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综合自瞭望、浙商财经、秦朔朋友圈
近日，受中央设立雄安新区影响，河北三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一夜之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尽管雄安新区目前的发展规划尚停留在战略层面，但由于其国家级新区的定位比肩深圳与浦东，很多人因此而将雄安新区与后两者对标，从而描绘出一幅美好的蓝图。
对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院士昨日（4月5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并深度解读了雄安新区。
邬贺铨院士坦言，政府目前在雄安出台的措施只是想暂时把炒房的热潮控制住、稳定住，并不是说雄安的房子今后就不许买卖了，雄安也不要建房了、也不要卖了，但是房地产除了传统的模式，由政府卖地，然后房地产公司买地，盖房子再卖给百姓，实际上房地产还有很多思路。
比如说像新加坡，它有些土地是政府直接管理、政府直接来建，而且通过廉租房、公租房来评议这个房子，让需要住房的人能住，我们希望雄安新区能吸收创新创业者，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有抱负的人去，他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买房，那么政府需要有大量公租房来支撑。
另外，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办法，只有政府当时可以主导，真正需要落户去买房的，那可以按照落户标准来买；如果你真正需要买高价的、买超过你消费需求的，那自然价格就要提高。总之来讲，还是要保证雄安新区能够像中央所设想的那样健康有序的发展。
邬贺铨院士指出，雄安新区既然作为新区，中央给雄安的定位有一点，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包括对房地产管理的改革，能不能通过雄安找出一条能够发展房地产，又能够控制房地产价格，又能保证大家需要有住房的人有房住，这也是雄安新区的一个任务。
如果新区的房价很快上涨，那么，新区将来开发的成本就会不断提高。本来希望雄安具有的一些吸引投资家、吸引企业和科研机构入驻的条件，会被房价所解构，这绝对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而且在炒房的过程中，可能更多得利的是一些投机者。
之所以选择雄安，一个原因是它开发强度没有那么大、人口密度没那么大，现在准备开发的区域可能会涉及到一部分百姓的搬迁，这是雄安新区起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希望搬迁的民众在他搬迁以后的生产、生活条件要比现在还好，可持续发展。规划上已经考虑少部分搬迁，大量是不会搬迁的。
同时，雄安地区也有自己的产业，现在的产业有少量还不错，例如新材料，大多还是传统产业，例如服装、塑料，评估传统产业，只要不是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都是可以保留的。
当然，保留不是一直停留在低端层面，而是和雄安新区一起，通过信息化等方式来改造，提升产业竞争力；保留也不是所有企业都原地不动，有些企业可能要挪个位置，这样更有利于产业集聚发展、集约发展。
应该说，雄安现有产业大部分是可以继续提升改造升级的，所以会给现有产业员工一个安心，不会失去工作岗位，而会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且在雄安地区的发展中，企业提升改造速度更快。
邬贺铨院士认为，深圳和浦东的区位优势和历史条件都是跟雄安新区不一样。目前来看，雄安新区是唯一一个在北方而且是内陆地区的，而且历史条件也不同，当年深圳和浦东发展的时候，整个国际经济发展比较好，可是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低迷状态。
现在来看，雄安新区当然我们还继续强调开放，雄安新区的定位里头有一条是开放发展的先行区，但雄安新区更多的要探索一条通过创新引领、内涵集聚发展的道路。
此外，雄安新区向深圳学习、向浦东学习，并不完全是学习简单的对外开放。而是学习现在深圳、浦东走的创新发展的道路，这点上有深圳和上海浦东的经验。
其次雄安新区位于京津保的腹地，北京市作为四大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国际创新中心，北京四个中心的潜力还没有发挥。
雄安新区要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会把京津的一些优势资源都迁移到雄安，京津冀人口加起来过亿，面积比长三角、珠三角还大，所以深圳的今天、浦东的今天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雄安新区的明天。
所以，雄安的机遇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邬贺铨表示，任何一个新区的发展，尤其是担负着闯出一条在内陆、北方走出创新发展新的模式，任务很重，但是它也是国家大事，不但会调动京津冀资源，也会有全国的支持，当然我们更多希望创新来驱动。
它正好是一张白纸，没有原来的负担，可以实行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刚才谈到房地产治理措施，有可能为它提供新的发展环境。
关于雄安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一事，邬贺铨透露，之所以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要目的是解决大城市病，一些和首都功能没有直接关系的疏解到其他地方。我们希望这种疏解，有一些是属于国家可以行政命令的安排，更多的还是得靠市场的机制。
只要雄安新区建起来了，又是一个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地方，没有严重的PM2.5污染、交通便捷、物价便宜、房价不贵，而且有创新创业的氛围，自然有很多企业会自己去。
