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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人生边缘的终极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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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清华百岁老人石璞和她的学生余虹
文/赵征
生命季刊微信专稿
本文为清华校友信仰见证系列文章，请阅读：
1.
你所不了解的——清华大学的信仰渊源！
2.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一：当我走到尽头……
3.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二：一个“清华土著”的信仰之旅
4.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三：我的信仰历程
5.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四
：
从迷失到献身
6.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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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清华才女蒙恩记
7.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六：基督之光改变了我的心
8.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七：学长带我去教会
9.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八：回家
10.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九：寻找与被寻见
11.
回家, 不再一样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
12.
回家了——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一
13.
我的见证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二
14.
在高山之巅, 遇见上帝!——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三
15.
全是神的恩典——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四
16.
祂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五
17.
清华心缘——追忆五位清华的思想前辈
18.
崇尚理性、错失天启——清华思想前辈的追求
19.
清华思想前辈殷海光先生信主见证
20.
清华思想前辈林语堂先生见证：信仰之旅
上图为余虹先生
乍暖还寒的午后，偶然看到了余虹这个曾经轰动学界、现已被人淡忘的名字。
出于好奇，搜索余教授的一些文章。竟然通过他的一篇回忆文章，认识了他的老师，一位活到百岁的清华老人、钱锺书的同班同学：石璞先生。
图为石璞先生
石先生年轻时曾追求崇高理想，后来那个理想幻灭，只能默守底线，低调谨慎地活下去。虽有著述，但都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和影响。虽有良知，也只能做到“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
2007年7月，石先生百岁寿辰之际，她二十多年前的学生、刚过知天命之年的人大教授余虹赶回川大给她老人家祝寿。
余教授在学术上成就卓著，个人生活和内心状态却充满挣扎和绝望。在哈佛大学访学时，他曾经在一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的慈爱而平安的生命状态中，看到了上帝给人的神圣大爱和终极依靠。在《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篇文章里，他感叹道：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
他虽然由衷地欣赏、向往神圣之爱，却过度强调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制约和庇护的作用。其实，神的国度和圣爱在每个愿意信它的人心里，不受地上的社会的制约，超越一切制度的庇护。
另外，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他，始终没有跳出以人为本的存在主义的思维框架。他认为人类一直是以各种方式来为自己谋划、选择生存的意义，甚至连终极依靠也是人类为自己创造设计出来的。他觉得那位美国老太太所信靠的上帝也是人设计出来的心理安慰。殊不知，人类自行创造的任何思想体系或心理的暗示，都不会超越人类自身的有限和绝望，都不能给人终极依靠。
2007年，他因为家庭再度破裂和身体的痛苦而陷入抑郁。在最需要精神庇护和终极依靠的时候，他见到了扛过百年劫难变局而活到百岁的石先生。从石先生年迈弱小的身上，余教授仿佛看到了那个终极依靠的“不绝的微光”，给他“正在死去的心”带来“烁伤”。他在回忆石先生的文章的结尾说：“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在余教授的心里，两位老人的生命状态对他的人生思考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石先生的崇奉老庄、淡泊名利，和那位美国老太太的信靠上帝、慈爱平安之间，余教授发出一个终极之问：“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
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余教授没有认识到，保全自己在今生全身避害的烛光，和带来永生盼望的神圣真光，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石先生和美国老太太的信仰体系之间，余教授最终选择了没有上帝的前者作为“生命的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只是昙花一现的微光，是他自己用诗意的语言设计出来的心理安慰。石先生的生存理念并没有给余教授带来终极依靠，他所崇拜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也没给他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5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年方半百的余教授跳楼自杀了。可叹他与真正的、唯一的终极依靠——上帝——擦肩而过，至死也没有“知天命”。
次年5月，一百零一岁的石先生也走了。
夜幕降临，看着两个人逝去的背影，心里惟有扼腕痛惜和无尽遗憾。真想呐喊，世人啊，为什么活在终极依靠的爱的大光中，却坐视不见呢？为什么明知自己的头脑如此有限，却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理性而不得超越呢？
先人已逝，来者当鉴。当真正的、唯一的终极依靠如晨光春雨临到我们的时候，请不要轻易错过。惟有祂可以使我们心灵苏醒，惟有在祂面前，我们得以丰盛地生活。
附录：余虹教授的最后一篇博客文章，回忆石璞先生的《一个人的百年》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
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