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尖锐之时，适时地调整政策乃至组织，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良方，否则一旦失去主动，受损害的绝不会是少数人。
两千年来，王莽身上的骂名史不绝书，尤其是白居易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语道尽了后人对他的评语。虽然在这漫天讨伐声中也有微弱的几个声音，似乎想从公允的角度去评价王莽，但这些声音多是出于感情因素，实在缺乏足够的论证。但是，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王莽真的是“伪君子”和“空想主义改革家”么？如果换一个人在王莽的位置上，会不会比他做的更好？
外戚权贵：西汉一朝不可克服的痼疾
一部西汉的历史，就是由皇族，军功贵族，以及外戚们写成的。尤其是外戚，作为皇后的家人，当皇后握有权力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家人，比如叔伯兄弟，于是迅速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外姓权贵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又不断打击异己扶植亲信，甚至于皇权发生激烈对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西汉历史上的四次外戚叛乱。即便如此，后来者依然不会吸取前人教训，继续在成为外戚权贵的道路上走下去。
王莽家族的发迹：姑母成了汉成帝的母亲
王莽出身于西汉末年的外戚王家，而王家的权力起点是一个柔弱女人：王政君，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母亲。汉成帝登基后，体谅母亲凄苦，加倍恩宠几位舅舅，于是汉成帝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一天之间册封五位舅舅为侯。王家一下出了五侯，任谁都看的除来，一个新的外戚权贵家族，在长安城迅速形成。果然，王家很快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权力，成为数一数二的权贵家族。
王莽的仕途起点：大司马叔叔向太后姑母推荐
虽然王家出了五侯，可惜，这种荣华富贵与王莽无缘，谁让他老子死的早呢，于是，在其他的王家子弟声色犬马的时候，他只有过着清苦的生活。尤其是当他服侍病重的叔叔，大司马王凤的时候，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被王家的带头人所看重，因此着重在太后王政君面前推荐了王莽，从此，王莽开始了他的仕途。
王莽的权力之路：有太后姑母做后台
观察王莽的权力之路，他的每一步晋升，几乎都得到了王政君的过问，至于后来，当他成为西汉的执政大臣时，又反过来帮助王政君出气，从而得到了更多支持，如此，才令他能够在权力之路上走的更稳，更坚定，驱除所有政敌。
汉武帝为何无法把功业传诸后世
新朝代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帝国跨地过广，不能全部由中央集体管制，于是采取了一种斑马式的省级组织。有些地区秦朝所设郡县仍原封不动地任其存在，其他地区则派遣新任命的王侯，世守为业。帝裔里的近亲，亦即刘家的叔伯、兄弟、从兄弟等封为王，功臣中之卿相则封为侯。他们的领域和直隶于中央的郡县犬牙相错。这种互相监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过度集权，可是这也不是全面退却，有意在长期间内再构成战国期间的纷争局面。
中国专制时代的准则：李悝计算方式
李悝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地被仿效。
王莽仕途的启示：一个有能力的“官二代”
权力使人腐朽，当王家的子孙们沉溺于权势和荣华富贵的时候，王凤怕是也在暗自叹息无人可以继承家业吧。这时，一个在贫苦中长大的亲侄子王莽，凭借着坚忍好学，尊长爱幼，谦卑有礼等行为，慢慢进入了王凤的视线。终于，当王凤死后，对王家子弟失望的王政君，开始慢慢提拔这个王莽，而王莽本身也不负所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好名声，一步步走上了西汉的权力巅峰。王莽用他的亲身经历，向后世诠释了一个道理：做事做的再好，也不如投个好胎，生个好人家。王莽的升迁之路，就是一条彻彻底底的官二代上升之路。
王莽代汉：一场支持率高达95%的皇帝选举
“王莽代汉”是篡位么？这在后世似乎是个共识的问题，或许当事人不那样看。当王莽还是一介臣子时候，他执政前的大汉一片乱像，社会民不聊生，权贵豪强恣意享乐。但是，当道德楷模王莽成为执政后，拨乱反正，蒸蒸日上。由于王莽不遗余力地大抓意识形态建设，纪纲恢复，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所以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王公贵族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百姓，都觉得王莽是他们利益最好的代言人，王莽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是人民信得过的领袖。而且，很多读书人内心中有一个非常隐秘的想法：按照儒家的理论，天下大治需有圣人出，现在天下乱像，显然是因为没有圣人临朝，无论从哪个方向看，王莽都符合儒家理论的圣人标准，若是由这个新圣人作皇帝，那一定会实现上古大治，彻底改变大汉帝国的混乱和无序吧。于是，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请西汉授予王莽“九锡”。在历朝历代，权臣被赐予九锡，就是篡位接近成功的标志。而四十八万是个什么概念呢？识字者不过数百万。而在长安附近，能够上书的知识分子加起来也不会比四十八万多多少。就这样，在一项关于“是否当皇帝”的选举中，王莽以高达95%的支持率胜出，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欢呼声中，走上了那个神圣的宝座。可是，为什么西汉帝国会变成这个样子？
