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在京都看到各阶段的自己

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北京沙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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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在京都看到各阶段的自己

文 | 白宇洁

（财新实习记者）

“我记得2010年在北京有一场对谈，我讲完就被阿城笑，他说今天是怎么样，在讲哺乳文学吗？”台湾作家朱天心站在台上笑道。

8月30日傍晚，她在北京举办新书《三十三年梦》沙龙。一同出席者还有作家阿城、梁文道、唐诺、李锐、蒋韵， 分享了他们对八十年代的回忆。

《三十三年梦》是一本散文集，讲述了朱天心三十余年间多次游历日本京都的经历与感悟。“回忆”是这本新书的关键词。

虽然已出版过多部小说，但朱天心觉得自己的长篇写作一直不顺利。“我太容易把自己的意见加诸在书中的人物上头。我不知道读者看不看得出来，可是我自己非常知道那是一个初学者、初写的人才会犯的错误。”

把自己“非说不可的话”写进散文，能让朱天心“轻装简便”地面对长篇。这是她写作《三十三年梦》的一个原因。

京都对朱天心而言意义特别，之前的作品《古都》就是借京都来对照台湾。自大学时代随老师胡兰成第一次到访，到后来频繁往返，京都为她留下许多记忆。“从结婚，到我带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到我那时候盛年时候的父母亲，到我当时候的好朋友，同行者，我每次走在京都的地方几乎仿佛是看得到自己各个阶段的年纪。”

2013年初，《聂隐娘》剧组在京都取景。由于她的孩子谢海盟在剧组工作，朱天心前去探班。那时他们已三年没有往来。“我心存侥幸觉得在充满回忆的地方见，可能应该会理我吧，但是他依然不理我，还是冷战中。”返回台北后，她决定把那些珍贵的记忆写下来，即使谢海盟不觉得这些记忆有多重要。

作家 唐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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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是朱天心的丈夫，两人曾多次同游京都。在他看来，京都带给他不同的思维和参考，与“慢慢限于标准答案”的台湾有所不同。“京都大饭店曾经盖了一个超过20层的建筑，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京都的集体愤怒，所有的神社和佛寺联合起来抵抗这件事情。”那时他们正在京都，看到几乎每个寺庙都挂着招牌，上面写着，不欢迎住在京都大饭店的人。

这让唐诺发现，在京都能找到另一种自由，另一种选择，“并不一定树要砍掉，并不一定路要拓宽，并不一定老房子要拆”。这种体验对他而言弥足珍贵，“这证明有其他地方的人可以做这样的选择，选择得理直气壮，而且还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蒋韵发现朱天心书中的三十三年其实是在写京都和台北两个城市：京都是一种自由的出逃，台北则是人生的战场。“我想如果我借王德威先生的话说，京都是诗，台湾是小说。”

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两岸三地的嘉宾有着不同的记忆。

台湾在80年代经历了本土化浪潮，朱天心回忆，“像我这种身份，父辈是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的‘外省人’，我们被叫做‘外省人第二代’，在本土化期间，也会很被当作一个镖靶，或者是替罪羊。”她说，现在仍有台湾媒体会就她的“政治忠诚度”提问。

朱天心感受到当时被“本土化”裹挟的文学环境。大家不再谈文学的好坏，而是在谈文学是否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在当时要参加文学奖，要得奖，你可能就要写农村，写贫苦大众，写矿工，不论写得好坏，才有机会得奖。”

那时二十多岁的她不愿像同辈那样为了得奖而潦草写作，如何面对政治正确是始终困扰着她的问题。在父亲朱西宁的鼓励下，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写作方向，“还是得秉持着一个在创作上的认真和勇气。”

作家 朱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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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锐记忆深刻的是80年代大陆的文学现象。当时“文革”刚结束，“怎么往前走？你认为什么是更好的、更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成为我们当时八十年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点。”

以阿城等作家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热潮在那时涌现。在理论定义里，“寻根文学”以挖掘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为特点。但李锐认为，在当时，它更大的意义在于摆脱了政治枷锁，找到了独立的文学人格。在他看来，80年代是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的年代，它为文学写作者确立了一个立场：既不要当商品的奴隶，也不要当权力的奴隶。

梁文道则于80年代经历了香港文学的一场小争论。陈映真站在罗湖边境北望神州的消息，曾引起香港文坛对缺乏乡土积淀的反思。“陈映真也批评香港，觉得香港不够厚重，只是一个虚浮的城市。于是，我们就回到一个现代文学里面最经典的对立，城市VS农村。”

在梁文道的记忆里，西西、也斯等香港作家都就此提出了见解。“他们的答案不太一样，但给出的倾向是一致的：香港原来不需要乡土，这个城市就是我们的原乡。”那是香港文学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自觉。人们认清，香港人说的语言，香港的城市空间景象就是文学展开的背景和书写主题。

“如果人家觉得你肤浅，那就让它肤浅吧。”梁文道说。

对应文学气氛浓郁的80年代，朱天心说，当下文学已不再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事实。文学像处在“瓦砾时刻”，曾经被赋予的信息、慰藉、娱乐功能，都被其他东西分散。

一位年轻观众在互动环节说：“我并没有经历你们美好的时代，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时代。”作家阿城回应道，每个时代和个人都会遇到绝境。“他们那个时候随便写一篇东西就有人追着跑，大家都看到这个了，但没有看到八十年代的绝境。80年代是因为整个社会穿过了一个绝境，所以有了释放。”

作家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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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城看来，绝境不一定是悲惨的际遇，它可能是你碰到的任何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时代面临的绝境是无聊。“你怎么能够穿越这个绝境，你有这个能量、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经验吗？没有。”

他曾在意大利的一所大学里和学生交流过“绝境”话题，其中有几个学生落泪了。 他们家庭条件优越，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自己也可能会遇到绝境。

“有的时候你没有能力体会到这个是绝境，这是最糟糕的。”阿城说。

刊于财新网文化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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