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姚著中国史》姚大中（著），华夏出版社授权首发稿件
○来源：历史大学堂
长城工程的艰巨为可想而知，问题是：为什么要兴筑这道城墙？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提出公式化的一个答案：“秦始皇造长城以防胡。”
外国学者的看法也相同，他们接受了古代罗马人为防御北方蛮族而自纪元八三年以后，陆续建筑从梅因兹沿莱茵河至多瑙河上游的长城系统，而以中国大长城与之相比拟。
然而，这个答案与中外学者的另一个共同的问题：长城非秦始皇所“造”，不过他在统一中国之后，以战国北方诸国原已分段建筑的城墙连贯起来而已。
长城既非秦朝始建，则长城作用如解释为防胡，时间上也应往前溯向分段建筑的战国，而非秦朝。
战国列国间普遍流行系列性筑城运动，系在纪元前四世纪前后，当时这项运动的突然兴起，各国都显得特别热心，而且时间上也正随着北方胡人开始出现之后。
但是，胡人出现地区限于北方，战国时代的筑城运动，却须注意非北方汉族国家特有地方现象，此其一；其二，北方国家且非率先领导，反而还是追随了内地国家才筑城。
在如上情形之下，只有一种解释为合理，便是说：长城系战国列国出于相互间对抗需要而构筑的大规模防御工事。
这些防御工事存在于北方的，对象便非汉族国家而转向为胡人。依此了解，可明了当初建筑长城，本质上并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义。
而且恰恰相反，长城还是汉族自身间基于相互对抗需要的产物。
北方长城较内地长城开始构筑年代要晚到一个世纪之久的事实，史学界往往容易忽略，事实上，这却是交代史实的关键，至少说明了当时汉族眼中的敌人，主要还是汉人自己。
尽管早在纪元前五世纪北方已有足使汉人惊讶的胡人出现，也逼迫汉人放弃一部分传统文化而非学习胡化不可。
但是，胡人压迫的危机，却未令汉人恐惧到必须建筑一道坚固防御工事抗拒的程度，相反，这个时期所见的胡汉斗争，胡人侵略汉人，还不如汉人侵略胡人严重，“胡化”最热心的赵国，大将李牧便曾制造一次战役杀戮胡人骑兵十余万人的惨烈场面，北方诸国于战国后半期开拓的新领土，也全夺自北方胡人。
赵国取得阴山—黄河间走廊地带的“北河”之地，以后于秦国进行“中国”统一战争期间虽回复胡人支配，但待统一成功而秦朝大帝国建立时，这一地区不但立即再被收复，更在卓越军事家蒙恬指挥之下，连同夺取了胡人发源地的整个鄂尔多斯或当时所谓“河南”与今日的河套。
这种汉族对胡人当时压倒性的军事攻击力，乃是必须注意的事实之一。
之二，又须注意北方列国北长城的兴筑，都是合并夺自胡人新领土的直接后果。
北方长城，作用自始非只消极面的防御，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积极原因才兴建。
这个原因，须从长城为什么构成为北方新领土，以及新领土为什么开辟和为什么建设而得知。那便是汉族势力继续膨胀之下，汉式农耕环境扩大与净化趋向的再延长。
汉族从游牧胡人手中夺取土地，是为了这片土地适合于农耕，这片土地既加入农耕中国，便拒绝胡人再予游牧化，拒绝部分必须有个标志，这个标志，便是长城。
长城在一系列建设新领土措置中担当的任务，也即在此，而代表了汉族巨大的压制和吓阻力量，一种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换言之，站在汉族片面与主观立场，用人力划出与强制对方接受的一道汉胡国界或国境线，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
国境线虽非不能兼为国防线，长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认必带军事色彩，但至少当时长城的要塞性国防线意义，已隐蔽在国境线性格背后。
前引《史记》匈奴列传两见“拒胡”字句，“拒胡”（拒绝胡人）迥非后世所谓“防胡”“御胡”的示弱性可比拟，这是个充满了骄傲与自尊的字样，与秦始皇本纪中“斥”“逐”相呼应。
最初的长城，便这样拒绝和阻断了胡人———军事的，也是政治的。
长城国境线性格，战国时代后半列国分段建筑的北方长城已经具备，到秦朝汉族大帝国建立而愈突出与明朗。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非常重视国境观念，是其特征。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国，刻石讴歌皇帝丰功伟业时，国界四至往往陪伴镌以明文，如：“皇帝之往，存定四极”，以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意思是说：一统的完成，国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已到达了“极”。四极之中，两个方向有海洋作为自然界限，另两个方向，便以长城———人为的国界线为界。
