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生活的城市，除夕夜付姓男子入室行窃未果，竟持刀抢劫，刺死女主人，连同她熟睡一边2岁的孩子。刚上班，广西法官被二十年前当事人杀了，湖北有人为一块钱争执砍下人头了，没过几天又一江苏法官遇刺了……
我平日不太有意新闻，天下事自天下人去管。可当下这些事儿逼格眼前耳边，没法子不闻不问不想。总有什么地方错了吧。
凭我的智力是想不明白的，但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翻来覆去差不多。
案头有本《水浒》，虽然高于生活，但源于生活的。寄望温故知旧了。
同一具象在不同的人眼里会呈现不同的意象。以一个法律人的眼读《水浒》，无疑会将其读成一部法治小说。
粗约统计，《水浒》共描述了100多起案件，故意杀人罪、放火罪、伤害罪、越狱罪、逃脱罪、行贿罪、受贿罪、聚众斗殴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林林总总，几能罄竹。
然我以为一部《水浒》其实只叙述了一起大案，如果给该案起一个名字的话，那便是：逼上梁山案。这起惊天大案，施耐庵用96万字，分120回叙述了案件发生的全过程。分析刑事案件，不外乎三点，即犯罪行为、犯罪目的、犯罪动机或原因。我读《水浒》将它读成案例，也就职业性地从这三个方面来解读《水浒》了。管窥蠡测，贻笑大方了。
▐ 犯罪行为——上梁山的过程
“逼上梁山”在现代汉语里作为一句成语源自《水浒全传》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纵观梁山108将，被“逼”上梁山的，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豹子头林冲。
林冲是北宋京都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他为人忠厚正直、安分守己。他之上梁山被逼有三步，作者浓抹重彩，从第七回至第十一回，用6个章节约5万字描述了经过：
第一步，奸臣高俅的义子高衙内妄图霸占林妻，与高俅设局以看刀为由骗林冲持刀闯进白虎堂，判其下狱。
第二步，高俅一伙阴谋在林冲发配沧州充军途中，将他杀害。因鲁智深的保护，高俅的阴谋未得逞。
第三步，高俅父子派心腹之人前往沧州加害林冲未果。林冲听到高俅的心腹们得意地谈论暗害自己的计谋，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将仇人一个个杀掉后，上了梁山。
此外，宋江、卢俊义、杨志、武松、秦明、朱仝、徐宁、燕青、孙立、萧 让、金大坚、李云、扈三娘、李应、安道全……之上梁山，程度不同地都有被逼的意味。《水浒》至第七十回梁山知名好汉几乎都到齐了，此后或有人上山也未作详细介绍。
▐ 犯罪目的——上梁山为了什么
行为人的目的通过他的语言及行为来推断。《水浒》前七十回是上梁山的过程，后五十回叙述的是接受招安。
宋江是梁山泊的首领，他的言行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第七十一回，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石碣天书：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宋江在菊花会上酒醉赋词，盼望招安。虽然武松、李逵大闹菊花会，要“大块吃肉，大把分钱”反对招安，但梁山仍是按着宋江的思想走上了招安之路。毛泽东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撇开他老人家特定的政治影射，这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我以为是有道理的。宋江力主招安，以为此方算得“正果”，这也是在全盘分析了各项利害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
细细想来，梁山泊的出路有三，一是继续占山为王，二是取代，三是招安。
宋江一上了山，做了寨主，聚义厅这个名字就不能叫了，忠义堂的旗号必须挂起来。为什么？很简单，聚义是聚义了，聚了之后总不能每人配个压寨夫人，封田划地，兄弟们就在梁山上饱食终日，研究诗词歌赋吧。即使兄弟们愿干，朝廷也会派高逑这些人打上山来。
黑旋风李逵说，什么鸟皇帝，龙椅他坐得，我公明哥哥也坐得，哪天提两把斧头杀进金銮殿，砍了鸟皇帝，让哥哥当皇帝。李逵路线虽然激烈粗糙，但也是条出路。然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梁山泊的军事力量，打家劫舍什么的没问题，倘若想攻城掠地建国称王取代大宋，那几乎是妄想。
事实上，金军铁骑横扫中原掳了二宗，最狠也就是把高宗打到海上漂流了4个月，移都杭州，史称南宋，实则上仍是赵氏王朝。所以说第一、二条出路基本没戏。
那么就剩下招安这条道了。
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心头却是如明镜一样，这龙椅自己是坐不得的。在梁山就像坐在了火堆上烤着，要紧的是退路，而不是出路，或者退路也是出路。所以，最后他投降了，不，招安了。
试想宋江之后的1000年后，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拉出来，用枪头逼着，坐在武昌军政府的首席上，吓得面无人色，一直说，别害我。他心头盘算的，估计也是宋江当年所考虑的。若非形势所迫被逼上梁山，倘有另外一条生路可活，谁愿意与社会与朝廷与人民为敌呢。自汉以降，虽则百善孝为先，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常常都会舍孝而尽忠。可见忠君爱国几乎为人的立身之本。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读懂了作者或众梁山好汉的思想了，上梁山的目的是为了有一条更好的生路，而不是为了反政府反社会反人伦。换一种说法便是，上梁山是手段而非目的。
▐ 犯罪动因
提起梁山众人，习惯上都称之为“好汉”，然我对这“好汉”称谓颇不以为然。
如同古往今来的黑道分子一样，好汉们上梁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犯了王法，按现在的说法来说就是有了案底，没法洗底重生就只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虽然徽宗时代，吏治腐败，奸臣当道，但好汉中真正称得上官逼民反的，实属凤毛麟角，林冲算一个，柴进勉强算一个，解珍、解宝兄弟可以算。剩下的大致分成四类：
本身就是社会不安定分子、地痞流氓、黑道成员、长期从事犯罪活动的。这是好汉们的主流。比如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黑帮分子燕顺、王英等。
本是善良百姓甚至政府官员，被梁山用各种手段胁迫或引诱上梁山的。如秦明、朱仝、李应、卢俊义等。
因意外偶发事件触犯刑法，无路可走上梁山的，如宋江、武松等。
作为政府军官镇压梁山失败，被俘后贪生怕死而投降的，如关胜，呼延灼等。
再看“好汉”们的行为。
帮人家捉鬼，却把人家女儿杀了，还觉得自己做得干净利索；
在孙二娘眼里，过路人如同菜牛，可以随意宰杀，做人肉馒头；
