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中国行政权力与学术论文发表之间的联系，通过构建独特的数据集，探讨了行政权力对学术论文发表的巨大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院长的行政权力影响其学术发表的机制是通过与本地合作或为其工作的学者更有可能受其权力的影响，并通过合作为其学术发表做出贡献。本文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提醒我们应尽量确保学术界的资源分配合理有效。
提醒人们应尽量确保学术界的资源分配合理有效，限制行政权力的不当影响。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瑞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聂辉华和西南财经大学的肖伟，
定量研究显示，在中国高校经济学院担任院长，年均论文发表量至少会增加0.7-0.8篇。这些额外增加的论文主要是同本校其他人的合作成果。换句话说，希望和院长合作的同事较多，这使院长发表的论文也增多了
。
该研究还发现，这些新增的论文研究主题多数不同于院长上任以前的研究领域。
当了院长以后，
院长合作研究的并非自己所擅长或长期从事的领域，而更多是合作者主导的研究方向
。由于“隔行如隔山”，更换研究领域往往很难；加之院长的行政事务较多，这意味着院长在合作发表论文时常常是“挂名”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发现对于顶尖大学和顶级期刊而言，权力带来的论文发表影响甚微。对于上任以前论文发表量就很多的学者而言，权力效应也相对较小。因此，这意味着院长发表论文数量的增长主要同其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有关，很难说是院长的能力或声望使然。因此，这说明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存在值得关注的权力扭曲现象。换句话说，高校竞争和学术声誉机制可以抑制权力的任性。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学术资源应该更多分配给那些学术潜力大、能力强的学者，但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些手中握有权力、但缺乏学术水平的学者，往往会有更多的资源。但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相关的研究。在
这篇文章中，作者研究了在中国学术界，权力与学术成果发表之间的联系，并尝试讨论行政权力如何影响学术成果的数量和主题。
这一研究为知识生产中的寻租提供了实证证据。
具体来说，
我们可以研究大学的院长，因为其权力来自行政等级而不是学术能力。
为了提供系统的实证证据，本文将重点放在经济学领域，并构建了各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个人信息和学术发表的数据集。在学术发表方面，本文只关注中文期刊（因为审稿时间较短）。通过研究这些院长在得到任命前后的学术发表情况，可以定量评估行政权力对他们学术发表的影响。
在分析中，一个主要的实证问题是，
上级在任命院长时，可能是根据此人之前的学术发表情况而考虑任命，因此存在严重的内生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了一种事件研究方法，该识别策略消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特征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分析中既包含了年度固定效应，也包括了诸如个人能力之类的不随时间变化或缓慢变化的因素。
本文的主要结果已经在摘要中说明，对于这一结果，本文给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
“能力效应”
，即处于学术上升期的学者更有可能成为院长。由于他们处于上升期，因此之后会有更多学术发表。第二种是
“声誉效应”
，即院长的声誉可能会提高他们文章发表的可能。其他学者会认为，将院长们包括在作者内，可以增加文章发表的机会。最后一种解释是
“资源效应”
，即权力会影响资源分配。同校学者会感到压力并积极寻求院长为共同作者，因为这与资源分配密切相关。
如果学术发表的增加主要是由院长的能力和声誉决定的，那么本文的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扭曲的资源分配机制，因为本校学者的资源和努力并不一定会受到影响。然而，各种实证证据都表明，前两种渠道无法解释本文的结果。恰恰相反，第三种解释和我们的结果最为一致。这意味着学者可获得的资源取决于他们与院长的关系。此外，由于学者们面临着两种分配时间的选择，即进行研究或者与院长建立良好关系，因此，本文的发现也暗示着这一学术体制下的扭曲。
从广义上讲，我们的研究为有关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资源错配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之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存在不当。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应将资本分配给生产率更高的生产者。同样，在效率导向的学术界中，应该将资源更多分配给学术能力更强、更有效率的学者。然而，在一个以权力导向的社会中，可以获得资源的，不是生产力高的研究人员，
而是与上位者有紧密联系的人
。
我们也发现，对于学术能力比较差的院长来说，获取权力可以增加他们的学术发表，这表明资源效应对于他们更为重要
。
中国大学的行政体制属于国家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因此，院长的行政权力可能会产生比较特殊的影响。但是，本文的发现也可以推广到不太极端的情况，即大学的自治程度低、受行政权力影响大的地方。例如，在对日本和香港大学的调查中
，
有研究发现，
