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来亚文老师赐稿
原文载《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 要]《敬止录》收一摹写本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名《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南宋嘉定十三年八月，庆元府城（在今浙江宁波）南部遭遇严重火灾，日、月二湖虽为城市水库，湖域却因沿岸大族宅邸的占据而日益缩小，知府俞建于火灾次年组织绘制该图，目的在于界定城市水域，以保障居民生活与防火用水。地图详绘了嘉定间庆元府籍朝廷政要聚居的二湖及其周边街区，展现了湖域在四明大族庄园扩张的背景下再度萎缩的景象。该图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同为描绘火灾后庆元府城景象的地图，极具史料价值。
[关键词]南宋 《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 《罗城》图 月湖 宁波
宋代印刷业发达、文化事业兴盛，至今仍有一定数量的地图以石刻或版刻古籍形式留存。近来学界对传世地图资料多有整理与研究 ，古旧地图作为一种新史料日益受到重视，与宋代地图相关的成果也颇为丰富。学者们针对不同地图，如北宋吕大防《长安图》残图、南宋《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石刻地图，以及《咸淳临安志》所附“京城四图”等地方志版刻地图的绘制时间、版本流传、考证复原、要素分析等都有所探究。
除了传世宋版城市地图，后世方志转录或摹写的地图亦具研究价值 ，在较为真实地展示宋代地图原貌的同时，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核心史料之一，如明代方志摹绘宋代《江阴志》所附《官治图》就是考证复原宋代江阴军城的重要依据 。《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下文简称“《二湖丈尺图》”）即一经后人摹写而得以保留的宋代城市地图，图中地理范围涵盖南宋庆元府城（南宋庆元元年升明州为庆元府）南半部分，展示了城内日、月二湖等河湖水系的形态和测量数据，以及水系周边的街道、桥梁、坊牌、寺庙、宅第等要素，是考察南宋庆元府城珍贵的图像资料，但目前尚未受到学界关注。
《二湖丈尺图》收于《敬止录》中。该书为现存最早的鄞县方志，编纂于明末清初，约成书于清顺治初年，作者为鄞县人高宇泰（1614—1678，别字隐学），成稿后未能刊刻，只有抄本传世。现存抄本约9种，最完整者为国家图书馆藏烟屿楼校本。该版本由道光十九年（1839）鄞县人徐时栋重新编次，徐氏所据稿本收录了《二湖丈尺图》，但因其藏书处失火，新校本未及收录此图时，原稿本便已被烧毁。徐氏为此作诗抒恨：“宝庆未刻图，亦得假储藏。嘉定失《丈尺》，谁能补其亡？”又旁注：“嘉定《日月湖丈尺图》载之高隐学《敬止录》稿本中，余以斯世所寡有，且亦宋时物，拟附刻诸宝庆图后，今吾家《敬止》稿本已为灰烬，世所传抄皆无此图，是可恨也！” 正如徐氏所说，《敬止录》存世诸本如伏跗室藏冯贞群1930年校抄本（现藏浙江图书馆）、孙翔熊蜗寄庐捐赠清抄本（现藏天一阁博物馆）等各版本均无此图，幸而朱氏别宥斋捐赠小隐山庄抄本（现藏天一阁博物馆）有所收录 ，此本徐氏应未曾见，这也是笔者目前所见《二湖丈尺图》唯一摹写本 ，因此极具史料价值。
