到一系列其他活动上。当某些出版社骄傲地宣称它们的作者中包括一些获奖人，或某些工业公司把他们列入其董事会名单时，它们厚颜地用这一点来证明它们判断的正确。这种借用威信的方式能够无限地予以扩展。例如，麦乔治·邦迪在“伟大的冯·贝克西……”这个例子上把国防部对研究工作的支持加以合法化，

我们〔哈佛〕让海军支付全部经费。他对人类耳朵的研究是一种纯科学，而且他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这就是对所谓国防部支持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是不好的那种说法的回答。

比较接近诺贝尔的初衷的是把奖金作为一种衡量科学人才的尺度，作为一种衡量新的研究方法的成果的尺度。马克斯·博恩在评价与他同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奥托·斯特恩及其工作时说：

正如我曾预料的，斯特恩成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首次用于原子物理学的分子辐射方法已经成为目前研究工作的主要工具之一；他的理论已经传播到全世界，而且产生了许多第一流的发现，和一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见《博恩与爱因斯坦来往信件》，1971年版，第54页注）。

科学上的各种贡献用它们与奖金和获奖人之间的联系来予以评价是一回事，而进一步有意把诺贝尔奖金说成是反映重大智能成就的第二位标志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据说卡尔·波珀“被许多人认为是仍然健在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当中曾经公开承认他对自己的工作有影响的人包括彼得·梅达沃爵士，雅克·莫诺和约翰·埃克尔斯爵士”。这种说法显然被引用来确认波珀的工作的直接的重大意义以及间接的不断增长的影响。由严谨的科学家们做出的这种评价被认为是直截了当地证明另一位学者的思想对他们自己的工作所起的巨大影响。

诺贝尔奖金作为最高成就的象征所具有的越来越大的比喻作用也意味着同获奖人的联系被用来在各种社会实体之间竞相博取威信：国家之间和大学之间，企业公司之间和研究机构之间。对有些机构来说，录用获奖人这件事的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标；对雇用他们所花的注意力大于为提供一种有助于进行第一流科学工作的研究环境所花的注意力。随着诺贝尔奖金日益扩大的象征作用而发生的这种目标的变化，象征和所象征的实体之间发生了脱节现象。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奖金已经成了它自己所获得的成就的牺牲品。

计算和宣称拥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几乎从一开始，诺贝尔奖金一直被用来作为衡量各国和各组织在科学上的地位的普遍尺度。希特勒对德国科学的影响，曾用被他强迫流亡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数目来衡量，德国在科学上优越地位的下降，则用它的国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数目日益减少的趋势来衡量。同样地，美国上升为科学知识的主要产生者，也是用它的公民挣回来的诺贝尔奖金的数目来计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科学家在竞争中占压倒优势。三十五位德国人被选为获奖人（1939年以前），占全部获奖人的四分之一以上，最接近他们的对手、英国人，只能宣称有二十二人获奖。大战以后，美国获得了绝对的领先地位，1943年至1976年之间，有九十一位获奖人——即是说，有九十一人的获奖研究是在美国进行的。

如果把战后九十一位获奖人这一记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四十年中总数十四位获奖人的记录相比，美国科学与日俱增的成就立即使人一目了然。这些数字可以用各种方式表示：战后遴选的全部获奖人当中有51％是美国人，相比之下，战前仅仅有11％，到1976年为止，“美国”科学家累计获得的诺贝尔奖金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公民的获奖数。在美国的获奖总数为105人以后依次为英国58人，德国50人，法国2721人。别的国家没有达到10人的，这个事实使俄国人有些焦虑，无论他们对文学奖金和和平奖金的看法如何，他们对科学奖金是相当重视的。正如一位苏联科学界官僚所说的，诺贝尔奖金的统计数字表明苏联“非常缺乏高质量的研究工作者”，这是对仅仅有九位俄国人获得诺贝尔奖金（其中两人是在革命前获得的）这一事实的官方反映。