西汉外戚文化之始：吕后
前195（高祖十二年），高祖崩，嫡子惠帝立，时年16岁，吕后事实上控制朝政。惠帝仁弱早逝，在位仅8年，太子即位为少帝，年幼，吕后直接临朝称制。她的政治举措对汉初政局影响巨大，表现出两个基调：对刘氏宗室实行压抑和打击为主的策略，对功臣恩威并济。但是，吕后的这些作为，并不能保住她所一手扶植起来的吕氏外戚集团。当她死后不久，功臣就联合起来，诛杀了吕氏，令吕氏外戚灰飞烟灭。
贯穿两汉的外戚家族：窦家
在400余年历史的两汉政治舞台上，活跃着许多窦氏家族成员的身影。厚厚的《两汉史》，清晰地记载着窦氏家族的兴衰荣辱。窦氏家族以三位脱颖而出的太后而发轫，从而以外戚身份跻身政治舞台，又大都以军功立世，在汉王朝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切的初始，则是来自一个名叫窦漪房的女人。
从骑奴到大将军：卫青
建元二年，武帝到平阳公主家中作客，卫青同母异父的姐姐卫子夫得宠入宫。当时皇后阿娇的母亲长公主刘嫖听说卫子夫有了身孕，便有意拿卫青“开刀”，幸好公孙敖等人半路劫救，卫青才逃过此劫。武帝听说了此事，为保护卫青，升任他为建章监事，侍中。由此，卫青的命运开始了极大的转变。得到武帝看重后，他经常陪伴在武帝的身边，因而在将军们里，他最能体会武帝的思路和用心。从此以后，卫青出击匈奴，建功立业。
栋梁还是权臣：霍光
霍光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权倾一时。不过，汉武一朝，他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汉武帝将幼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并将其母钩弋夫人处死，以绝母后专权之患。刘彻环顾群臣，似乎只有霍光可辅佐刘弗陵。因此，他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画赐予霍光。其意甚明。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霍光受遗诏，与金日磾、上官桀等人共同辅佐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这个“一”字，用之绝炒。
西汉前期为何强大：土地军队和国有经济体系
面对秦末战争后的满目疮痍，西汉政府要迅速发展起来，手中有三个法宝：广袤的无主土地，庞大的中央军队，以及在长安周围强大的官营工商业。西汉初年还要满足人民的粮食需求，所以继承秦制，采取了“受田制”，也叫名田制，为的就是尽快恢复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安置人民，帮助国家建立基层管理组织，以及税收征集体制。而面对王朝诸侯和军功贵族的快速增长，西汉中央军随时出击，捻灭一切反抗力量，夺取权贵和诸侯的土地，分给慢慢增加的百姓，以维持自己的田地和赋税体制。另外，在长安附近，西汉朝廷有一个巨大到后世无法想象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完全不用依靠任何私营工商业，就足以满足朝廷控制地区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西汉初年推出了“重农抑商，抑制豪强”国策。重农，是为了安定人民，抑商，不是抑制工商业，而是要打击与朝廷争钱的私营工商业主，抑制豪强，是打击出头的权贵，杀富济贫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的需求。
西汉中后期权贵蜂起：名田制破坏令社会矛盾激化
汉汉初按军功授田，创造了一大批大小地主和自耕农，并迅速安定了汉初的政治局面。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吕后时代，还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长期安逸，这些土地逐渐变成了私有制，到了“文景之治”时代，这种私有制变成了土地兼并，是以，西汉第一次土地兼并的浪潮，在武帝时代就开始出现。幸好，武帝手里除了土地还有军队和官营工商业两大杀器，仗着军队和能够源源不断提供钱财的官营工商业，武帝削除豪强和商人，总算将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压制下去。而得到的土地，一方面变成了公田，也就是皇帝和朝廷所有的财产，而另一方面，则被武帝又一次分发出去，继续维持早已名存实亡的受田制。但是，武帝的政策并不可能扭转土地兼并的浪潮继续发展，在其死后，经过短暂的平静，西汉朝廷第二次土地兼并浪潮很快在汉成帝和汉哀帝时代爆发。这一次，西汉中央朝廷手里的军队已经被豪强子弟渗入，官营工商业被侵夺，彻底变成了没牙的老虎。
西汉末年的矛盾加深：大变局之下应如何选择
