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研究（下）
——一个理想化的现代佛寺模式的提出
漆
山
笔墨当随时代。我们在此提出佛寺的“学修体系——组织管理——建筑载体”这一互动关系的探讨，正是希望为现代佛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寻求答案。
笔者在多年调研和实践中看到，当前国内许多佛寺的建设，在规划布局和建筑配置上看似法度成熟、多有常型可依可据，但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现代佛教的教育意图和社会功能？是否能与相应的学修体系及组织管理制度相配合？大有值得总结和反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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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一种佛寺模式，“后百丈式”佛寺以指导思想“二元化”为特征，寺院格局划分为中部崇德报功的“佛区”和为学修生活服务的“人区”两大区；其中一些带有学修色彩的建筑，常常与生活后勤等功能混杂设置；由于“佛区”畸大，内外流线交叉干扰严重。随着时空因缘条件的变迁，这一佛寺模式本应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时至今日，这一佛寺模式及制度仍在诸多新建寺院中被奉为圭臬而得以流行，凸显了实用功能不佳、教育内涵不足、礼仪崇拜与旅游功能过度发达等诸多偏差，也助长了商业化、肤浅泥古、千篇一律、贪大比阔、资源浪费等不良倾向。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近代以来，传统寺院在和现代佛学院教育两种体系的碰撞和交融过程中，产生了“学院·丛林二元制”这样一种过渡形态的佛寺模式，如南京栖霞寺和扬州大明寺等。这种二元化的建筑载体，也折射出指导思想及组织制度上的二元性。当前，寺院管理者们已开始了两种体系的整合的尝试和努力，所谓“丛林学院一体化”。随着二者的逐步整合，寺院格局又向新的方向发展了。
教界对于佛寺的教育内涵日益关注，寺院中学修相关建筑的地位、比重和质量得到加强，所以在原传统寺院格局的基础上，出现了较集中的学修区即“法区”；由此逐渐形成了“佛·法·僧三区制”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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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苏州西园寺、赵州柏林禅寺等。事实上，这种类型仍属一种过渡模式，是寺院从以崇拜和经济为中心、转向以教育为中心的一种过渡。
现在，随着“人间佛教”思想和实践日益普及，佛寺中如法会、慈善、教化、文化等社会服务职能将得到较大加强、甚至得以扩展成区，所以，一个新的重要的寺院功能区——“事业区”产生了，这可称为“佛·法·僧·事业四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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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京龙泉寺、规划中的西园寺等。
从“后百丈式”的余续、“丛林·学院二元制”、“佛·法·僧三区制”、到“佛·法·僧·事业四区制”，我们似乎已看到了一条中国佛教教育和寺院建设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脉络。但总体看上述类型，仍有较多近代性质。中国汉传佛寺的现代化姗姗来迟。
一、现代式佛寺为什么会出现？
并非为变而变。今日中国，信仰活动恢复，信众量质增长，大规模佛寺建设活动正在神州大地上蓬勃展开。在
教界自身对于内修、外弘及人才等需求，和社会对于佛教教育、文化及慈善等功能日益渴求的背景下
，
教界
思想理念
层面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启动，教团组织、制度层面尚在建设中，而佛寺建筑规划层面则严重滞后。
[2] [3]
随着“人间佛教”以及“汉传佛教学修体系建设”等实践的逐步深入，佛寺作为一种服务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的教育性公共建筑类型，必将重返公众视野。
教界大德言：“佛教寺院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学和修；一切佛法也皆为大众的学修服务；而教界的所有问题，究其根源，亦是佛弟子在修学上未能相应所致。”所以，以僧教育为主、俗教育为辅，依佛法核心要素，建设一套契理契机、次第清晰且操作性强的大众化的现代佛法学修体系，这已是教界共识。这一体系应可与一切传统宗派、法门的学修相融合。
落实在教团的组织和管理上，则体现出菩萨化（“组织出家菩萨和在家菩萨一起成为一个现代的僧团”）、团队化（集体创作，团队运作）、制度化（以戒为师，制度运作）、体系化（教育、组织管理及弘法皆呈现体系化倾向）等现代特点。传统寺院中的三类主要成员——师、生及职事，在现代教团中应不再是个体概念，而是团体概念；百丈式僧团所有成员共师一人，而在现代教团中则是僧俗师资团体；学修众也转化为包括文化艺术研究者在内的僧俗众；传统中只由僧人担任的职事，也将视情况由各级僧俗干部承担，且应成为学修体系中的另一类学修众，以为众承担、服劳和护持为其主要学修方式。尤其是传统丛林的“住持”，在现代教团中可能以理事会议的形态出现，尽管理事长可能是一位高僧大德，但意义毕竟大为不同。总之，依道、德、才、学，建立相应审核标准，确定个人在团体的位置和职责，使职责、能力和学修相匹配，而有机地整合进这一大众化的现代佛法学修体系中来。
