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生的“越野车追逐碾压藏羚羊”事件，可以看作是“新时期、新条件”下，野生动物保护的一场“新型战争”。从结果上看，无疑是应该令人振奋的，“大快人心事，捉了两辆车”。两辆车的车主，从一开始现实中的追逐者，到网络上的“被追猎者”，到现实中的被追捕者。一位网友说，“
现在你们知道被追逐的藏羚羊是什么滋味了。
”点评很到位。
从有网友在微博发布图片，称两辆越野车追逐、碾压藏羚羊，“至（致）使数只藏羚羊受伤死亡”，到拉萨市公安部门联合森林公安成功将两辆涉事车辆的7名成员控制，不过几个小时，其间，各路网络“大V”、网友，都积极参与，强烈互动，两辆涉事越野车近乎无处遁形。
举报微博
在我翻看的大部分微博中，
评论的意见都是一边倒的
。相当多的意见都是要求“严惩”、“从重处理”，诅咒、谩骂，自然也不少。更不用说，网友开始人肉搜索模式，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开始被挖。另外，早前（数月前甚至更早）有网友晒过在青藏高原区域追逐藏羚羊（有些是藏原羚误认为藏羚羊）视频的，也被搜索、录屏，并转给“@平安拉萨”等官方微博，有些官方微博也回复、评论说，已经“联系有关部门”。这种根据微博或其他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举报，并在现实中加以处罚的模式，早已经不仅限于野生动物保护，正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开。如果后续出现事后追究、处理，也不必意外。
如果最初网友举报的内容，也就是涉事车辆有“碾压”行为，并“致使数只藏羚羊受伤死亡”是真的，民意汹涌若此，或者情有可原。但是，显然，到10月7日中午所知的大多数信息表明，这部分内容不属实。涉事车辆自称是靠近藏羚羊拍照，有持续一分钟的追赶行为。包涉最初的目击人都承认，
没有碾压，没有藏羚羊受伤或死亡。
在相关部门初步的调查通报中，将有关人员称为“涉事人”而不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表明了一些基本定性信息。
央视新闻微博公布的调查结果
1998年初，我第一次带队去藏北，完成“羌塘中西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几辆车刚进入羌塘腹地，就出了事，几乎害我回来后受到处分。一位前一年刚毕业的同事为了近距离给“白屁股”藏原羚拍照，让他那辆车的师傅保持一定距离跟进一群藏原羚，藏原羚惊逃时也没有放弃。而另一位毕业较早、在保护处工作的同事，认为这种做法已经触犯了他的职业底线，竟拿过随行公安干警的枪鸣枪示警，导致一场冲突，幸好并没出什么大事。
这场冲突最后被我息事宁人。从我的角度，自然知道只要不必要地惊扰到野生动物，都是不合乎工作规范和专业要求的，但也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情，最多事后批评警告，对动刀动枪的同事，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两位同事如今还在系统内，后者还是拿着津贴的专家。当年的这场小风波，并未影响他们继续为西藏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做贡献。
这件旧事足以说明，
对于与野生动物保持怎样的距离，即使是专业人员，也会有尺度上的理解差异，
有认识上提升的过程。
动机也很重要。
我认为，为了拍照或其他“合理”目的，造成追逐野生动物的事实，虽然也不对，但追逐的伤害毕竟是次生的副产品，而单纯为了在追逐中取乐，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粗鲁，后者却可能涉嫌“恶毒”。有时候，这种追逐完全成为一种虐杀。不止一位藏北人对我讲述过1980年代或更早用吉普车在草原上追逐狼直到狼“心脏破裂”的故事，类似的故事，马丽华在《走过西藏》里也有记述。被不断追逐的狼，会心脏破裂而死。当然，被长时间追逐任何野生动物，都是同样的结果。
但即便是“恶毒”的追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它很可能源自于人类某些古老的天性。在草原“弯弓射大雕”，在茫茫原野上纵马追逐野狼，曾经是英雄所为，将这种做法视为不文明，乃至违法，是非常晚近的事。
网络民意的强烈反弹，也与藏羚羊这一物种的知名度有关。我个人认为，由于多年的宣传，以及多种专业之外的因素，藏羚羊保护的紧迫度和重要性一直是被高估了的。2016年9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藏羚羊的保护等级调整为“近危”，几乎已经是“安全的”物种。当然，也不能说藏羚羊保护的价值不大。藏羚羊作为旗舰物种，也就是“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物种”，正在成为一种图腾，在公众眼中，代表了牺牲、圣洁，也带来了额外的社会效益。因为知名度的关系，藏羚羊也是一种典型的“伞护种”，即生境覆盖很多别的物种，因为对它的保护，可以连带保护很多其他物种。
以上并不算为那些追逐了野生动物的人辩解。追逐野生动物，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轻微违法，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造成追逐对象死亡的严重后果下，可能构成犯罪。
但这里面，
何为罪错，罪错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稳定的
。
1980年代，在西藏一些地方，“打狼”还可能是英雄之举。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之间，对于人类内部关系的认识，在较长时间区间里看，是变动不居的。正因为如此，在对待这些犯有轻微罪错的人时，必须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另外加一条，慎用网络道德审判。有媒体称涉事人“蠢就是坏”、“不可原谅”。我想，假如这种罪错也堪称“不可原谅”，那么这个世界上不可原谅的人和事，肯定要比现在多上一万倍。
作为一位曾经与藏羚羊接触多年的野保工作者，我比大多数人都希望包括藏羚羊在内的野生动物，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我在很多篇文章里也都提到过，很多野生动物保护专业的业内人士，本能地疏离或抗拒文学化、宗教化的保护表达。因为做这个行当，或者对很多严肃的行当来说，无论工作的目标是怎样，但
个人的情感，必须受约束于其中的科学规范，
手段不能无所不用其极，保护目标的实现是有界限的，而不是相反，将这种保护行为，变成从属于自己情感需求的工具。神圣感不是目的，最多是这项工作的一个伴生品。
有人会说，网友出于良好的目的介入，网民与公权力良好互动，最多是短暂冤枉人，
何况被冤枉的还不是“好人”
，这种模式不应该提倡、发扬吗？
问题是，这种
良性循环的模式，并不一定总向良性运转。
比如说，那位率先发布消息的目击者“带头大哥”。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举报，编造了一个“正确”的谎言。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对他的追问淹没在讨伐“败类”的怒吼中，连相关部门也知趣地暂时没有对他的“谎言”表示不满或追究，尽管在2014年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人在微博上发布假图片，宣称墨脱有人偷猎国家级保护鸟类。最后查清后，还道了歉。
换一个场景，换一个领域，一个类似程度的“谎言”，这位“带头大哥”是不是还能全身而退，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