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不久即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在战争年代担任过军级领导职务，而未曾授过军衔，1969年在合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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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历史上，有三位朱光。他们分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政治委员朱光中将；1932年参加革命的原基建工程兵副主任朱光少将；1926年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军级领导职务，而未曾授过军衔的朱光。
第三位朱光参加革命最早，生平最为传奇，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
广州起义的冲锋战士
朱光出生于1906年，广西博白县松旺镇茂山村人，是朱熹的后人，曾师从与他同乡的语言学家王力。他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1925年，广西博白县立初中校园内，同学们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素描画像，便出自19岁的朱光之手。1926年，朱光考入广西省立第二高级中学，在时任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朱锡昂的培养下，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
1927年初，朱光考入了广州国民大学，并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朱光带领200多名共青团员参加了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军脖颈上佩戴的那条鲜红的领带，就是朱光亲手设计并组织制作的。
起义失败后，朱光辗转香港、广西，1928年到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尔后，他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成立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上海艺术剧社”开展地下联络工作。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朱光在上海亲手绘制并刻板了第一张苏区货币。淞沪抗战后，时任淞浦特委秘书长的朱光，告别了从事3年多地下斗争工作的上海，秘密进入鄂豫皖革命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戴着镣铐走过长征路
1932年，红四方面军经过近半年的浴血鏖战，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0月，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1月初被迫向西战略转移。1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城固县的小河口村举行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及他的家长制作风等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朱光在会上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尖锐的批评。
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历史的转折点。从此，部队的政治气氛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明显提高。1933年初，川陕革命苏区迅速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可是不久，张国焘就变脸了。他借肃反之机，打击曾经批评过他的同志。那些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人都被诬为“右派”而遭到迫害。朱光被关进监狱，由保卫局严刑逼供，强令写下“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的“错误”。经过一个多月的刑讯折磨，朱光被开除党籍。
张国焘无情地杀害了包括曾中生在内的数以百计的红军优秀干部，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故而免遭杀害，他与廖承志、罗世文等人一起，戴着手铐脚镣，从事出版、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军用地图和印发钞票等工作。
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故而免遭张国焘杀害，图为其手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朱光以“囚徒”的身份戴着手铐，随部队艰难地行进。朱光以顽强的意志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渡急流，躲避敌机轰炸，强行通过封锁区。他不仅征服了来自敌人和自然界的挑战，还要承受来自张国焘“左”倾错误的折磨打击，硬是拖着一副病残的身躯一步也不掉队，到达陕北。
直到一年后，朱光才获得平反，恢复党籍，结束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模范主政地方工作
熟悉部队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党支部建在连上，是确保政治工作生命线的根本，《连队党支部工作条例》和《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是具体贯彻执行政治工作生命线的章法依据，我曾长期在步兵连担任指导员，深知这两个条例的重要性。直到今天，我仍可以逐条背诵出这两本条例，而这两本条例最早的起草制订者就是朱光。
1938年，朱光、余修在延安结婚，证婚人毛泽东
1938年5月，经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推荐，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派朱光前往太行山抗日前线，担任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秘书，并兼任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1940年，他又调任18集团军129师宣传部部长。他发现，虽然“古田会议”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工作的重大方针，可是近十年过去，连队指导员工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面条例，这会影响到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于是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起草撰写了《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党支部工作暂行条例》。
1945年抗战胜利，已是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朱光，被中央一纸调令，北出山海关，到齐齐哈尔任嫩江军区政委。他与军区司令员王明贵一起领导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消灭了土匪、建立了政权，并成功解放了齐齐哈尔。顺理成章，这位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朱光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任市长，也是由此，朱光离开了部队，开始了地方工作。
多年前，我曾在东北一个档案室的角落里，从满是灰尘的资料堆中，看到了朱光当年写的《齐齐哈尔市工作简单介绍》的报告。在那俊秀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与才华和他对人民的热爱与忠诚。
