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成都，谁才是西南老大

打南边来了一个重庆人，你跟他打招呼说，你们四川风景好啊，他准要纠正你说，瞎说啥呢，我们是重庆人。

打北边来了一个成都人，你跟他由衷地赞叹，九宫格火锅就是好吃，他大概也会鄙夷地看你一眼说，那也比不上成都火锅。

尽管在外地人眼中，重庆人和成都人都是差不多的方言，差不多的饮食习惯，连盛产帅哥美女的特点都是这么相似，但这两地的人一定会告诉你，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跟他们才不一样。

当然，这可不是一两个成都人和重庆人之间的分歧，这两座城市也一直分歧不断，就拿最简单的问题来说，你要是问它俩谁才是西南中心，保准不会有一个明确答案。

毕竟，成都和重庆，都已经争当大哥好多年。

成都当然有底气说自己才是“西南之王”， 成都人站在武侯祠里，就能讲一下午的蜀国千年史。 在唐宋的时候，成都平原的商品经济就已经发展了起来，说是四川和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当然一点也不为过。

重庆当然历史也久，不然李白从哪辞了白帝城。但在清代之前，山城重庆跟外界的联系还没有那么紧密，远比不上成都，当然不可能是西南之王。

但到了清代晚期，西部跟中部的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逐渐增多，重庆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既然能让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当然也能把四川的山货、药材等运往江浙，凭借着沿江的优势，重庆也繁荣了起来。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1869年，英国驻汉口领事就提出“开放四川重庆”，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也就由此开启了赶超成都的光速发展史[1]。

在开埠的第一年，重庆就建起了四川第一家民营新式工厂——森昌泰火柴厂[2]。到了1915年，重庆的城市人口已经有了51.7万，超过成都的45万。在抗战爆发前，重庆工业已位居大后方第一，其产值是第二位西安的五十倍[3]。

之后就是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成为陪都。大量工商企业和学校也相继涌入重庆。比起此前的工业重心，重庆这时已经是西南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每年6月， 重庆上空拉响的鸣笛，既是陪都被轰炸的悲痛历史，也是重庆短暂地成为全国中心的见证。

直到50年代初，重庆都是四川的工业中心，当时重庆的生产总值占到整个西南地区的三分之一，占四川的七成。

重庆特殊的政治地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当时重庆不仅是中央直辖市，还是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所在地。

不过，这个地位并没有持续太久。1954年，大区撤销，重庆降格为省辖市，地位再次发生了变化。

在计划时代的中国，一个城市能获得多少投资，通常要看它的行政地位和国家的规划布局。 成为省辖市的重庆，跟省会城市、西部枢纽成都比起来，就一下子弱了很多。

“一五”期间（1953-1957）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重庆只有重庆发电厂一项，而成都却占五项，并且是国家八个重点投资区域之一，工业水平一跃而上[3][4]。

尽管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庆依旧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四川省产品销售收入前20名工业企业中重庆就占9席[3]，但这个时候的重庆，更像是一个勤勤恳恳的长工，干着苦活累活，地位却早已不复当初。

而大哥成都已经将目光和定位放在了更远处——对，要做西南的中心。

成都的转变可从历年城市总体规划中就可以看出来，1956年，成都的定义还是“省会，精密仪器、机械制造及轻工业城市”，到了1984年，就变成了“四川省省会，重要的科学文化中心。”

而在1996年，成都已经是“省会、西南地区科技、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5]。

“中心城市”不止是成都的追求，也是重庆的追求。尽管成都更早地提出了要做“西南中心”，但重庆也不甘落后。

不仅是成都人和重庆人互不服气，在对“中心城市”的追求上，重庆和成都两座城市也互相较劲，互不服气。

虽说成都是省会，重庆是省辖市，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转机。1978年，邓小平视察四川时提出，把重庆从四川的发展计划中分离出来，在国家计划中单列，进行改革试点。这给了重庆跟成都地位平行的机会。

