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你也看到新闻了，赵薇官宣离婚——这件事可以说是，一点不惊讶。
明星离婚年年有、月月有。但赵薇毕竟曾经是顶流明星，又是一代人青春回忆的“小燕子”和“依萍”。所以，看到她官宣离婚，难免让人感慨。
这次赵薇的离婚，也让人们发现了两件引人深思的事情：一是原来赵薇“多年前”就已经离婚了，但我们都不曾知道。二是《财新》等媒体曝出来她的前夫黄有龙欠债7亿多，金额非常大。这样的巨额债务，似乎为赵薇的“划清界限”提供了注脚。她在声明中特别强调：“避免将我卷入虚假的关联。”
中国人常说，“结婚过日子”。婚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现实的结合，而离婚自然也是一场现实的决策。当谈及“现实”，我们很难绕开“金钱”这个话题。婚姻中的经济问题，几乎总是离婚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我之前也从很多明星的婚姻家庭热点角度写过社会学、传播学和女性主义研究，比如围绕最近的《再见爱人4》的文章，感兴趣可以阅读：
这一次，我也想从家庭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分享一些相关的学术讨论：离婚和钱会有什么样的关系？离婚到底是怎样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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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离婚，就是因为钱？
社会学家在研究离婚问题时，考量的因素非常广泛，从子女抚育到教育背景，甚至种族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当谈到明星离婚时，公众和新闻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分钱”的问题。
事业变迁、收入变化，会让夫妻关系更容易走向破裂？答案可能是“有可能”。是否是收入的变化让夫妻关系更容易走向破裂？答案可能是“有可能”。姑且不论娱乐行业的特殊性或大环境的变化影响，仅从两个人的收入变化，就可以感知一些离婚的迹象。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Stacy Rogers Silver早在2004年就在家庭社会学顶尖刊物《家庭与婚姻学报》（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发过一篇文章，专门分析这个问题。在1983年至1997年间，她追踪调查了美国1704 名受访者，其中有295起离婚，约占总样本的 17%。在这些离婚中，63%是由妻子主动提出的。
*Stacy Rogers Silver（图源：网络）
Silver教授认为，在过去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结构中，妻子收入的增加往往意味着经济独立性的增强，这会让她们更可能选择离婚。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息息相关：当妻子不再经济上依附于丈夫时，婚姻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到挑战。
不过，相比于妻子的实际收入水平，更关键的指标是妻子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Silver教授的研究表明，这种收入占比与离婚的关系可能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当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相较一致，都在50%左右，各自独立，相互义务感减弱，最可能离婚。反过来，如果在家庭收入中，一方贡献过于显著，意味有较强的经济依赖关系，则离婚可能性相对较低（见下图）。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简单将“金钱问题”视为离婚的直接原因，未免过于表面化。要真正理解离婚背后的动因，还需要引入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第三因素”——收入变化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离婚，而是通过改变夫妻双方的义务感和家庭观念，间接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另一个是“阈值因素”——某些因素只有在超过一定临界值时才会显现出显著的影响力。例如，当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一定阈值时，离婚的可能性才会显著增加。通过科学分析这些复杂的关联，我们才能避免简单化的结论。
当然，Silver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收入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离婚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社会学家在综述时也发现，与妻子收入相关的就业状态和家务分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稳定性。这些因素经常会产生相互抵销或连锁加剧的效应，很难一句话敲定。如果你兴趣，可以看这篇同样来自宾州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Paul R. Amato关于离婚社会学的一篇综述（页底有文献来源）。