“我们占领齐市后，能否确保，尚难肯定。故主要工作应是宣传党的各种政策，接受和掌握政权，镇压反动，肃清市里反动残余武装，使市民复业、复工、复学，安定秩序。”朱光在提出上述主要工作后，每一个工作计划都制订了确实可行的实施方针和措施，大到建立政权搞生产，小到开设饭馆，为群众注射疫苗，就连进城大车的马屁股上挂马粪袋这样的小事，都无一遗漏，写在了报告里。一条条、一款款，找不到丝毫的吹牛煽侃，听不到好大喜功的信誓旦旦，看不见四方通用的八股套话，更没有文过饰非的语言游戏。
朱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第一位城市市长，成功地展开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由农村工作转入城市工作，在理论与时间方面提供了真知灼见。
赴羊城领袖赠墨宝
朱光与毛泽东之间的谈话向来是无拘无束的，毛泽东爱朱光的才华，朱光则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看作是用道谊结交的朋友，他一直认为，为人要“相尚以道”。
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青年作家殳宭在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在战火中拾得莎士比亚名著《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个剧本和《石索》《三希堂》两卷残贴。到延安后，经朱光引见，殳宭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与主席的交谈令他激动万分，从包中拿出未曾释手的名著、字帖送给主席。毛泽东喜出望外，哪料到一旁的朱光一把将莎翁的四册名著夺了过去，并说道：“见面分一半！”“岂有此理！”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是南国社元老，有权决定剧本属谁。”朱光振振有词。
朱光在延安时，曾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并负责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工作。该戏剧组曾公演话剧《炭矿夫》，廖承志饰演老矿工，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儿子，演出十分成功。接着又演出由朱光参编剧《广州暴动》《秘密》等剧目。尤其是在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之时，朱光以亲身经历编导了《血祭上海》话剧，获得空前的好评，毛泽东看后大加赞扬。也正是因为这些，两人成了好友。
“权既在你，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自称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朱光脱口而出《奥赛罗》中的大段独白，声情并茂。“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领教啰!”毛泽东笑着说。“岂敢，岂敢！”就这样，书被朱光夺走了。
斗转星移，12年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南下之行暂停北京。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他看到满目皆书，心里不免一阵痒痒。领袖猜透了他的心思，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道：“你个朱光，还想夺书不是？”朱光答道：“主席，我不要书，只要你的墨宝。”毛主席当即为他草书一幅《长征》“附赠征人”。
朱光乘兴抒情，书诗一首：“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落款署“朱光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1949年，朱光获赠毛泽东题词：“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毛主席看罢，提笔将“书法家之府”改为“书癖家之家”。朱光不以为然：“主席，何必如此？”“你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王为霸了吗？我们来自人民，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甘苦共尝，同称同志。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有了‘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临别时，主席再次提笔为他写下：“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次日，朱光背着一条旧军毯，怀揣着主席赠他的墨宝，率领200名广东、广西籍干部渡黄河，跨长江，来到了广州。
清风两袖朝天去
从1949年10月至1960年10月，朱光前后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市长，主政广州11年，他没有辜负期望，清风两袖，敢当人民的勤务员，为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主政广州期间，创建了广州造纸厂、广州重型机器厂，扩建了西村水泥厂、广州造船厂、珠江造纸厂、人民造纸厂、广州自行车厂，重建了南方大夏百货商店，组建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了广州医学院、广州行政干部学院等。
朱光（右）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广州棠下村
朱光勇于担当，具有自我批评精神，那是1950年，在广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工商界代表提出要创办一座现代化的有机肥料厂，把市内的粪便、垃圾制成有机肥支援农村。朱光采纳了这一建议，组织专家两次论证并制订出详细计划，报请中南财政委员会，拨170万元投资建厂。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工业基础和技术经验，加上设计错误等原因，这一项目失败了，总共损失70万元以上。朱光对此痛心疾首、夜不能寐，多次向华南分局、广州市委、市政府、市人代会做检讨，他觉得有愧于人民，又写下3000字的检察，登在了《广州日报》上，公开向人民请罪。翻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小报刊，像朱光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以个人名义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公开检讨自己的过失，怕是只有这么一位了。
在广州期间，朱光曾多次接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每一笔开支账目明晰，没有一起违反规定。朱德、董必武来到朱光家吃饭时，朱光夫人余修大姐不备生猛海鲜，最拿手的菜就是一道“萝卜糕”，董必武还写下了赞美“萝卜糕”的诗篇。
1960年朱光赴北京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65年他赴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1969年3月9日在合肥逝世。
朱光善金石篆刻，留给人间的上百方金石作品中，可展示出他的人生：“原是博白破落地主子弟”“幼稚可笑”“做人民的勤务员”“甘当小学生”“共产党人朱光”。
在他留下的文稿中，如下话语依然闪烁着一个革命军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怀：“我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革命诗人；如果说要当官的话，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好一名连队指导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中国古来有‘酒色财气’的说法，这四个字，共产党人一定要不得，如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一切就都好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新疆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由《小康》记者刘源隆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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