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个人的美学趣味的确暗合、顺应了国家文化的发展趋势与文化政策导向,但于我而言更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思想转变。我多次在接受采访中提到1991年第一次出国,在金碧辉煌的巴洛克歌剧院看《弄臣》时,感觉到的与曾经向往的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隔膜与距离。当时觉得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像是别人的事,演员、剧本、音乐和观众等都像是与我们无关。那时确实有一种“江南虽好是他乡”的触动,以前那样向往的西方文化,当我真正置身其中的时候,却真切感受到缺乏文化血脉的联系。我由此开始在创作上觉悟自身文化属性,并且逐渐认识到: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判断、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并不是仅仅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身处自己的文化里就能完成的,也许换一种角度回看时会更加清晰。▲1991年,刘杏林(左三)与前辈老师参加布拉格四年展途径莫斯科
1991年跟随几位前辈老师乘坐国际列车,第一次去参加布拉格四年展的时候,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不到四十岁。我们一路舟车劳顿,加上中途转车用了九天九夜的时间,每个人都在行李之外携带了一个特意缝制的、装满展品的大布包。
第二天到了场馆后,取出这些布包中镶着设计图和剧照的简易相框,把它们密集地挂在现成的展墙上,就算完成布展了。所以,看着其他国家的学生和专业设计师热烈的布展氛围和独特的展出面貌,我难免感叹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未来有一天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布展,甚至获奖或者评判别人等等,似乎只是个奢望。后来这些年,个人和国内舞台美术的变化,正如大家所经历的整个社会、国家和时代的进步一样,都是始料未及的。
▲刘杏林担任2017世界舞台设计展(WSD2017)国际评委
▲刘杏林担任“布拉格演出设计与空间四年展”(PQ2019)国际评委(前排右九)
这种时代和社会变化带来的知识更新,也在不断推动我深入思考和认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应该说,我在舞台设计上的创作思路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由于一直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面对其中的各种构成关系,再加上通过各种方式接收新的信息以完善知识结构,才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捉摸到一些本质性的规则。但也并不敢说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只要你想往前走,总是有新的问题。直到今天,我每次开始设计一个新的剧目,无论是话剧、戏曲、舞剧还是其他的剧种,仍然会觉得茫然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