徐氏称《二湖丈尺图》为嘉定《日月湖丈尺图》，康熙《鄞县志》、乾隆《鄞县志》等文献同样以“宋嘉定间《丈尺图》”名之，显将该图成图时间定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从小隐山庄抄本《敬止录》所附《二湖丈尺图》（图1）来看，图左侧跋文云：“朝清 大夫直徽猷阁知庆元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俞。”《宝庆四明志》载：“俞建，朝请大夫直徽猷阁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嘉定十三年四月初五到任，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被旨赴行在奏事。” 可见正是俞建主持绘制了此图，前人也以此判定《二湖丈尺图》绘于南宋嘉定间。然自嘉定间至《敬止录》成书的清代初年已约四百年之久，为辨其真伪，还需考察其流传情况。
图1 小隐山庄抄本《敬止录》所录《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
虽然小隐山庄本《敬止录》所附《二湖丈尺图》大约是该图唯一传世版本，但其他文献多有文字内容转录，其间可窥见不同地图版本的身影。清代康熙、乾隆、咸丰、同治年间所修四种《鄞县志》及民国《鄞县通志》虽皆未刻绘《二湖丈尺图》，却全文收录了原图中关于庆元府城内日、月二湖的测量信息。五志所录文字完全一致，以其对比今本《二湖丈尺图》，可对地图文本进行互校。今录康熙《鄞县志》原文校以今本《二湖丈尺图》文字如下（注：引文方框内文字为图中有、志中无；下划曲线文字为志中有、图中无；下划直线，后以括号注释者，二者文字不同）。
康熙《鄞县志》引文未注明出处，但康熙志编修时多有参考《敬止录》 ，可能是录自其他版本的《敬止录》附图。乾隆《鄞县志》中以夹注形式说明这段文字出自“成化志” 。明成化年间宁波府志有成化初年成书的《宁波郡志》 及成化十三年（1477）增补的《宁波府简要志》，详查两种志书，并无这段文字和《二湖丈尺图》的任何记载，遂不知乾隆《鄞县志》据何作注。同治《鄞县志》云：“《钱志》（笔者按：即乾隆《鄞县志》）征引旧籍，间有篡改，失其本意，或原无此文，而随手填注；或语出彼书，而妄注此目。” 但咸丰、同治《鄞县志》引这段文字亦注出自“成化志”，疑均为“妄注”，虽无法判断上引究竟出自哪版《二湖丈尺图》，但可确信至晚在康熙年间《二湖丈尺图》尚有其他版本传世，或因此图只是府城局部地图，原图未收于各官修方志。从其他文献对该图内容的引用可知清代学者毫不怀疑此图摹绘自宋时旧图，如鄞县学者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中考证宁波府城地理时便多次参考该图 ，徐兆昞《四明谈助》也频繁引用此图。清代鄞县诸儒多知此图，其所见很可能皆出自《敬止录》。
已知《二湖丈尺图》最早出自《敬止录》，在小隐山庄本《敬止录》中，该图被录于第3册《胜迹考·附碑刻墨迹》残卷最后一叶，首页为右半幅，次页为左半幅，图前为“碑刻墨迹”部分内容。从国图藏烟屿楼校本来看，这部分内容包括《唐刺史裴儆德政碑》等22种碑刻墨迹条目，故《二湖丈尺图》应摹绘了已佚的宋代碑刻地图，这在《敬止录》中亦有佐证，作者高宇泰在考证“感圣桥”位置时称：“按宋刻‘月湖图’，感圣桥近有保圣、崇教二寺。” 明言他所见的《二湖丈尺图》为宋代石刻，或许是作者于里巷之间发现该图碑，故未见自宋至明的其他传世版本。然书中并未介绍更多信息，因此尚需根据图中内容予以分析。
上文述及《二湖丈尺图》跋文署名为嘉定十三年四月初五到任、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离任的庆元知府俞建，如此图不伪，则成图必在这一时段，且图中地物不晚于此时间点。详考图内地名，图左下方绘有“广惠寺”（即广慧寺），该寺于绍定元年（1228）正月十三日更名为“万寿寺”，其街口“广慧坊”也随之更名“万寿坊”，图中皆为旧名，应为绍定之前成图。图中政治人物的宅邸标明了宅主官职爵位，亦是考察绘图时间的关键线索。笔者整理出图中出现的重要政治人物府宅及其相应信息（表1），可从中考证此图绘制时间。
注：表中序号与图3中序号对应，表示各官宦宅邸在实测地图中的位置。