由僧俗精英组成的理事会，将成为整个教团决策、管理和运作的核心。在组织结构方面，其下可分为“西序”和“东序”两条序列进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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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序”——对内教育序列
以“学院化”的方式，借鉴世俗大学的组织管理体系，采取“理事会—教育会—各学院、研究所或文化中心—僧俗学修众”的组织结构，，乃至视情况形成规模性的学院区。
“西序”的运作核心为“教育会”，受理事会委托和管理。
各学院、研究所或文化中心作为现代佛教学修体系的教育及管理载体，或根据所学类型不同来设置，如唐代“道宣式”佛寺的丰富多彩的“别院“式学院，但在现代因缘下也许可简化为戒律、义理、止观、实用教育等学院。
或根据学者类型不同来设置，如台湾法鼓山的做法
，其体系建构类似一圈圈同心圆：最核心的是僧团，然后依次向外是法鼓山僧伽大学（僧教育）、法鼓佛教学院（僧俗教育）、中华佛学研究所（僧俗学术研究机构）和法鼓社会大学（泛社会教育）等各类学院。该教育体系的每一层级皆以慧业、福业和德业等三大要素展开，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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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法鼓山体系学院化特征明显，设教务、总务、学务等三部门来组织和管理，且以学务为中心，以学务为学人陶铸身心、僧格的关键。
上述皆属横向划分方式；也可根据教育对象教育程度的不同采取纵向划分的方式。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做法
如宗喀巴大师的人天道（“下士”道）、解脱道（“中士”道）、菩萨道（“上士”道）等三士道次第建构。近年来也有教界大德根据当今汉传佛教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分级教育制度，如济群法师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一个根本，三大要领》论文中所提出的依佛法五大要素建构初、中、高三级学院及实用教育学院的想法：
初级教育
为基础教育，以皈依、发心、戒律三大要素为重点，属大众教育，依师资团体来教导学人，师生人员的组织方式相对稳定。
中级教育
为专业教育，以各宗正见为核心，围绕菩提愿行进行实践，类似世间大学不同的专业学科设置，仍属大众教育，宗派名僧可参照传统宗派教育，以集中讲座或研究室方式引导学人。
高级教育
以止观实证为重点，宗派名僧可参照传统宗派教育，以师徒方式引导学人，属精英教育，以培养法门龙象为目标。
实用教育
依佛教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培养管理、弘法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可参考世俗教育模式，或与世俗大学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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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序”——
对外弘法序列
以“丛林化”的方式，一方面扬弃传统丛林制度之弊端，一方面吸取现代管理精华，采取“理事会—弘法会—各事业部门（类似丛林中的“堂口”）—所属事业团体或弘法终端—信众及社会大众”的组织结构，乃至根据情况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园区。“东序”的运作核心为“弘法会”，受理事会委托和管理。
在事业部门设置方面，应基于当代弘法特点和社会需求，对传统丛林清规制度中的结构和部门具体职能进行调整、改善、细化，使之更能契合现代弘法事业的实际需要。基于教界共识，可以慈善、文化、教育作为现代教团弘法事业的三大支柱；方式应现代化、多样化。在这些方面，港台佛教界有大量成功经验可资借鉴。
如台湾佛光山教团，在组织上以“一会五院”为其主要结构。“一会”即宗务委员会，为教团最高权力机构，由僧俗大众共同民主推选产生，总理学修、行政、经济、法制、外交、事业等各项事务，相当于本文所提的理事会。“五院”包括长老院、都监院、文化院、教育院、慈善院。长老院是教团最高监察部门，相当于传统丛林的“维那”（纲纪）。都监院为教团最高行政部门，相当于传统丛林的“都监”、“执事”等。文化、教育、慈善等三院则为寺院对外弘化的三大事业部门。“五院”由“一会”管理；“五院”各有执掌，分工合作。此外，还有宗务堂、传灯会、电视台、各种基金会等，亦各有所司。佛光山教团的各部门，一般都任命有专业才能者担当，表现出现代教团的专业化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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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北京龙泉寺教团，设置接待部、文化部、弘宣部、慈善部、教化部等对外事业部门，和大国学基金会、生态农业等外围事业，初步建构起一个现代教团的社会弘化体系。