等级制权力关系在成果署名中常常凌驾于智力贡献
。即使在欧洲和美国，行政权力对研究成果的影响也客观存在。因此，尽管本文研究专注于中国的特定领域，但其发现却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个普遍问题。
本文的样本包括了
中国95所入选“211工程”
、有经济学院的大学。在这95所大学中，有
29所也属于“985工程”大学
。本文重点关注这
95所学校经济学院的负责人，即院长/执行副院长
等，统称为院长。
在中国的大学中，院长作为学校的行政领导，负责教学、学术研究、与其它机构的沟通以及许多其它行政职能。他们至少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其他学者的资源：
（1）甄选和决定学者的晋升；（2）是否有资格获得政府的补助；（3）是否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的奖项和基金
。
具体而言，在学院内部，院长们有最终拍板权，他们决定了其他学者的工资和福利等。除了正式的工资和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在最近几十年里通过各种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这些计划需要学院的推荐，因此院长的支持对于是否能获得这些计划支持至关重要。
对于大学以外的资源
（例如国家科技奖和基金项目）
，院长的推荐也很重要，且通常是前提条件。例如，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
和
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
等主要的研究资助机构不接受个人申请。学院收集并评估所有申请，然后决定哪些适合提交。因此，
院长的影响对学校研究人员可获取的大部分资源至关重要
。
此外，在公立大学中，行政系统也是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任期届满时，像政府官员一样，通常会获得提拔，或者转为其它职位或多或少具有同等权力的职位。因此，当他们离任后，他们的权力影响也常常会持续下去。我们的数据集显示，
在卸任后，只有少数院长没有担任行政管理职位
，但这也为本文提供了有用的子样本，以用来评估失去行政权力的影响。
本文首先收集了各大学院系在2009年在任院长的姓名，然后收集了他们在1990年至2009年之间的学术发表记录。本文选择1990年作为起始年份，是因为从1990开始，期刊论文发表才成为考核研究人员的重要标准。本文所构建的数据集包括来自
95所大学的99位院长
（有四所大学具有两个不同的经济学院）
。
我们的数据来源包括：（1）各学院官网的简历；（2）百度百科；（3）中国知网（CNKI）；（4）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HSSFC）的网站。我们所关注的期刊是中国各大学广泛关注的经济/金融期刊（应该是C刊）。在这些期刊中，《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季刊）》是四本Top期刊（管理世界不服）。此外，我们使用作者的单位来定义本地合作（与同一所大学学者的合作）和非本地合作（与其它大学学者的合作）。这里的合作是根据作者署名定义的。NSFC、NSSFC和HSSFC则提供了基金拨款的信息。此外，我们收集了各大学/学院的特征，包括学校教职人员人数和研究经费等。由于难以获取不同年份的数据，因此我们着重研究它们在2000年的横截面变化，并允许其影响随时间变化。
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由于本文的
样本中很少有人发表英文文章
（赤裸裸的嘲讽），因此本文专注于中文文章。此外，与英文期刊不同，中文期刊的发表周期通常短于一年，使本文可以将出版年份与成为院长的时间联系起来。根据已有文献的计算，在《中国工业经济》上发表论文的周期大约是64天。
为了了解行政权力影响学术发表的渠道，本文计算了独立作者与合作作者论文发表的数量，并且将本地合作
（“必记本”注：与同事或学生合作）
与非本地合作（与其它大学的学者合作）区别开来。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学术论文的研究主题，以研究学者在成为院长后，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主题是否发生改变。具体来说，我们分两个步骤定义“主题相似性”。首先，根据成为院长五年前发表的文章标题，确定出现频率最高的5个短语，并用它们定义一个学者的研究领域。接下来，按标题中的短语逐年计算论文标题中这5个短语的出现频率。
最后，本文收集了政府支持的研究经费数据，包括NSFC、NSSFC等，这些信息为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Dean是一个虚拟变量，在被任命为院长后赋值为1，这是主要解释变量；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是各人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the school是各院长单位所有研究人员每年的论文发表数量；
The number of single-authored publications是指各人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独立作者文章数量；
The number of co-authored publications是每年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发表论文的数量；
Events of local collaboration是各人每年与本单位研究人员进行合作活动的总和，合作事件的数量略高于合作论文的数量；
Cognitive similarity衡量担任院长前后所发表学术论文主题之间的相似性；