西汉的第一次土地兼并浪潮虽然被武帝强力镇压下去，但是，这种短暂的安定局面，也仅仅维持了昭帝和宣帝两朝。到宣帝末年，剧烈的社会矛盾逐渐开始爆发。而逐渐强大起来的地方豪强，初步有了与西汉朝廷分庭抗礼的势力，迫使元帝放弃了从西汉初年就开始实行的，迁徙豪强充实关中荒芜地区的政策。到了元帝之后的汉成帝时代，随着王氏外戚的兴起，新的外戚权贵集团在朝廷形成，王氏权势之大，前后封侯者有九人之多。他们依仗皇帝宠信和权力，更加肆无忌惮的侵夺土地和工商业，从中掠取财富。在汉元帝前，外戚之中资产达千万者并不多，到了成帝时代，王家诸侯的财富，早已过了一亿。而汉哀帝好男风，宠臣情人董贤，家产在数年之间就达到了土地两千顷，家产四十三万万之巨。在这时，天下已经开始不稳，不时有暴动出现。整个西汉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刘氏皇族早已失去了天下人望，上到公卿下到百姓，稍有见识的人都意识到大变局已经不可避免。
汉武帝接受儒学“受命”学说：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一个问题
西汉初年继承秦制，更采取黄老治国，到武帝时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学真正被武帝所看中的，却是其中的“受命”学说。凭借这个学说，汉武帝以“圣天子应天受命，”，解决了继统的法理问题。但是，这个学说也有一个问题，当天下灾变频繁的时候，是否就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呢？如果这些灾变无法解决，是不是意味着当今的天子并非上天中意的圣天子，需要再有圣人出来，顺天应命呢？而且，儒学所倡导的“成汤革命”，正是“以有道伐无道”，当后世出现无道之君的时候，是否也需要有“新圣人”站出来，带领天下人讨伐之？
王莽改制为何要“托古”：汉帝国上下官吏都深受儒家经学影响
王莽的改制本是一场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可他为什么要“托古”？如果不托古就无法争取到支持者么？事情还真就是如此。在西汉后期，以经治国的理念日益强化，以《洪范》察变，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几乎被绝大多数官员认可。这种今天看来简直迂腐不堪的想法，在西汉后期却大行其道，归根到底，是国家优待儒生，培育儒生，令儒生的人数大增，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而且，以德治国，以德行政的人会得到百姓的拥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西汉的儒生官吏，许多人首先是德行过人的名士，而后在为政时处处借鉴古制，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宣帝统治期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号称“中兴”，应该说，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因此史书对宣帝大为赞赏，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文治武功，可谓中兴”。他与前任汉昭帝刘弗陵的统治被并称为昭宣中兴。
汉元帝刘奭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汉成帝刘骜
成帝所以把大权始终交给王氏，他深知士人并不可靠，因为士人执政大多会结党营私；宦官也靠不住，他们执政更是结党专权，为所欲为。在成帝看来，最可靠的还是外戚。
汉哀帝刘欣
哀帝所以宠幸董贤，有难言的苦衷。当时，西汉王朝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使他对前途感到恐惧，朝中派系林立，鉴于王氏专权，他对哪派都不放心，也只有董贤这样没有帮派、对他又柔媚体贴的男宠使他最为放心；同时他通过尊崇董贤，不仅可以压抑朝中各派势力，而且可以更加强调皇帝生杀予夺的权力。
王莽改制：一场并非没有进步意义的改革
就王莽改制的条文来说，其法规并非没有进步意义，尤其是五均六筦政策，通过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垄断经营和强力管制，把原先主要掌握于社会上层贵富集团手中的盐铁酒经营、山林川泽、商业贸易等利益，夺归国家掌握，并通过国家的管制来平抑物价，完全是站在人民百姓的立场考虑。这些条文都有着合理的成分，有着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贫富分化的一定积极意义，确有为普通民众利益着想和限制社会上层贵富集团剥削压迫太甚的考虑。至于“王田制”的限制土地数量和奴隶人数，以及变革钱币制度，也都是出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考虑。那么，这些被后世所诟病的措施，就真的是王莽一个人一个朝代的荒唐“暴政”么？
王商少年时任太子中庶子，以庄严诚实为人们称道。父亲去世后，王商继承了侯位。他将父亲留下的财物统统分给异母诸弟，自己分文不取，并且坚持为父亲守孝。因其品格高尚，两袖清风而被荐举，大臣们称赞说他的品行足以勉励群臣，其义行足以使风俗淳厚，宜担任皇帝身边亲近的大臣。定陶恭王受到皇帝的特殊宠爱，几乎要取代太子。王商以外戚重臣的身份辅助皇帝处理政事，始终拥戴和护佑着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