秦朝大长城，这条略呈弧形而划定当时汉族意识中“中国”与“非中国”界限的大工程，主持者便是蒙恬，他是攻占鄂尔多斯草原的最高统帅，以及郡县与移民政策的执行人。
雄伟的秦朝大长城，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凭双手与决心，创造并达成了“极”的构想。
大长城的所以为“极”，正因为国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从大体而言，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
长城以外，断然放弃，长城以内，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中国”。
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长城的建造，既表示那些土地应该保持在汉族所认定的“中国”以内，以供汉族利用，则相对而言，也便具有其他土地汉族不该涉足的意义。
事实上，长城之为“极”，“极”的本身意义，便代表了限制。所以，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
关于后者，便是设定了一道汉化极限，一方面，限定农业社会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凡汉族一律必须居住长城以内，私越长城线，罪名等于叛离中国，惩罚可能非仅仅判处徒刑；另一方面，也为汉族定型后所建立的统一农业社会新秩序，设定一个界限。
四“极”观念所以被秦朝重视，长城所以必须陪伴新领土扩大而立即重建，与统一政治的建设都有关系，四极以内，必须车同轨、书同文，相反，这些也以至于“极”为限。秦朝长城国界线意义，从这方面而强烈表现。
后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长城防胡，最大原因可能受了见到如今日真正“防胡”作用的长城影响。
事实上，古今长城，不但位置不同，性格也在变迁。长城防胡这一答案，如果用来说明后代长城的效用，可谓正确，但如用以解释长城的起源，以及建筑长城最初的用意，那便不恰当了。
换言之，长城“防胡”的作用是以后才转变而成的，当初并非如此———秦朝与秦朝以前不是，汉朝也不是。
长城之作为国界线，其性格至汉朝仍然明朗，这从汉朝政府与匈奴间往复公文的内容可明示。
文帝对老上单于的复文：“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书》匈奴传上），便确切说明了两国间系以长城为国界。
一直到匈奴已经服从汉朝的纪元前后，乌珠留单于致平帝的文书中，仍还重申这层意义：“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汉书》匈奴传下）
所以，无论秦、汉，长城的国界观念同样发达，汉朝长城也便直接继承自秦朝。
但是，秦汉间长城继承，并非一成不变，须注意还是经过修正了的。为什么修正？关系到纪元前二〇二年汉朝建国前后国际局势的推移。
秦朝二世而亡，锋芒和强盛有如彗星般一掠即逝。相对的草原方面，匈奴却正如旭日升空，在秦朝过渡到汉朝的汉族中国动乱期间，所有丧失的游牧土地，所谓“新秦”，迅速回到匈奴人手中。
加以汉朝初年北方汉族将领频频叛变倒向匈奴，局势严重到汉人连企图退缩维持战国赵、燕北长城一线都不容易，所以《史记》匈奴列传有“（单于冒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的叙述。
匈奴绝对优势逆转的关键年代是汉武帝元朔二年（纪元前１２７年）。这一年，汉朝反攻再夺下河南地，才使长城线恢复推展到秦朝原址，便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然而，如果注意匈奴列传的另一段记载：“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可知即使至此阶段，秦始皇事业的中段长城还是变了形，造阳以北地区已被放弃，由今日多伦地方退到赤城县。