Receiving a major grant是一个虚拟变量，若某一年拿到基金项目则赋值为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在所有样本中，成为院长的平均年龄为44.2岁。在所有99名院长中，只有6人是女性，11人从英美两国获得博士学位。平均而言，每人每年发表1.9篇论文，其中1.3篇是合作论文。这些出版物94％发表在非顶级期刊上，本地合作的频率大约是非本地合作的四倍。获得研究基金项目支持的平均值为7.6％。
本文使用的第一个识别策略如下式所示，这一方法用于识别逐年的影响：
第二个识别策略如下式所示，这一方法用于识别平均影响：
上表第（1）栏显示，在一个学者成为院长以后，其论文发表的数量显著增加，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数量从每年0.5到2.9篇不等。在控制了性别、海外经历、年龄和年龄平方项的情况下，第（2）列中结果与第（1）列相似，表明这一结果无法用生命周期理论（发表与年龄的关系）来解释。
在第（3）栏中添加了个人层面的固定效应后，结果同样类似。第（4）栏进一步控制了学院教职人员数量和研究经费，结果依然与之前相似。
将上表中第（4）列的估计系数可视化，如下图所示，表现出两种明显的模式。首先，成为院长后，学者的学术发表数量显著增加。其次，与成为院长后相反，在学者成为院长之前，其学术发表数量并没有表现出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第一种解释“能力效应”没有得到证据支持。
但是，一个可能的问题是，学院一级遗漏的变量可能导致这一结果存在问题。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或物质资本的增加会影响所有研究人员的论文发表。因此，在上表的第（5）列中，本文使用全学院的论文发表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这些学者晋升为院长后，其所在学院的整体学术发表没有显著增加，这表明本文的基准结果不太可能是由于学院层面的冲击导致。
在上表的最后一行中，本文给出了平均效应。平均来说言，
担任院长会使学者的每年论文发表数量增加0.7-0.8篇，约占平均值的37-42％
。此外，本文也使用了非线性模型进行讨论，下表是使用泊松和负二项式回归的结果，当使用这些非线性模型时，估计结果是每年约0.5-0.6篇文章。
研究行政权力对学术发表作用的另一种方法，是看权力消失对学术发表的影响（即讨论“人走茶凉”是否存在）。由于院长在卸任后，往往会获得提拔，因此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在本文所构建的1990-2009数据集中，只有两个院长在卸任以后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因此，本文将样本从2009年扩展到2015年，获取了包括13名院长的子样本，他们在卸任后不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结果如下表所示，
失去行政权力会导致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显著减
少
。这一结果为行政权力对学术发表的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为了解释学术论文发表增加的原因，首先分别检查了单独作者者和共同作者的论文，结果如下表所示，显示论文数量的增加是源于后者。表3的第（1）–（2）栏显示，担任院长后，共同作者论文的数量有所增加。对平均效果的分析表明，担任院长可以使共同作者论文每年增加0.71篇，超过平均值的50％（1.303篇），但对单独作者论文数量的影响很小。
对于共同作者论文，本文进一步使用作者的单位来定义本地合作（与本校学者）和非本地合作事件（与外校学者），结果在上表（3）-（4）栏。结果显示，在担任院长之前，
本地合作没有表现出上升趋势，但在晋升为院长后，本地合作显著增加，外地合作始终没有显著变化
。对平均效果的估计表明，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是由本地合作推动的：
成为院长后，本地合作每年将增加0.655，约为平均值（1.343）的49％
。与之相反，对非本地合作的影响却微不足道。
讨论这些结果的另一种方法是研究合作者的数量。在本文数据集中，平均每个人在担任院长前有8.1位合作者，而在担任院长后有13.7位合作者，这表明有更多人希望与院长合作。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证明了行政权力如何影响学术成果：倾向于与院长合作或的本校学者更可能受到院长行政权力的影响，由此增加了院长自己的学术发表。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院长上任前后学术论文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如前所述，使用上任前五年以上发表的文章作为基准，来定义一个学者的研究领域，并逐年检查其学术发表的主题相似性，结果如下表所示：一个学者担任院长后，其学术论文的研究主题会显著偏离于他的早期研究。这一结果表明，担任院长不仅会影响一个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而且会影响学术论文的主题。
为了检验不同大学之间权力对学术发表影响的异质性，我们将大学分为985大学和非985大学（即顶尖大学与非顶尖大学），如下表所示。表5的第（1）-（2）栏列出了逐年影响的估算值。与之前的结果一样，在担任院长前，学术论文发表都没有显著增加。但是在晋升为院长后，非985高校的这些学者们的学术论文发表都有了显著增加。下表的最后一行报告了平均影响。在非985大学中，成为院长后，学术论文发表量平均每年增加0.854篇，约为平均值（1.561）的54.7％。然而，在985大学中，影响较小（仅为平均值的21.4%）且不显著。这些结果证明，在中国的顶尖大学里，行政权力的影响要弱于非顶尖大学。这一结果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例如，顶尖大学中的同龄人之间存在更多竞争，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非顶尖大学中，教职员工的外部选择往往更少，因此有更大的动机去“贿赂”掌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