这其中还有段插曲，原本四川想将试点定在泸州，但国务院认为泸州没有代表性，下指示改在重庆。

实行计划单列，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财政计划单列。

在试点改革前，重庆的财政要上缴四川省，改革后要直接上缴中央，与此同时，也要减少四川上缴中央财政的份额[6]。

这时候，四川就要考虑， 是把自己的资源给这个不交口粮的“外人”，还是给亲儿子成都。

到了1997年，重庆正式成为直辖市，面积也相应扩大，那就更有了跟大哥成都较量高下的资格。

双方的定位都是奔着“中心城市”去的。1993年，国务院确定成都为西南地区商贸、金融、科技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三中心两枢纽）[7]。而在1994年，“努力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也一度成了重庆的建设目标[8]。

在之后的日子里，关于“中心城市”的争论也没有停过。比如在2003年，重庆市拟定了一份“西三角”（四川、重庆和宜昌地区）经济区规划，重庆便称，自己将成为“西三角”的中心。

针对重庆的“西三角”，成都发布了《上海与成都经济发展战略比较》，将成都与上海并论，明确指出“成都要建设成西部金融中心”[2]。

成渝之争早就摆在了台面上。

《重庆市“十一五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研究》中，明确指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重庆（主城）将与成都竞争本区域的核心地位，而重庆（主城）与区域内的其他地区将会以合作为主。”[2]

当然，要竞争当然不是只有这些“我最厉害”、“我是中心”之类名头上的东西，竞争当然是实打实地来。比如川渝卷烟的销售，两市分别制定了管理办法，保护本地市场、限制外地卷烟的销售。

双方都在争老大的结果就是，并没有谁真的高枕无忧坐上了“西部中心”的椅子， 但是两地高度雷同的产业结构，却让他们饱受竞争之苦，有时候不得不靠打价格战取胜。

不管喜不喜欢对方，都得好好谈一谈了。2004年算是一个转折，成渝签订了《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

就像是两个打完架的小朋友互相道歉，成渝两地的表态都很直接。与会期间，重庆方面表示了要加强合作，“鼓励竞争……做到你追我赶、比翼齐飞。”而成都方面则表示“对合作不挖墙角，不设障碍。”[2]

两个打了几十年却谁也打不过对方的人，终于决定坐下来推杯换盏。 虽然竞争仍然进行，但主旋律已经变得明朗了。

2007 年，“成渝经济区”的范围确定，2011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合作更成了两地的共识[9]。

拿最简单的交通合作来说，重庆可以为成都出海通道建设提供方便，成都也能为重庆产品北上提供中转[10]。

而且，即便是“中心”，争的也不是一个中心了。

成都的定位是西南的中心，而在重庆市的十一五规划（2006-2010）中，定位则是重庆（主城）成为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11]

你看，咱们都是“中心”，只是不同范围的中心而已。

而放到同一个范围内时，就要明确双方都是中心。2016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就明确讲了成都、重庆（大都市区）是“双中心”。[12]

不过，组团打怪并非就高枕无忧了，重庆和成都都是在计划时代打下的工业基础，直到现在，他们最强势的产业还是工业，对于很多想要从事金融、互联网、高新技术的年轻人来说， 成渝好吃的多，但却不是工作的好选择。

尽管2017年的重庆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已经达19424亿元，排到全国第5位，成都排到第7位[13]，但这些都是靠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等工业生产撑起来的。

2017年重庆市主城片区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了9703亿元，接近全市生产总值的一半。而成都市2011年的总产值中，电子信息产业和机械工业的产值也占了近一半[14]。

在工资上，成都重庆却毫不占优势。2017年，成都的在岗职工工资以79292元位列36个重要城市的15位，而重庆则位列29位[13]。

就算只算重庆主城区，收入也并不高。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元，而重庆所有城区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渝中区，也只有人均34263元[16]。其他城区更是远低于全国平均。

成都和重庆是仅次于广州、武汉、郑州的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但年轻人也依旧向往着北上广等更发达地区。

2018年重庆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中，留在重庆的只有27.82%，是毕业生流向最多的地方，而紧接着就是广东省，有15.17%的毕业生都去了广东[15]。

回过头来看，在成渝相爱相杀的这么多年里，虽然GDP一直在涨，但双方的产业都以工业为主，也都非常依赖国家的固定投资。

这本身就带着计划时代的烙印——想当第一就得找爸爸要钱，两兄弟也就免不了要宫斗。

但要是真的放眼全国，就算真当了西部中心又怎样，年轻人不还是卯着劲往东部跑。费这么大劲争头衔，最后可能才发现，合作才是做大蛋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