颇为关键之处在于，各事业部门必须纳入大众化的学修体系，东序和西序相整合，使学与修、内与外成为互相增上的助缘；由是事业不仅仅是在做事，而成为学习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事业部门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学院”——在服务、实践中学习佛法、体会佛法；是教育成果的实战演练和验收。每个事业部门及事业团体也应设置具格的辅导师，与义工及工作人员共住，便于在承担、生活及学修上进行关怀、督导。辅导师来自僧俗师资团体。
二、
现代式佛寺会是怎样的？
那么，一座与上述教育、组织管理及弘法体系相匹配的
现代式佛寺会是怎样的呢？
在此我们尝试提出一个理想化的模式，供方家指教。
首先来看其
功能分区
。随着现代佛寺功能和教团规模的大发展，功能分区问题将变得日益重要。目前大多数国内寺院对总体布局进行功能分区的观念还比较淡薄。在许多当代寺院中，常可见僧寮、斋堂、禅堂、讲堂、念佛堂、行政、后勤等种种生活起居与学修功能混杂不作分区的情况。当寺院规模较小时，这种情况可能影响不大，甚或有时有利。随着寺院未来规模的扩大和使用人数的激增，寺院功能必将更趋复杂、多样和复合，功能不分区所产生的问题一定会大大凸显。所以，在佛寺规划中应进行合理适当的功能分区。根据前文研究，一座现代式佛寺将大体包含如下功能区：
学修区：以各类学院的面貌呈现。每个学院包括教学空间、研讨空间、修证空间、行政办公空间、居住空间等功能空间。学修区要求较为安静的学修和研究环境。
事业区：以各类事业部门的面貌呈现。每个事业部包括办公空间、会议讨论空间、行政管理空间、居住空间等功能空间。事业区人员流动较多较频繁，应有明快、活泼的气氛，强调空间的亲和力。
公共区：为学修、事业二区所共用的全寺性公共空间。较为完整的公共区应该包含以下几种功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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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讲堂：举行全寺性的大型典礼、佛事、学修及文化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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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殿：主要用于全寺的早晚课诵、礼仪、供祭、佛事等活动。其礼仪、象征意义大于学修意义。可与大讲堂合设为一多功能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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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堂：用于团体皈依传戒、布萨羯摩、学戒诵戒等活动。空间布置和室内设计上有一定的特殊要求。日常与戒律相关的活动，可设一专用的规模较小的戒堂（如设于律学院中）即可进行。因举行全寺性传戒活动的情况较少，可与大讲堂合设，比较经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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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堂：全寺进行止观实践活动的专用空间；对空间的安静和稳定性要求较高。日常禅修的空间，在各个学院内即可解决。而举行全寺性禅修活动时，也可与大讲堂合设，比较经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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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堂：团体用于修习皈依发心、念佛共修等活动的场所；对空间的安静和稳定性要求也较高。日常的念佛共修，可在初级学院的公共厅堂即可进行。而举行全寺性念佛共修活动时，也可与大讲堂合设，比较经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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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堂：用于早、午二时的过斋，有严格的过堂制度；实际是以用餐方式进行的修行实践，与世俗用餐差别较大。虽在空间上类似世俗集体用餐的大餐厅，但要求有中正、稳定的空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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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既有传统藏经功能，又具现代图书馆阅览功能。为了效率和管理，宜采取全寺集中使用形态为主。可附设自学中心或个人研习空间，培养自我教育的精神。
经过对以上空间进行分析、归纳及合并同类项，可知一座现代式寺院公共区的基本功能配置，至少应有一座大型的多功能殿堂、一座图书馆和一处斋堂；其它皆可采取与各学院合设共用的方式解决。此外，还应有行政后勤区、景观园林区等配套功能区。这些虽也属公共区为全寺所共用，但它们与学修、事业二区之间的联系可以不必像以上这些公共空间那么密切。