在苏联以外，这种计算方法还有它的政治含义。一个国家拥有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总数，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政策成败的标志。人们曾经指出，美国获得奖金的比例“与联邦的慷慨资助密切相关。这个国家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百分比……在最近四、五年内〔上升〕到60％至70％”。但是，正如杰勒德·皮尔暗示的那样，这些统计数字的光辉，由于罗思柴尔德勋爵的一种说法而多少有些黯然失色了。最近，这位勋爵向他的同胞们提出这样一个反问句：“与美国每一千万人口中有3.3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相比，我们不是已经有4.6位了吗？”按照这样说法，瑞士和荷兰按人口平均的奖金获得者人数都超过英国。

即使人们几乎普遍认为，拥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的杰出成绩的标志，然而至少是在英国，经济危机已经使得有些英国人（包括罗思柴尔德勋爵在内）对此有所怀疑。要求支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对他们那种基本研究给予资助的愿望本身已经不很强烈了。伦敦大学的诺埃尔·安楠最近指出，人们不再能肯定，他们是否需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比需要非常能干的实用科学家更为迫切。爱丁堡公爵也以一种类似的语气评论说，

一个大学的成就应该用它培养出来的百万富翁的数目来衡量，正象用它培养出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数目来衡量一样。

诺贝尔奖金具有的各种不同的象征意义，使得奖金分配上的微小变化被视为科学或其这一或那一方面的情况正在变化的迹象、标志、甚至反映。因此，在克塞罗斯负责研究和发展的一位担任行政官的物理学家发现多国公司在支持基础科学上所占的份额增加了，而政府的支持则在减少；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在1973年，诺贝尔物理奖金的三位获得者中的两位——江崎玲於奈和贾埃弗——的工作是由企业支持的。用来计算和宣称拥有奖金获得者的种种标准各有不同，它们反映了那些用获奖人来炫耀自己的做法，正如反映了获奖人的实际分布情况一样。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的总数，以1976年为例，可以用各种方法计算。如果把那些在获奖以后移居到这个国家的人（例如恩里科·弗米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包括在内的话，那么这个数目是114。如果限于计算那些当他们获奖时是在这个国家的人，总数是111；如果限于进行获奖研究时是在这个国家的人，总数是105；如果限于那些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那么总数是104。一个甚至更加严格的尺度，还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里的大学在识别和培养科学人才上的成就的，是在那儿进修博士学位的人数；对美国大学来说，这个数目是八十五人。

由于美国已经在获得奖金的累计总数上跃居首位，宣称拥有和计算获奖人的人数，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竞争威信的一种方式，甚至包括那些本来最有威信的单位在内。尽管这种竞争似乎无关紧要，却被人们看得很严重。各种机构都必须吹嘘自己的成就。商业企业着重利润的百分比和销售额与资产的增长。学府和科研机构没有相对客观的和似乎是精确的衡量成就的尺度。当谈到培训科学家和支持他们的工作情况时，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数目被认为是衡量这些机构成绩如何的一个相对客观的尺度。但是，计算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数目实际上怎样能够反映那些宣称拥有获奖人的高级学术机构所取得的成就呢？看看这些机构的大量自我吹嘘的刊物和关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传记资料，我们就能朝着回答这个问题跨进一步。

以1975—1976学年度为例，有七十七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工作，这些学府和机构从这些男人身上汲取了荣誉（没有一位仍然健在的美国女人是获奖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蒂·科里死于195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玛丽亚·戈佩特·迈耶死于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以在它的教授会（包括名誉教授在内）中有九位诺29贝尔奖金获得者为荣。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各有八位，而洛克菲勒大学有七位。

然而，分沾荣誉的并不限于目前在其中工作的单位。凡是获奖人曾在任何时候和以任何方式在那儿呆过的每一个机构都能够而且的确从这件事中沾了光。这些机构的官方文件表明，至少有十种在那儿呆过的情况可以作为公开宣称拥有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理由。他可能被他曾经在那儿肄业的学院，也可能被他曾在那儿获得博士学位的学院宣称是他们的人。有些学院可以宣称拥有他，如果他曾在那儿学习但未获得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那儿工作一年或二年也足以成为宣称拥有他的理由。无论担任过任何级别的教职员工作，从研究助手到正教授，似乎就建立了一种合法的关系，无论这位科学家在担任这个职务时是在从事他的获奖研究以前、当时或以后。当获奖时或获奖后在某个学院工作，也使宣称拥有他是合理的。在获奖人的晚年，当他在正式退休以后担任客座教授时，他也给他的新雇主带来光彩。诺贝尔奖金威信之高使得凡是根据任何这样一种联系能够宣称拥有一位奖金获得者的那些机构中80％都这样做了。