*Amato, Paul R. 2010. “Research on Divorce: Continu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当我们关注明星离婚时，除了他们的明星身份和“分钱”的焦点，很多人可能还会联想到他们二人关系早已疏离，只是现在终于公开化而已。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离婚只想象成一敲而定。即便涉及金钱、教育等影响因素，这个过程往往复杂而流动，不一定是外界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针对社会现象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常常尝试将结果的“黑箱”打开，把看似静态的终点拆解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并在过程中找出有哪些规律模式。离婚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协商过程。婚姻本身是一种承诺和期望，但又是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这使得离婚的决定过程充满波动。
美国南犹他大学的一组家庭研究学者提出，除了用量化方法分析离婚的统计规律，还可以通过定性访谈揭示离婚过程中的“黑匣子”。这项研究追踪了30位受访者，包括11名男性和19名女性，这些人至少在过去6个月内有过离婚的念头，平均年龄41岁，婚龄约14年。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已考虑离婚一年或更长时间。
那么，离婚过程这个“黑匣子”究竟是什么样呢？作者区分了三个类型：计划终点型、厌倦摆脱型、脆弱挽回型（注：作者原词有点西方语境表达，不太容易理解，我做了修改）。
第一是“计划终点观”。离婚像是有计划的，只是在想办法如何走到最后的终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通常对婚姻的未来或自己解决长期问题的能力不抱希望了。
一位受访者说：“我认为没有未来了……因为我们之间只有差异，但当你试图克服它们的时候又没有办法。这些差异让我们的婚姻有点站不住脚了……我正在积极寻找实现离婚的机会。”
另一位受访者也说：“我知道我正在努力离开……我正在研究如何顺利过渡，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受苦。......我确保我们拥有所有的法律保护，并完全准备好让我放下炸弹的时候可以说我要走了”。
第二是“厌倦摆脱型”。在这种类型中，人们的婚姻承诺已经降低，离婚的计划和行动虽不如“终点型”那样明确，却基于一种强烈的摆脱需求。但究竟离不离、怎么离，其实还是挺微妙挺有空间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累，是最大的问题。摆脱感，是最大的吸引力。
一位受访者这样说：“如果离婚了，你知道，不必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不必每天都怀疑了……我只是累了。我只是厌倦了。我厌倦了想知道事情是否会变得更好的期待。我希望事情变得好。如果事情不会变好，那么我不知道我是否要投入大量精力。”
*《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 1973)（图源：网络）
第三是“脆弱挽回型”。这一类型的人倾向于继续婚姻，对未来保持一定乐观，同时也意识到当前婚姻状态的脆弱。他们会尝试挽回，但对婚姻现状仍然感到挣扎。
作者指出，摇摆与犹豫是婚姻关系中的普遍现象。无论夫妻倾向于三种类型中的哪一种，他们对婚姻的承诺与理解往往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伴随着反复的情感波动。正因如此，对于离婚的想法，很多夫妻也会犹豫不决、难以定夺。
一位名叫萨曼莎的女士在回应她目前对婚姻的感受时回答说：“离婚这个念头似乎每周都在变化。我不知道。我猜它是流动的。比如，今天的我比昨天更有希望……然后有几天，就像我感觉这又行不通，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另一位叫布伦达的女士也回应了这种变化的经历，但认为自己大约每6个月都是会摇摆一次，而不是每天或每周的变化，或由好事和坏事引发的变化。
另外，如何看待生活的平静是婚姻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无论夫妻关系面临何种问题——无论是财务危机还是价值观冲突——生活的绝大多数时刻依然是平静和稳定的。而这种平静状态如何被解读，直接影响着婚姻的评估和未来的走向。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负面解读：平静和稳定的生活代表着婚姻缺乏改进的可能。ta们因此感到更加急躁，仿佛被困在一个没有出路的牢笼中。这样的感知让ta们对未来感到悲观，认为这种平静只是婚姻走向破裂的前兆。
另一种解读是正面的：ta们相信生活的稳定是“我们的爱一直存在”的证据，所以也能够在这种平静中期望自己找到婚姻变好的动力 
文献来源：
Allen, Sarah, Alan J. Hawkins, StevenM. Harris, Kelly Roberts, Aimee Hubbard, and Mattison Doman. Online first.“Day-to-Day Changes and Longer-Term Adjustments to Divorce Ideation: Marital Commitment Uncertainty Processes over Time.” Family Relations
Amato, Paul R. 2010. “Research on Divorce: Continu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Family 72(3):650–66.
Rogers, Stacy J. 2004. “Dollars,Dependency, and Divorce: Four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Wives’ Income.” Journal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1):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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