而且，我们说疏解也并不是像网上说的那么简单，一刀切，不是说把国资委下属管理的所有央企总部在北京的全部搬过去。疏解这个问题，作为大方向是没错的，作为具体执行是按步骤的，也会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发展。不是简单搬过去，如果搬过去的企业不能很好地经营发展，那也是国家损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肯定会多方面周到考虑。
当除深圳刚起来时，也不是很多企业去，深圳当年是自己创新创业，后来发现深圳不错了，有些企业就去了。所以，这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命令谁去，但是现在已经在雄安提供很好的地方，那么，机不可失。
此外，作为一个新城，肯定有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同时，一些企业随着功能的疏解，雄安新区会具备一定产业条件，我们不会孤立的建一个在这里养老的城市，我们希望雄安第一步是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长远来看，它能够自身创新创业良好发展，所以要具备产业的条件。我们相信将来很多人不是说被赶出去，而是慕名而来，主动要去。
邬贺铨表示，中央赋予雄安新区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有很多是可以试验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首先是医疗上跨区、跨省已经实现。未来，如果雄安的教育条件、医疗条件、创业条件很好，房价又比北京好，那北京的户口价值也不会跟河北雄安差这么大。
雄安新区能否象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那样，迅速成长为中国版图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呢？答案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回答。但无论如何，既然雄安新区因“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而生，那么，雄安未来之发展便取决于“造城”二字。
二战结束后至今，全球主要大城市为解决“城市病”所采用的分散之路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1种是以纽约为代表的“先分散后集中”模式。二战之后，大量归国军人工作生活需求集中爆发，导致纽约等大城市拥挤不堪。纽约市政府因此而制订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居民向郊区发展，并为此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
然而，城市郊区化虽然缓解了中心城区的城市压力，却也造成城市低密度肆意扩张，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基础设施投资成本过大、通勤时间过长等一系列问题，大大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
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各城市纷纷确立“精明增长”理念：城市建设再度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重新开发废弃、污染的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因此美国城市之道可称之为“适度集中”模式，它是从分散到集中的“否定之否定”，可称之为“合理的集中”。
第2种是以伦敦、东京为代表的“卫星城”模式，其中又以伦敦为甚。受19世纪末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影响，世界上第一个“田园卫星城”莱奇沃斯（Letchworth）1903年在伦敦以北56公里处的郊区建设，1920年第二座卫星城威尔温田园城（Welwyn Garden City）在伦敦35公里处建设。
上世纪40年代起，英国掀起第二次卫星城建设热潮，先是制定了大伦敦规划，在伦敦中心半径48公里内划分为城市内环、郊区环、绿带环和乡村外环四个同心圆区域带，并在伦敦市中心50公里半径内先后建设了8座卫星城。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东京市在近郊也建设了7座卫星城市。但是，伦敦和东京的“卫星城”显然距离当初的建设目标相去甚远，伦敦的卫星城直到今天其人口甚至只有区区几万人规模！
第3种则是“巴黎模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黎市同样在建设“卫星城”，不过巴黎“卫星城”的建设方式显然与众不同：疏散不适合在市区内发展的工业企业；利用企业扩大或转产机会向郊区转移；政府投资的“大项目”落户于卫星城；优先发展城镇较为密集的区域。
最终，“卫星城”模式只有巴黎获得了成功，它也因此而成为城市分散发展的典范：其卫星城的平均人口规模超过30万，而且城市生活质量与主城区差别不大。
巴黎城市发展示意图
“卫星城模式”之所以只有巴黎获得了成功，固然有超前规划协调发展的因素，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非常简单而直观：巴黎的卫星城距离主城区几乎都不超过30公里，而伦敦和东京的卫星城与主城区距离通常都在50公里以上。30公里半径也就成为城市分散的极限。
官方资料显示，雄安新区位于整个京津冀地区腹地，围绕着河北最大的湖泊——白洋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如果参考纽约、芝加哥、华盛顿、东京、巴黎、北京世界著名大都市地区的优点，雄安新区或将开创中国城市创新发展新模式。
美国纽约地区
日本东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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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编辑 王程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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