这种计算方法产生了几种错综复杂的后果。首先，它使获奖人出现的次数成倍地增加，使获得荣誉的机构数目远远超过获奖人数目。当获得诺贝尔奖金时是在美国（这一点往往是一个国家宣称拥有某位获奖人的理由）的111位科学家在这一或那一时期担任过的大约500个职位使得他们被大约170个机构宣称属于它们所有。因此，学府职位的流动性扩大了给各机构带来威信的范围。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生物化学家弗里茨·李普曼可以被十一个机构宣称拥有他，而化学家哈罗德·C·尤里可以被十个机构宣称拥有他。另一方面，有三位获奖人只能被计算一次，因为他们每人只在一个大学里渡过整个一生：即物理学家P·W·布里奇曼（哈佛）和C·D·安德森（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物理化学家W·F·吉奥克（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没有人试图断定，上述各种宣称拥有奖金获得者的不同方式是否对聆听这种宣称的听众具有同样的分量，甚至也没有人断定，跟一个获奖人的整个一生发生的紧密联系是否会比跟很多获奖人短时期发生的比较松散的联系使一个机构在宣称拥有他们时理由更充分。然而，这种宣称的本身就多少说明了各个机构的不同态度。一般地说，越是著名的机构，在宣称时表现得越是克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各个机构在说明一位奖金获得者同它们的关系时是异常严谨的。华盛顿大学把生物化学家E·A·多伊西列入它拥有的奖金获得者名单时，附带说明他“曾在圣路易大学进行他的大部分研究，〔但〕有一个时期在华盛顿医学院工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在宣称拥有生物化学家J·H·诺思罗普时表现得同样小心翼翼：

［他］从1916年起一直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成员，他的无数研究成果中的绝大部分是在该研究所曾设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中做出的。他于1949年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但仍然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成员。

各个机构用这种严谨来使那些互相冲突的宣称合法化，而且避免了被别人提出侵犯其权利的令人尴尬的指责。因此，他们就能把他们的宣称扩大到那些可能联系很少（至少可以这样说）的科学家；对宣称的这种小心谨慎的说明里，暗含着的意思是认为任何宣称只要一旦被提出便是合理的。结果是，遗传学家H·J·马勒出现在康奈尔大学的名单上，理由是他曾在那儿上过一年学；物理学家欧内斯特·O·劳伦斯出现在芝加哥大学的名单上，因为他曾在那儿接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R·A·米利肯的指导开始进修博士学位；还有瑞典化学家阿恩·提塞留斯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名单上，因为他曾在该大学的弗里克化学实验室渡过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一年。普林斯顿的名单上还包括物理学家P·A·M·迪拉克和沃尔夫冈·波利，因为他们曾是客座教授。鲁道夫·L·默斯鲍尔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汤川秀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短暂逗留使他们有资格被列入这些大学的名单，因为当他们接受奖金时正好在这些大学里。芝加哥大学坚持宣称拥有尤金·P·威格纳和格伦·T·西博格，理由是他们战时在曼哈顿计划的冶金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设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内。

这些宣称是各机构用来公开表明它们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之间的联系的主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例如，凯斯理工研究所建立了米切尔森奖金来纪念它的第一位物理学教授和美国在科学方面的第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纽约市立学院给予它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校友阿瑟·科恩伯格以一项奖金——也许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有人因为获得了一项奖金而被授予另一项奖金。