换言之，改依了原先燕长城的界线。这是汉朝长城比较秦朝长城不同的第一处———这一段长城，便是热河赤峰长城考古所引述张家口的一线，张家口即与赤城县相近。同时，也是现在长城与古长城线唯一符合之处，所经过赤城县北方的独石口，成为现在长城全线北方最突出部分。
汉朝较秦朝长城位置不同的第二处为东端起点。
当武帝一代，汉朝势力续向鸭绿江以南伸展而完成半岛北、中部统一支配时，乐浪等四郡开辟，汉朝领土于是东向面临了日本海。这个形势，使当初圈划半岛西北一部分领土的秦朝长城，失却了国境线意义。
所以，汉朝半岛势力的跃进，相对现象，反而是长城线的撤出半岛。
自纪元前二世纪末以后，汉朝长城的东方起点或终点，已从原先秦朝长城线缩回鸭绿江以北，自今日辽北省昌图县到吉林省桦甸县的一段，也便是后来半岛四郡之一玄菟郡转移到今日安东省境后所见的“玄菟长城”。
如《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所记：“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此即改与东夷诸族分界出汉朝长城新起点。
秦汉长城线的第三处不同，也是最大的不同处，在于西方。汉武帝规复河南地后，对匈奴次一步制裁行动是占领河西，以及控制西域各国。因此一道完全脱离秦朝长城范畴而以全新姿态出现的西长城被兴筑。
纪元前二世纪末与前一世纪初之间，随军事行动开展而这一系列长城工程，自金城（今甘肃兰州）、令居（今甘肃永登）方面向西延伸，横贯今日甘肃全域与新疆东部，历史上有名的玉门关和阳关出现，便是此期间的成果。
现在长城大体沿袭其原线，只是西端以敦煌为中心的东、西部分，已被切废。被切废的这段“敦煌长城”，以及自敦煌向罗布大道延长入新疆的亭、障系统，均有遗址、遗迹发现。
汉朝西长城的增筑，对长城意义转变的关系至为重大，自此而长城显著增大其国防线效用。
敦煌长城或汉朝西长城，本质上便是军事开展的产物。掩护行军、切断匈奴—羌族间联系、控制新疆和保护中国—西域间交通安全，主要作用全在于战略性，此其一。
其二，长城工事的非限于主线，由线而推展到面，这一特色也以这一段战略长城为最明显。驻防部队瞭望哨性质的“亭”，更多和更远脱离主工程，被广泛分布到长城线左、右、内、外。
《史记》匈奴列传有段说明：“（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这一类部署，分明已造成长城即要塞的格局。
同时，汉朝西方新领土越出长城线以外的现象，也与国境线长城大相异趣。
国境线长城的位置必须在领土边缘而非领土以内，换言之，长城线与国境线相符合，附带的意义，又是长城以外无汉人。而敦煌长城，北则居延亭障的配列，以及居延有名的受降城建筑，可以使汉族部队由甘肃通过宁夏，沿额济纳河一直推展到漠北，西则自玉门关顺着世界史上著名的丝道北线至于天山，所在皆布防驻屯，国土边界已遥遥超越于长城线以外。这种情形，与秦朝长城，区别极大。
然而，尽管汉朝西长城与秦朝长城间已有区别，尽管西长城已非国境线性质，却仍然不能与“长城防胡”这个论调混为一谈。
因为，这一段长城所代表的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非只不是防御，相反还是执行前进政策的工具，是战略性的攻势长城。
长城何时成为一道如今所见似全然防御性质的工事？答案是至四世纪末南北朝形成前夕、北魏建国时才有迹象。距离二世纪末汉朝统治开始崩溃，中间相隔整整两百年。
这中间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时间大分裂和大动乱时代。
一世纪以后，因汉朝对匈奴斗争获得全面性胜利，而后汉—魏—晋政府采取了长城开放政策，允许服从与愿意接受保护的游牧民族移居到长城以内。
这个事实使长城原系代表国境而非后此心目中的国防线的观点更获得支持，否则，开放长城，引进外人来到国防工事背后，将无法解释其理由。
到“五胡乱华”，也便由这些因移住长城以内而转变了生活习惯的原先异族而后来又是被同化者，领导割裂北方中国，在黄河流域分别建国，其时长城在中国史料中未再被重视。
待长城历史中断两个世纪而再被重视，便已是大动乱近尾声，四分五裂局面初步被合并为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时代。
再出现的长城，材料已改用砖，所扮演的角色，也全然成为“防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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