表1可见，《二湖丈尺图》中所涉政治人物官职爵位任期并无晚于俞建离任时间（即嘉定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者，且主要活跃于嘉定年间。关键人物如赵善湘于嘉定十二年兼任淮南西路安抚使，图中称“赵安抚”，嘉熙四年（1240）为之建“锦勋坊”，不见于图中。又如史浩于嘉定十四年八月乙丑日（十四日）追封越王，今本《二湖丈尺图》作“史魏王府”，各地方志引作“史越王府”。史浩生前封魏国公，绍熙五年（1194）死后追封会稽郡王，未曾封魏王，今本《二湖丈尺图》当误 ，并可知绘图时间应在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八日之间。又，今本《二湖丈尺图》有“丞相府基”，与其他宅邸之名不同，此处多一“基”字，当为在建府宅，与《宋史》所载“嘉定十四年八月，诏右丞相史弥远赐第”相符，则《二湖丈尺图》成图时间可判定在当年八、九月间。
由此，《二湖丈尺图》为南宋时地图无疑，成图时间比绘于绍定元年（1228）的《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早7年 ，为现存最早的宁波城市地图。该图反映了嘉定十四年庆元府城南部日、月二湖周边的地理情况，可与绍定《罗城》图互为佐证，是研究南宋庆元府城的重要地图资料。
今本《二湖丈尺图》作为摹写本，细节上与南宋原图有所不同。如图中有误将“史越王”写作“史魏王”、“美禄坊”写作“黄禄坊”、“楼安抚宅”写作“楼家抚宅”等摹写错误，且绘图线条粗糙，图中楼阁、桥梁等处虽有意描画其建筑形象，却绘制得毫无美感。笔者详细比较图中字迹与小隐山庄《敬止录》抄本的其他文字，二者颇为相似，当系该本抄录者摹写。
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及其他方志地图不同，《二湖丈尺图》虽为庆元府官方组织绘制，但却并未绘出府城全貌，更未以府衙或附郭鄞县县衙为中心，而是以城内日、月二湖等水域为主要内容。宋人专门为河湖绘图者不少，如杭州西湖有《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传世。明州（庆元府）此类地图亦有绘制，如北宋曾巩作《广德湖记》云：“鄞县张侯图其县之广德湖。”元祐八年（1093）刘珵治理月湖并主持绘图，舒亶专门作《西湖记》“以冠诸图” ，南宋宝庆二年（1226）胡榘治理东钱湖，公文云“东湖画图，内已贴说” 。古人兴修水利前后为水利施工或水域经界时常作图，《二湖丈尺图》应同属此类水域专题地图 。
日、月二湖在宋代明州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二湖既是达官显贵聚居并被赋予种种文化意象的城市园林，也是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火灾防治的水库。在人文景观塑造方面，南宋中后期，聚居月湖沿岸的史氏执掌朝政，楼、汪、丰等大族亦活跃政坛，形成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 的局面，月湖遂为庆元府城内国家级的政治核心区，其地位实际超过了府衙所在的子城，甚至“细湖”“西湖”的旧名也大约在嘉定年间被“日湖”“月湖”这类雅名所取代 ，以营造出日、月汇聚城中的意象。时人还将“四明”之名的由来附会在日、月二湖上，又将月湖中十个小洲比作道教传说中的海上十洲 ，以此塑造二湖这一四明大族汇聚之地的文化地理意象，使之成为明州城中又一文化中心。因此，对月湖水域的治理和保护实属重要工程，这是俞建主持绘制《二湖丈尺图》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水利方面，维持月湖的水域面积是保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需求与火灾应对的关键。