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1-201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没有之一。

2004年底，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贝格斯滕（C.Fred Bergsten）最早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更直言不讳“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Chimerica）”。关于中美两国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弗格森坚信：“21世纪将属于中国”，而“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则强调：“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提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远不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结束。”很多人对中美和平进行权力转移持悲观态度，“修昔底德陷阱”论者是最典型的代表。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的霸权国家竞争时，战争通常变得不可避免。

在《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落与收缩》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在中美之间关于COVID-19的“舆论战”正渐趋升温的当口，作为译者，希望可以借着对21世纪的前两个十年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发展脉络的回顾，与读者共享一爿冷静思考和理性判断的空间。

近年来，在充满竞争与合作的国际舞台上，中美显然是主角。中美关系既经历过从正式建交到苏联解体前的“蜜月期”，也经历过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磕磕绊绊，再到小布什公然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遏制”的剑拔弩张。奥巴马上台伊始，恰逢中国GDP上升至全球第二，美国立即做出战略调整，军事上“重返亚太（strategic pivot to the Asia-Pacific）”，经济上提出将中国刻意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些做法背后的逻辑一以贯之，然而，它们大抵没有成功：中国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大干扰，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日渐缩窄，在工业产出、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表现亮眼，而且民族复兴的信心和捍卫国家利益的意志大大增强——这怕是历任美国执政者未曾想到的。

2007至2008年间，我有机会赴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Asian/Pasific Sdudies Institute of Duke University）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彼时，中美贸易已经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在一个初春微凉的夜晚，在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一位资深教授的家里，我们进行了一整天关于创新、产业政策、地缘政治经济等题目的广泛讨论后，面对壁炉里即将熄灭的炉火，忧心忡忡地叹喟，“中美在经贸领域将进入矛盾多发期”。众所周知，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非常可观地降低了美国家庭的平均开支负担。随着中美贸易额的不断走高，中美间贸易摩擦自然也如影随形，作为一个常态化问题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规模和“可控”的影响，发生贸易争端的出口商品占中美总贸易额通常不超过百分之一，单个案值也较小。但2008年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2009年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涉案金额达22亿美元，2013年光伏“双反案”更高达84亿美元。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单案涉案金额经常10亿美元起步。2019年1-11月，除贸易救济调查外，美国还发起了25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337调查，涉案金额约165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7%和9%。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对其本土经济造成根本性伤害，但中国在危机中体现出内生性力量及对欧洲的慷慨救助，使中国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和威望剧增，这给“市场至上”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俯视感”，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两手都要硬”的救市措施在危机中表现出色；与此同时，中国产业迭代速度日新月异，“增益型”“应用型”创新层出不穷，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执行力度惊人，引起了美国精英界的震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欧美各国都可以有自己的产业战略规划，唯独《中国制造2025》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广泛不安和戒备，不仅是因为其中踌躇满志的十大战略领域“剑指”欧美未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让他们恐惧的是中国政府说到做到的强大执行力。

访学归国不久，我很快成为中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员。其后的若干年里，我亲历了中美间多次经贸谈判，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其中的峰回路转与波谲云诡。其中，奥巴马当选后为回报美国钢铁工人而执意对中国发起的“轮胎特保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是中国入世协议中一条专门针对中国设计的临时性、单方面、具有一定歧视性的贸易救济方式。中国签订入世协议时，中美间达成不成文的默契，在没有穷尽所有贸易救济手段的前提下，美国不会“非善意”动用这一“杀手锏”。但奥巴马上台后，为尽快扭转选战期间竞争对手批评其“外交经验不足”和“不懂经济”的印象，执意用“特保”的大棒威吓中国。错上加错的是，在中国已发出必将坚决回击的明确信号后，美国仍一意孤行，结果24小时内就得到了其“想得到的”结果——中国果断而切中要害的有力反击。以至于半年后，在杭州西湖畔举行的年度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方代表带来总统的口信，希望双方偃旗息鼓，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而这正是中方此前一直建议美国的。而后，美国又鼓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发起光伏“双反”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记得在一次谈判期间，在华盛顿举办的中美工商界早餐会上，一位美国500强企业高管低声抱怨：“国会山的空气已经被毒化，任何为中国辩护的行为在美国都可能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这种斗而不破、时雨时晴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特朗普就任前。

直至2016年美国大选的最后一刻，很多人仍坚持认为，经历过“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无论多么急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也不会选择一个房地产商人作总统。结果让人跌破眼镜，却又异常合理：“后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潮泛起，加上大数据和社交软件等新兴助选工具的成熟应用，将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中间选民票仓这一关键少数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特朗普当选后，国内很多所谓专家（pundits）又统一调门，乐观地表示特朗普毕竟是个商人，在生意上和中国打过多次交道，在“实用主义”方面应该和中国有更多“共同语言”。然而未曾想，特朗普一上台就毁约、“退群”、极限施压，挥动关税大棒四面出击，让对手、伙伴乃至盟友都摸不到头脑。2018年3月23日，就在美国宣布正式对华开启“301调查”的当天，恰好彼时我所在的大学邀请美国曾分别任奥巴马和小布什政府前贸易谈判代表的苏珊·施瓦布(Susan C. Schwab)女士和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先生出席公共学术论坛。席间，两位讲者多次提及当前对世界经济的最大挑战，是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会后的工作午餐上，我表示“愿闻其详”。尽管两位分别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工作，但却异口同声地慨叹：“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推特，因为谁都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是的，特朗普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美间竞争加合作的“竞合”关系，将会成为未来一二十年两国关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