功能分区会直接影响寺院总体格局的结构关系。学修区、事业区和公共区作为现代式寺院的三大主要功能区，可根据不同佛寺的具体情况采取“品字形”或“中心式”结构，以使三者达到联系方便、高效运转的目的。所谓“品字形”结构，是指上述三大功能区三足鼎立、互相之间皆可直接联系的方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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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中心式结构”，是指上述三大功能区以公共区为中心，学修、事业分居两侧并各自与公共区直接联系的方式。由于公共区还具有特殊的礼仪和象征意义，规划中也应注意公共区常作为空间布局重心的习惯。行政后勤区作为寺院附属功能区，可设置于寺院外围周边，方便人流、车流、货流出入并避免干扰寺院主流活动。
如果我们认为作了上述这样的功能分区，就能成其为一座现代式佛寺的话，那么这种模式当与我们前文所提的
“佛·法·僧·事业四区制”模式，并无根本性的不同，无非换了些概念——佛区、法区改称公共区，僧区改成内部学修区罢了。
所以，我们试将现代式佛寺的功能关系绘制成更为详细的结构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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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进一步说明。现代式佛寺的关键点在于——法区、僧区整合为对内学修区，居士区和事业区整合为对外事业区；而这一整合并非简单地合并，而是依照大众化的现代佛教学修体系、以“书院化”模块方式对这四区的功能进行有机整合和重构。
所谓“书院化”模块方式，
是借鉴居学一体（居事一体）、师生共住的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方式
[6]
，将每一学院或事业部门都设计为建制和空间相对完整、具一定独立性的功能模块的做法。每个书院化模块中，既有起居生活空间，也有教室、办公、会议、研讨、共修等空间，还有自己的公共核心和精神空间——或为讲堂、佛堂、戒堂，或为多功能厅（根据不同书院的学修特点而设置）。在建筑设计上可采取模数化的多层内向庭院式布局；以层来设置不同功能区，从底层至楼层，公共性逐渐减弱，私密性逐渐增强；居住层设于较高楼层。这样，不同书院可根据学修要求提供不同环境、形成不同氛围；内部人员互相认同感很强，身心容易安稳下来；而不致层级品位混杂，
形成互相干扰。教团师资团队为每个书院设置相应的辅导师，与学人、义工共住，朝夕熏陶、切磋琢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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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书院化模块就像佛寺的一个“细胞”，再依大的功能分区进行布局组织。
这种模式使得现代式寺院的组织结构呈现为一种“簇式”形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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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寺院的公共核心和精神空间是大讲堂（暨图书馆）和大佛殿（暨斋堂）等，是寺院组织结构体系的最高一级，为全寺所共有；第二层级则为各类学院、研究所或事业部等功能模块，均有各自的公共核心和精神空间——或为讲堂、佛堂，或为禅堂、戒堂，或为多功能厅堂（视其主要学修内容而定）；第三层级是模块中的班级、研究室或工作部处室等基础教学、办公或起居空间；最基础层级则是个体的学修者。簇式结构的产生和书院化模块的采用互为表里。
现代式佛寺的这种功能及组织结构诠释着怎样的时代内涵呢？
首先，体系化
。现代佛教教育制度的体系化、层级化的树状特征十分明显；并且弘化制度也实现了体系化、立体化地树状划分和建构；再最终以同样体系化、立体化的树状组织和管理制度来进行全面匹配。现代佛寺的“簇式”结构是现代佛教教育和管理全面体系化的结果。
第二，模块化。
学修区和事业区采用书院化模块方式，也是一个关键之处。因为佛教教育是改造生命的教育，与世俗学院教育的目标和手段不同，不能完全照搬世俗教育建筑的规划和建筑方式。作为一种居学一体（居事一体）、师生共住的教育模式，采用书院化模块这一做法虽渊源于中国传统教育，但在时代因缘下已发展为极富现代感的空间和功能模块，能更好地达完成佛教教育的目标。
第三，菩萨化。
现代佛教不仅以教育对象、更以教育程度来建构相应的教育体系；将僧俗教育进行有机整合，使现代佛教教团教育和组织“菩萨化”，这是对于传统佛教的一个重要革新。
三、现代式佛寺模式可能出现的变体
根据不同项目的实际情况和操作需求，这一现代式寺院模式可以发展出“水平式”、“垂直式”或“自由式”等多种变体，在此予以探讨：
1
、水平式变体：
北京龙泉寺新区。
理想化的水平式现代式佛寺模式如图所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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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南至北，这一佛寺呈现纵向“二段式”功能配置格局。南段以大雄宝殿北侧围墙为界，是教团对社会服务的对外事业区，分为接待、文化、慈善、教育四个“书院化”功能模块，气氛类似一个有规模的产业园区，开放于社会、融入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北段为教团的内部学修区，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实用等四个“书院化”功能模块，以相当“学院化”的风貌呈现。各学院自设相应的公共性厅堂（讲堂、戒堂、禅堂等），既为本学院服务，也可在某些情况下为整个寺院共用。寺院外围设行政后勤区，作为全寺顺畅运转的基础和依托。事业区与学修区注意内外适度分隔、互不干扰；但在整个学修体系上又注意见与行、学与修的相辅相成。并且，事业区应对所服务的城市或社区具有良好的开放性。除了体制、管理方面开放而外，其规划和建筑形象应具有亲和力，与社区和城市整合、共生。
