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生日的时候，林奇以某种方式和童子军说了再见。
当时他作为鹰级童子军，被选中参加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总统就职典礼，还能站在最前排。他记得那天看见肯尼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乘坐加长轿车，从距离他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经过。
无疑，这是难以忘怀的记忆，但林奇的心思都在其他事情上。玛莎·莱维西说：“搬到亚历山大后不久，大卫就只想画画了，我成了他和爸妈之间的调停人。我会跟大卫谈爸妈的困扰，也会把他的观点转达给爸妈，在中间维系着和平。我们的爸妈是那种特别有耐心的人，大卫一直很尊重他们，所以他们之间从来没大吵大闹过，只是意见不相同。”
林奇的堂姐埃琳娜·泽加雷利形容林奇的父母是“非常坦诚、保守、虔诚的人。桑妮长得很漂亮，说话轻柔甜美，但也很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家子人在布鲁克林一家餐厅里给曾祖母赫尔米娜过生日。那时大卫16岁，饭桌上每个人都在喝酒庆祝，但大卫的妈妈坚决不允许他碰葡萄酒。看到大卫的作品时，你很难相信他和他妈来自同一个家庭。我感觉可能恰恰因为家人十分刻板，他才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虽然遭到了家人的阻挠，林奇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我们俩认识时，大卫已经从布什纳尔·吉勒那里租了间房，”菲斯科回忆说，“他问我：‘你想和我共用一间工作室吗？’房间很狭窄，但我还是跟他一起租下了，租金大概每个月25美元，布什纳尔会时不时来给我们提些建议。布什纳尔给他推荐了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的《艺术的精神》（The Art Spirit），大卫也把我拉下了水。他会坐在屋里各种地方大声读书里的章节，或者跟我讨论。我们很高兴看到有人写了做画家的经历——突然之间你觉得不那么孤独了。通过亨利的书，我们知道了类似凡·高、莫迪里阿尼这样的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艺术家我俩都很感兴趣。”
罗伯特·亨利是美国阿什坎艺术学院（Ashcan School of American Art）的领袖人物，这所学校主张一种粗粝无畏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罗伯特本人是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的学生包括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和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艺术的精神》出版于1923年，是罗伯特几十年执教生涯的精华凝结之作，对林奇影响深远。这本书的语言和句法今天读来已经有些过时，但其中表达的观点却是不朽的。它沉静、卓越又鼓舞人心，从头到尾只在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让自己做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相信这是件值得付出的事情，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到。
1962年早些时候，16岁的林奇决定搬出布什纳尔·吉勒的工作室自立门户，并且说服了父母给他提供一部分租金。“他们俩考虑了很久才下定决心。”莱维西说。约翰·林奇记得：“布什纳尔来找我们爸妈聊了聊，劝他们同意大卫租间自己的工作室，他说：‘大卫不会在那里瞎胡闹的。他想在里面画画。’大卫找了份工作，能支付一部分租金，而且那个地方确实很便宜。
那个区域20世纪60年代时被称为‘老城’，相当于亚历山大的棚户区。（今天这里已经成了遍布精品店和高级咖啡馆的昂贵地段。）街边林立着200多年前修建的砖房，都是贫民窟，其中有一栋连贫民窟都算不上——就是大卫和杰克租的那栋。他们租下了整个第二层，房子的楼梯又老又窄，走上去吱吱作响。他们搞了场小型进驻聚会，但其他时间里这个地方的确就只是间工作室。大卫每晚都要去，而且会待到很晚。那时候爸妈对他有宵禁的要求，每天到家后他都得按停一个电子钟，这样爸妈就知道他是几点回来的了。但早起对他来说一直很痛苦，爸爸有时会用湿毛巾盖在他脸上，好把他叫醒。大卫特别讨厌这个。”