董平在东平府受攻之际向程太守提亲，遭到婉言拒绝，日后投向梁山泊，竟将程家老小满门抄斩；
周通在桃花山一带，带领一批小喽罗以杀人越货为谋生的方式，心里只有强盗逻辑……
在《水浒》人物身上，我们不但看不到他们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也看不到他们在犯罪之后的自我反省和忏悔。他们浑身上下充满了非理性暴力。
所以我以为，逼上梁山之“逼”，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因，如前文所述，每个走上梁山的人都有各自的契机或者说导火索。
第二方面是内因。以北宋亿万人口中有几百个动乱分子，不足为奇的，然而《水浒》用洋洋百万字，将其写成故事，并留芳至今成为世界名著，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水浒的大致时代背景，应该是宋徽宗政和年间(1110年 – 1118年)到方腊之乱的宣和二年至四年(1120年 –1122年)。虽说徽宗宠信蔡京，高俅等奸佞，但国家却非常富足。可以说是当时天下第一富国。花石纲虽荼毒百姓，但也仅限于东南一隅。
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宋代无论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上来看，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整个中原地带，也就是梁山好汉的主要活动区域，可以说是人民安居乐业。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宣和年间东京开封的极度繁华。
从水浒中的描述来看，虽然官员贪渎枉法是普遍的情形，但没有任何民不聊生的描写，倒有不少笔墨描写上元灯会的热闹和社会的安定。终北宋一朝，虽说历朝历代的毛病都有，且武功不胜对外屡战屡败，但虽有昏君，却无暴君，没有发生过历代皇朝末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烽烟四起的惨象。
是时，宋辽间的和平已愈百年，国内工商业非常发达。但是对梁山的好汉们来说，找一份正当职业安稳地过日子，是大多数好汉们所觉得不爽的生活方式。
他们追求的是不劳而获的“三大”生活方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好汉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受压迫最深的底层百姓出身)。《水浒》人物的法制观、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几乎都已颠覆。宋江为吏时便给不法分子通风报信、送金给银，其他人等更是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虽然他们打出的旗号“忠君”“护国”，但是这样的好汉能够“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么？
在这样一个富裕和平的国度里，是什么使这样一批人充满了非理性暴力？犯罪中的动机和原因往往会纠合在一起，“逼上梁山案”便是如此。我们从众多被逼上梁山的一个个事例中即可知晓。关于吏治腐败，毋庸陈述事例，只要列出几个人名，比如蔡京，比如童贯，再比如高俅……简述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便可知徽宗时代的吏治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蔡京和童贯先后为宰相。蔡京的书法别具一格，与当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被称为苏黄米蔡，由于蔡京是个奸臣，他们三人不愿与之为伍，后便将蔡京易为同时代的另一位书法家蔡襄。一个人奸诈到让人耻之为伍，也算奸到家了。
童贯为北宋宦官，《宋史》列为“奸臣”。性巧媚。他助蔡京为相。蔡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为“六贼”之一。
高俅，前面提到林冲的故事中他已露过脸。他不但将林冲弄得家破人亡，还曾逼得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他以一市井小流氓的身份出场，凭借高超的蹴鞠技术，飞黄腾达，官至太尉。
“难能可贵“的是蔡京、童贯、高俅这几位“难兄难弟”，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不完全是小说家的虚构杜撰。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经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可见，“梁山”之祸源自上。
由于朝廷、上层的腐败，北宋后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整个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严重扭曲。宋徽宗写就一手无人启及的瘦金体，这位艺术家皇帝却不是一个治国好手。短短20年北宋王朝便在他的带领下滑向了下坡。这是小说人物的时代背景。
而作者施耐庵他抱着建造“王道乐所”的宏远计划为张士诚的幕军，为其攻城夺地献计献策。后因张居功自傲，独断专行，施耐庵几次谏劝都不被采纳，于是愤然离开。他写作时此书，元王朝已经岌岌可危。
综合小说和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可见其相似之处，都是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都即将要改朝变代。包括作者曾经效力的张士诚也是亲信佞臣，疏远忠臣，最终被朱元璋所灭。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读懂作者的忧患，这百万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吏治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水浒》所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可是水浒人物作为古老民族的灵魂标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面镜子，借助这面镜子，我们可以超越时空与水浒人物对话，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
“逼上梁山”这一历史大案，对执政者、司法者来说是一件以史为鉴的鲜活的案例。北宋之易为南宋，虽不及古罗马帝国一夜溃败那般迅猛，仍然一样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类社会的传承和延续最终依靠的是文化而绝非仅仅是文明。（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