少数几个机构遵守自我克制的规则而对宣称拥有获奖人一事加以抑制。哈佛大学不列它的获奖校友名单，也不计算那些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以前或以后曾在这一或那一时期里在该校工作过的人数。它仅仅宣称拥有那些在哈佛进行其获奖研究的人和那些获奖时正在该校工作的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遵守上述大部分限制，但把它的校友计算在内。洛克菲勒大学仅仅把获奖人名单列入它的大学便览中，最为克制地采取了相反的不公开宣扬的策略。但是，公开的克制并不意味着洛克菲勒大学的获奖人被该大学某些权威人士所忽视。当它的一位成员暗示说这个大学可能“正在走下坡路”时，校董会的一位董事戴维·洛克菲勒反驳说，这所大学“在最近五年内有九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在我看来不会是一所正在走下坡路的大学”。即使是洛克菲勒大学也必须衡量它的工作进行得怎样，尽管戴维·洛克菲勒关于它所获诺贝尔奖金的统计数字多少是有些夸大的。

各个机构在用诺贝尔奖金这块招牌装璜自己的方式上所存在的那种分级现象，几乎同样存在于它们寻求用别的标志来显示它们的地位和成就的方式上。这包含着一种似乎是矛盾的东西。尽管各个机构所能采取的衡量成就的尺度因各机构所处的地位而互不相同，但实际运用的尺度似乎为数有限。在每一级上，可以运用的最精确的尺度，就是拿来炫耀的尺度。因此，最高级的大学一般限于指出重要的科学奖金获得者；那些只有第二流或第三流威信的大学不会忽略它们拥有的任何种类的奖金获得者，而且还会指出，比如说，该校哪些工作人员在科学团体中担任职务。那些属于最低水平的大学大部分只限于使用例如它们的教授会成员所发表的论文数目这样一些标志，作为他们能够夸耀的最好尺度。这里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能够在炫耀什么方面有所选择的最高级大学正在利用诺贝尔奖金来显示或提高它们的威信。

各大学并不是谋求以计算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数目作为衡量其成就的客观标准和证明的唯一机构。全国健康研究所也用诺贝尔奖金作为杰出成绩的普遍标志向它的多方面听众宣传。几年以前，它在年度报告中骄傲地宣称：“在这一年中，当全国心脏研究所的生物化学遗传学实验室主任马歇尔·W·尼伦伯格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的分享者时，这给全国健康研究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个报告继续指出：

尼伦伯格博士作为科学家的整个生涯是在全国健康研究所渡过的，他与其他两位长期由全国健康研究所资助其研究工作的科学家H·哥宾德·霍拉纳……和罗伯特·W·霍利一起分享奖金。……尼伦伯格博士是由联邦雇用的科学家中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尽管另一位美国获奖人阿瑟·科恩伯格博士……以前曾被全国健康研究所雇佣过。在其他那些获得医学或生理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金的美国获奖人当中，有40位曾经接受全国健康研究所对他们研究工作的支持。

从那以后，又有三位全国健康研究所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即克里斯琴·安芬森，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和卡尔顿·盖奇杜塞克，从而进一步证明，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研究所在担负科研促进者和科研实验室的双重任务时干得相当出色。

那些自己颁发科学奖金的机构，用它们在诺贝尔基金会授奖以前就曾授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以奖金的人数来衡量它们的成就。在所有知识和文艺领域都颁发相当数量奖金的古根海姆基金会，发现到1975年为止，它对二十七位物理学和生命科学以及经济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获奖以前就支持了他们的工作，并对另外十位获奖人在获奖以后给予了支持，它由此而感到的骄傲是令人可以理解的。同样地，研究公司在1971年报道说，在它授予奖金的三十八人中已经出现了十五位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由于它有资助科学工作的广泛计划，能够宣称已经资助了将近一百位获奖人，而且“几乎总是在〔他们）获奖以前”。某些科学奖金具有预兆诺贝尔奖金的历史这一事实，给获得这些奖金的人们提出了尚待满足的愿望，尽管这些人也许以前并未考虑到自己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些预兆性的奖金不仅奖励科学成就，而且把得奖人列入了潜在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范围。

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美国的一家私人基金会，也是一家慈善性的医学研究和艺术资助机构，基金会主要历史使命是“提高全世界人类的福利”。[图源：wiki.mbalib.com]