上高中时，菲斯科和林奇都在华盛顿特区的科科伦艺术学校（Corcoran School of Art）上课，他们生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校园之外。“我拿到了学校美术课的不及格通知，好像大卫美术课成绩也不怎么样，但我俩一刻不停地画画，一起换过好几个工作室。”菲斯科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卡梅隆大街（Cameron Street）上一整栋房子租了下来，把其中一个房间刷成了黑色，专门用来思考。刚认识大卫时他正在画巴黎街景，用的是硬纸板的蛋彩，看起来有种独特的美。有天他拿来一幅船靠码头的油画，当时他颜料用得很厚，有只蛾子被粘在了颜料里。蛾子拼命挣脱的过程中，在天空上留下了美丽的旋涡。我记得大卫当时特别兴奋，因为他的画里混入了死亡。”
“如果说大卫在艺术层面迈向了某个方向，那我则迈向了另一个方向。”菲斯科接着说，“我们俩总是在逼着对方做到更好，所以作品进步很快。我的画越来越抽象，大卫则越来越喜欢画黑暗的事物——夜里的码头，死去的动物——很情绪化的东西。大卫一直是个生性欢快、个性阳光的人，但他却被黑暗的东西所吸引。这是大卫身上的一个谜。”
与此同时，在家里，大卫的父母却非常困惑。“大卫能把国会大厦画得那么棒，他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画的肖像也都很棒，”莱维西说，“我记得妈说：‘为什么你不像从前那样好好画画了？’”林奇找到了反抗所谓“正常行为”的勇气，但这种性格上的变化却让他在家里麻烦不断。不过，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始终没变。林奇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看看他怎么对待自己的弟弟就清楚了。“读高中时我和大卫住同一间房，有时候也打架，但大卫会给我做很多事。”约翰·林奇说，“他在学校很受欢迎，而且他不会以自己的弟弟为耻，会把我带到他的圈子里，认识他的朋友，我的朋友也都和他混得很熟。要知道，那时候我的朋友里也有不少不太正常的人。”
林奇青少年时代的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美国电影正处于低潮之中。给美国电影产业带来新气象的社会变革尚未发生，电影工作室制作周期很短，产出的都是类似多丽丝·戴（Doris Day）主演的廉价浪漫喜剧、沙滩狂欢剧、猫王音乐剧，以及浮夸的史诗巨作。不过那是外国电影的黄金时期，皮埃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和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都在那些年中产出了许多杰作。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是为数不多开创了新局面的美国导演，林奇非常喜欢他1962年改编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小说的电影《洛丽塔》（Lolita）。他还对电影《畸恋》（A Summer Place）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很喜欢桑德拉·狄（Sandra Dee）和特洛伊·唐纳修（Troy Donahue）。虽然他弟弟说他那些年看过伯格曼和费里尼的电影，大卫自己却不记得了。
林奇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女朋友是朱迪·韦斯特曼（Judy Westerman），他们俩被票选为学校里最可爱的一对情侣，学生年鉴中还有张他们一起骑双人自行车的照片。“大卫的女朋友很正点，但他也会跟学校里那些‘速食’女孩约会。”克拉克·福克斯说，“他管这些女孩叫‘哇哦女人’，但从来不透露太多细节，不过我知道她们都挺野的。他会被生命中狂野的一面深深吸引。”
菲斯科记得：“大卫和朱迪很亲密，但他们俩并没发生任何身体上的关系。他不算是个花花公子，但确实对女人有着自己的迷恋。”林奇第一次见到菲斯科的妹妹玛丽时，两人之间并没迸出什么火花，但他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认识大卫时十四五岁，”玛丽·菲斯科（Mary Fisk，1977年，她成了林奇的第二任妻子）回忆道，“我正在客厅里坐着，杰克带着大卫一边穿过屋子一边对他说：‘这是我妹妹玛丽。’客厅里有个用来盛烟的黄铜花瓶，我估计他当时吓坏了，因为他们家没人抽烟。不知道为什么，但后来他总把我和烟联系在一起——他总这么跟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