同时，从东至西，可看到横向“三段式”格局。中国传统美学讲究中正平和、均衡端严，所以寺院中部从南至北布置寺院的重要建筑，属公共性区域。南半部为偏于礼仪和崇拜、兼具宗教性和艺术性的佛殿区，既兼顾了社会大众瞻礼信仰的需求，也为教团传统丛林生活服务。在殿堂配置上对传统寺院做了极大地简化——仅保留了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序列，仍以大雄宝殿为该区的核心和焦点。北半部是内部学修区的精神中心和空间焦点——大讲堂（可考虑与图书馆合设），周围布置开阔的学术庭院或园林；与南部佛殿区以围墙适度分隔。东西两路安排各学院和各事业部等功能模块，围绕在开阔的中路公共空间周围，并面向其开门。这种组织方式体现着一种层次秩序井然、又具有开放性的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实际操作中，北京龙泉寺新区规划是一个较理想的案例
（图
7
）。该项目位于北京西山凤凰岭山麓开阔的缓坡地上，规划建设用地约
600
余亩，地势西高东低。寺院规划了四大功能区：佛殿区、学修区、事业区和行政后勤区。
佛殿区根据传统佛寺尽量加以精简，保留少数最具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殿堂。其中最醒目的要属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处于佛殿、学修、事业三大功能区的焦点，为三者所共享，其
内涵实现了现代化和多功能化。该大殿充分考虑了法事活动、讲座论坛、观演典礼等多功能的转换，使其成为一座集讲堂、经堂、礼堂、剧场于一身的文化殿堂。这是一种以神佛为本、为崇拜服务，向以人为本、为教育文化服务的革命性转变。
从大殿向后即是供僧俗学人系统学修佛法服务的内部学修区，设置了初级学院暨律学院、中级学院及高级学院暨佛学研究所等三个“书院化”学修模块。行政管理区设在龙泉寺传统区内，附设一座实用教育学院。
沿着寺院机动车主干道，与佛殿区并行，是寺院为社会服务的事业区，目前主要有五个部门：教化部（主管俗众的教育事业）、文化部（主管团体的文化传媒事业、开发制作文化产品）、弘宣部（主管网络弘法、宣传事业）、慈善部（主管团体的慈善事业、为社会人士搭建公益互助平台，并设有养老院及医院）、物业部（主管团体的建设、维护及物业管理等工作）。另外，在政府相关部门处还注册了“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和“复兴大国学基金会”两个更加社会化的事业平台，为和谐社会、增进社会文明做更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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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式变体
：台中中台禅寺和养慧学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已成为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聚居的场所。佛教教育的重心势必从山林重返城市。而在繁华都市中，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和地价昂贵，都市佛寺的建设用地通常都会比较紧张。在此种情况下，“垂直式”就极可能成为现代式佛寺模式另一种大量出现的重要变体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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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垂直式”变体，即是将现代佛寺原本水平排布的各功能模块在垂直方向上集成起来，形成一大厦式建筑，占天不占地，充分使用土地资源。在此建筑的地面层及较低楼层，可尽量设置为公众礼仪及宗教活动服务的佛殿区，或通过宽大阶梯能方便地将人群引导至该区域亦可。传统佛寺中分别设置的山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等不同公共性殿堂，可转化为不同的室内大厅，通过室内设计的手法来划分空间，以“套间”、“耳厅”等集约化方式毗邻设置，以达致经济利用空间的效果。在这些公共性、开放性较强的佛殿区周围或夹层空间，可设置公众接待区，以方便为其服务。台湾中台禅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将大雄宝殿、天王殿等单体殿堂均设计成为四通八达的公众大厅和交通枢纽；空间序列紧凑，流动性很强，与传统寺院的气氛不大相同。
在建筑的垂直向度上，空间具有越靠近地面层、公共性越强，越远离地面层、私密性越强的特点。所以，在“垂直式”变体中，为社会服务性较强的事业部门，应靠近地面层设置，便于对外联系和服务。学修区主要属于团体内部使用，可适当远离公众区，以确保安静、清净的学修环境。各级学院之间，可根据各院学修上的特点和需要，同样按照越高越私密的原则进行安排。各学院仍可采用“书院”化模块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