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在京都看到各阶段的自己

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北京沙龙现场

图 理想国提供

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在京都看到各阶段的自己

文 | 白宇洁

（财新实习记者）

“我记得2010年在北京有一场对谈，我讲完就被阿城笑，他说今天是怎么样，在讲哺乳文学吗？”台湾作家朱天心站在台上笑道。

8月30日傍晚，她在北京举办新书《三十三年梦》沙龙。一同出席者还有作家阿城、梁文道、唐诺、李锐、蒋韵， 分享了他们对八十年代的回忆。

《三十三年梦》是一本散文集，讲述了朱天心三十余年间多次游历日本京都的经历与感悟。“回忆”是这本新书的关键词。

虽然已出版过多部小说，但朱天心觉得自己的长篇写作一直不顺利。“我太容易把自己的意见加诸在书中的人物上头。我不知道读者看不看得出来，可是我自己非常知道那是一个初学者、初写的人才会犯的错误。”

把自己“非说不可的话”写进散文，能让朱天心“轻装简便”地面对长篇。这是她写作《三十三年梦》的一个原因。

京都对朱天心而言意义特别，之前的作品《古都》就是借京都来对照台湾。自大学时代随老师胡兰成第一次到访，到后来频繁往返，京都为她留下许多记忆。“从结婚，到我带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到我那时候盛年时候的父母亲，到我当时候的好朋友，同行者，我每次走在京都的地方几乎仿佛是看得到自己各个阶段的年纪。”

2013年初，《聂隐娘》剧组在京都取景。由于她的孩子谢海盟在剧组工作，朱天心前去探班。那时他们已三年没有往来。“我心存侥幸觉得在充满回忆的地方见，可能应该会理我吧，但是他依然不理我，还是冷战中。”返回台北后，她决定把那些珍贵的记忆写下来，即使谢海盟不觉得这些记忆有多重要。

作家 唐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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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是朱天心的丈夫，两人曾多次同游京都。在他看来，京都带给他不同的思维和参考，与“慢慢限于标准答案”的台湾有所不同。“京都大饭店曾经盖了一个超过20层的建筑，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京都的集体愤怒，所有的神社和佛寺联合起来抵抗这件事情。”那时他们正在京都，看到几乎每个寺庙都挂着招牌，上面写着，不欢迎住在京都大饭店的人。

这让唐诺发现，在京都能找到另一种自由，另一种选择，“并不一定树要砍掉，并不一定路要拓宽，并不一定老房子要拆”。这种体验对他而言弥足珍贵，“这证明有其他地方的人可以做这样的选择，选择得理直气壮，而且还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蒋韵发现朱天心书中的三十三年其实是在写京都和台北两个城市：京都是一种自由的出逃，台北则是人生的战场。“我想如果我借王德威先生的话说，京都是诗，台湾是小说。”

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两岸三地的嘉宾有着不同的记忆。

台湾在80年代经历了本土化浪潮，朱天心回忆，“像我这种身份，父辈是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的‘外省人’，我们被叫做‘外省人第二代’，在本土化期间，也会很被当作一个镖靶，或者是替罪羊。”她说，现在仍有台湾媒体会就她的“政治忠诚度”提问。

朱天心感受到当时被“本土化”裹挟的文学环境。大家不再谈文学的好坏，而是在谈文学是否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在当时要参加文学奖，要得奖，你可能就要写农村，写贫苦大众，写矿工，不论写得好坏，才有机会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