据说，《科学的美国人》涉及的科学领域远远超过诺贝尔奖金所承认的范围，它在四十二位获奖人的论文使他们获奖以前就发表过这些论文。甚至全国科学院都必须接受这种衡量成就的标准的检验。科学院本身当然没有公开统计过它的预测，但是D·S·格林伯格在1967年写道，从1950年以来的十八次奖金中，有十七次是授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工作。而且，他继续说，指出这样一点来是特别重要的，即平均说来，这些奖金的颁发早于诺贝尔奖金十八年。在比德尔看来，这是对韦弗的预见和判断的最高考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四十五位美国科学家当中，全国科学院曾经在他们获奖以前就选出过其中的三十六位为院士。

诺贝尔基金会本身已经采取了也许是最后的步骤来把诺贝尔奖金做为衡量科学上重大成就的最精确的尺度。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已经用指出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研究项目对以后的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研究项目所发生的影响来衡量它自己的成就。因此，基金会在介绍威尔逊云室时说：

利用威尔逊云室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有：演示康普顿反冲电子的存在，从而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正确性（康普顿于1927年与威尔逊分享诺贝尔奖金）；安德森发现正电子（他因这一功绩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布莱克特和奥柴利尼所做的关于电子和正电子“同时产生”和“消失”的过程的可见演示。……〔布莱克特〕由于他进一步发展了云室和由此而来的发现于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还有科克罗夫特和沃尔顿做出的原子核的嬗变〔于1951年获得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基金会：《1965年度的诺贝尔奖金》，1965年版，第216页）。

用预兆诺贝尔奖金遴选情况的准确程度来衡量成就的做法，仅仅是诺贝尔奖金凌驾于其他所有奖金之上的一种方式；实际上，诺贝尔奖金甚至被用来作为衡量别的奖金的重要性的一种尺度。例如，阿切斯科学奖章被说成是“美国的诺贝尔奖”，国际数学联盟的菲尔兹奖章被说成是“授予青年数学家的诺贝尔奖”，而哈佛大学的莱德利奖金被说成是它的“校内的诺贝尔奖”。

尽管诺贝尔奖金受到了巨大的尊敬，但是，获得其中的一项并不总是使获奖人成为其他荣誉的受欢迎的候选入。有些机构极力反对让自己做出的评价实际上被斯德哥尔摩的各学院优先决定。因此，一个大学里负责颁发荣誉学位的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对我说，他的同事们拒绝步诺贝尔奖金的后尘。在某些圈子里，诺贝尔奖金甚至不被认为是取得成就的充分证明。被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各学术团体中威望最高的美国哲学会的一位成员最近指出，“我们一直说我们准备接纳年轻人入会。但是当有人提名年轻有为的中国人之一、那位在32岁上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时，他们说他的表现还不够”。当人们对优先的权威评价进行抵制与对早年获奖的憎恶心情联系在一起时，年轻的获奖人特别可能受到某种类似反马太效应的影响——即是说，对他们来说，获得诺贝尔奖金以后就再也得不到别的荣誉，而对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来说，荣誉可能源源而来。

计算和宣称拥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事就这样进行着，而且不足为奇的是，有些人开始怀疑它是《纽约时报》所谓的“公众在计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时的数字游戏”。这种由于认为计算数字本身成了一种目的而不再是一种衡量成就的可靠尺度而产生的怀疑主义，只是部分地正确。在没有更好的标准来评价国家研究机构、大学、实验室以及荣誉奖金本身的效率之前，还将继续利用诺贝尔奖金作为一个试金石。与此同时，在有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往往优先考虑的是怎样增加获奖人的数目而不是优先考虑怎样创造有助于产生获奖人的条件。结果是，诺贝尔奖金失去了它的某些光彩，而且需要重新加以估价，尽管获奖人名单一直受到赞扬。

〇本文节选自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第二章“诺贝尓奖金的社会学”，周叶谦、冯世则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诺贝尔奖牌。[图源：britannica.com]

〇编辑、排版：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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