明州城的水源主要在西南远郊的四明山区，北宋舒亶《西湖记》云：“明为州，濒江而带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饮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蓄以备旱。”受地形影响，明州城水易泄入江，故至晚在宋代，城内东隅已有名为“水喉”“食喉”“气喉”的三座水闸（图3）控制城内水位，旱时蓄水于日、月二湖，涝时则泄水于鄞江。宋时日、月二湖水质较好，“湖之支派缭绕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甚至城内酒务皆从中汲水酿酒。城北又开凿蛟池、蜃池、清澜池等储水池“以为御火备” ，城内各处皆与二湖相通，因此确保二湖储水量尤为重要。
然而，日湖和月湖的水域面积在宋代总体是逐步萎缩的。北宋元祐九年（1094）舒亶所作《西湖记》详细记录了北宋前中期月湖的变化过程。据舒亶描述，城内之湖有南隅与西南隅二处，南隅之湖（即日湖）在他所处时代便已“废久矣”，西南隅之湖（即月湖）本无任何人造景观，大中祥符年间，章得象知明州 ，于湖之北端筑堤，在堤上修建“红莲阁”，于是月湖北端成陆；天禧年间（1017—1021）李夷庚知明州，于湖中央建造二桥“绝湖而过”（桥名“憧憧”，即《二湖丈尺图》中的东湖、西湖二桥），以便月湖两岸交通。北宋知州钱公辅（字君倚，1061年前后在任）于二桥间新建众乐亭，亭四周扩建湖心岛，是时该岛南侧已有小洲，此后逐步扩大。其后30余年间，“湖辄浸废不治，其亭（笔者按：即众乐亭）南既堤以为放生池，濒湖之民又缘堤以植菱芡之类，至占以为田，淀淤芜没，几不可容舟”。时人据众乐亭南之小洲再筑一堤（约在《二湖丈尺图》中“湖心寺”一带），月湖因此一分为二，堤以南几乎被沿湖居民围垦殆尽，元祐八年（1093）知州刘珵到任，“适岁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 ，利用淤泥营造10个景观岛，所谓“十洲”由此形成，于是刘珵组织绘图以界定湖域，才暂缓了月湖的萎缩速度。据全祖望考证，这十洲“大抵中央得四，而东西两岸各分其三” 。十洲景观在淳熙八年（1181）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完稿时尚存 ，而《二湖丈尺图》中除4座湖心岛仍在，其余皆无，可见其他6座小洲已并入月湖两岸。这与湖滨大族豪宅庭院的修建显然相关，如月湖中央4洲中的芳草洲、松岛2岛（图2“碧沚”“竹洲”处）及湖东岸的菊洲（图2史越王府处，今宝奎巷一带）、月岛等处皆有史氏宅邸，全祖望“谁移洞天，跨湖为薮。曰惟史氏，十居其九” 之语，并非妄言。又如月湖东岸“竹屿”本在湖东南隅，《二湖丈尺图》中却标为“楼安抚宅” ，这一带皆为楼氏庄园，“楼参政府”的宅主楼钥自述：“城内一湖，旧有十洲三岛，最南一处适与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锦照堂。” 正是楼氏占据竹屿的明证。再如湖西岸的雪汀、烟屿旧址，《二湖丈尺图》中标为“赵观文府”“史春坊宅”“徐运使宅”等官宦宅邸。这展示了南宋中期月湖的变化过程：在四明籍官员权倾朝野之时，营建于北宋的景观岛因被湖滨大族等居民所占而消失了六成。《二湖丈尺图》所记录的便是此背景下月湖水域再度萎缩的历史画面。
利用近现代尚未发生形态剧变时的城市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结合《二湖丈尺图》的测量数据 和相关史料绘制地图，可相对准确地复原嘉定十四年庆元府城南部景观（图2）。对照实测图可知《二湖丈尺图》采取示意图形式：城市街区比例缩小，日、月二湖比例放大，湖域面积占全图近一半。实际湖区只占绘图区域的五分之一左右。嘉定十四年的月湖北至红莲阁；西北至感圣桥、观音桥所在的“丞相府街”；西南至锦里桥所在街巷；东北至史越王府、丰尚书宅等宅第；东南至汪尚书宅、楼安抚宅。复原图清晰展示了靠近月湖两岸6处湖心岛消失的景象：曾经的“十洲”景观已大多成为湖滨大族的私家园林，正如全祖望所说：“翠桷画帘，东西相望。如云祁祁，以为湖幛。下户寒门，蔑从依傍” 。
此外，《二湖丈尺图》首次展现了庆元府城南部的详细河道，其中部分（如自湖桥斜趋章耆巷桥的河道、广济桥以东至吴栏桥的河道）在后世各种地图中均不见踪迹。吴栏桥下断流的河道或许表明，流经城市中心地带的河道正经历着被居民侵占的过程。
嘉定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即《二湖丈尺图》成图前一年，庆元府城发生火灾，日、月二湖的萎缩以及城市河道的淤塞，无疑是这场大火未能及时被遏制的重要因素，也是俞建主持绘制《二湖丈尺图》的直接原因。《宋史》载：（嘉定十三年）“八月庚午，庆元府火，燔官舍、第宅、寺观、民居甚众” 。这场正史一语带过的火灾实际极为严重。毁于此次火灾的地物仅见载于《宝庆四明志》者便有30处（表2），其中官舍5处，佛亭1座，桥梁4座，各类庙宇20座。这30处失火地点呈现以城南延庆寺为轴心，西北至子城南，东北至东寿昌寺及市舶务的扇形分布特征，又以延庆寺至子城一线分布尤为集中（图3）。虽不知起火原因，但可以推断起火点很可能在日湖之滨的延庆寺一带 ，火势由南向北蔓延。
表2 《宝庆四明志》所载嘉定十三年火灾被焚地物信息
图3 嘉定、绍定年间庆元府二湖周边官宦宅邸与失火地点分布示意
绘制于火灾次年的《二湖丈尺图》对日湖与延庆寺的描绘颇为细致，图中标注延庆寺距离西侧荷花池 12丈6尺（约合今34.6米），荷花池距离西侧官路3丈4尺（约合今9.3米），官路西侧标注“延庆菜园”。延庆寺一带起火，很难越过西侧这片空旷区域而向西延烧，被约束的火势向北呈扇形蔓延。受灾寺庙中，被彻底焚毁后完全废为民居者（景德寺、西寿昌院、天封院、大中祥符寺、药师院等）皆在延庆寺北偏西方向，官员“第宅”受灾同样以延庆寺以北者最严重。延庆寺至子城一线的火势以被明代人称为平桥河的河道（即宋代竹行桥—市心桥—新桥—捧花桥一线）及其沿河街道（大致对应今宁波市解放南路）为轴线展开，或许南北向街道形成通风道引导了火势走向，史弥远之父史浩的功德寺也毁于此灾，最终大火一直烧至子城与鄞县县衙之南。
虽然《二湖丈尺图》上没有与嘉定十三年火灾相关的直接记载，但大部分受灾区域都被绘于图内（图3）。《宝庆四明志》所载失火点半数被标于图中，加上《二湖丈尺图》的内容主要是官府对城市水库区域的界定，因此该图应绘于灾后重建背景下。
城市用水储备量是古代城市火灾应对能力的关键衡量因素，嘉定庆元府大火后，水利工程成为灾后重建的重点，河湖疏浚与堰闸修缮又是水利施工的主要举措，因此它山堰来水（后世称“南塘河”）与日、月二湖在火灾后受到关注。它山堰之水北上流入南水门，是二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时人言：“水自南门入，实流离宫，遇涸则火，此渠所关尤重，不当俟其涸而后浚。” 古人以八卦之中南方“离”位为火，由南向北的火势或更令时人深信不疑。次年，上游乌金堨的重修应也以此次火灾为契机，史载“耆老合词以请，少保大丞相鲁公素知本末，慨然下其事于郡” ，并由任职于泉州市舶司的水利专家魏岘规划修缮。史弥远或对这场大火也尤为在意，他在火灾次年新建的宅邸特意避开了闹市，选址于月湖西岸四面环水之地。《二湖丈尺图》展示了知府俞建灾后一年内所做的善后工作：由官方测量、界定二湖水域范围，并刻碑公示。这是当时地方官员疏浚河湖后的一般做法，如上述刘珵治理月湖后亦曾绘图标界；又如《二湖丈尺图》中“赵安抚宅”的主人赵善湘于嘉定十五年（1222）知镇江府时也曾因城内放生池被居民侵占而“命坊吏竿而步之”，又在疏浚放生池之后刻碑记录其事，并“图其曲折之形于碑阴以备他时考订” 。可见刻图标界是宋代的常见做法，被《敬止录》列于《碑刻墨迹》目下的《二湖丈尺图》显然亦属此类石刻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