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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性会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为对她们施暴的伴侣辩护，她们怎么能看着我的眼睛说谎。
#狱中生活# 是非盈利性新闻机构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与 VICE 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让生活和工作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人们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每个周五连载 “狱中生活” 专栏。
“马歇尔计划” 曾获得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100周年的解释性报道奖荣誉。
我以前当过家庭暴力检察官，我对这些教科书式的案件了如指掌：施暴前，施暴者会对亲密关系产生极强的控制欲，他们还会牢骚不断。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可能在随便什么人身上都可能发生。
但这次可不是 “随便什么人”—— 这次是我的姐姐。
我记得那是一个繁忙的周四清晨。正当我爬上皇后区高级法院的楼梯前往区域法官办公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早上好，宝贝，” 我妈妈的口气听上去轻松愉快。“我得告诉你件事。”
她说我继父家的姐姐茱莉亚（Julia）*现在正在医院里。茱莉亚前一晚自己开车前往急救室，等她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术后重症监护病房里躺着了。医生说，茱莉亚少了一颗牙，身上有多条肋骨骨折，脾脏也破裂了。
茱莉亚告诉我她绊了一下，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但是她平时并不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
我跟妈妈说，我马上就搭下一班飞机回迈阿密。
挂掉电话时，我突然想起了一张几个月前看到的照片。照片里，茱莉亚的脸看上去就像刚上完面部彩绘课似的 —— 一只眼睛又红又紫，眼睛周边的乌青说明她受到了不同方向的撞击。那时，她声称自己是在给男友煮饭的时候不小心端着盘子摔倒了。
我并没有再逼问下去。但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清楚的。
在那次家暴发生之后，茱莉亚曾经打电话报过警。但很快她就决定不起诉男友。那次的案件因此不了了之。
当我抵达医院时，重症监护病房的走廊里满是川流不息的医护人员。每个人都在对着电话吼叫。然后，我透过开着的病房门看到了我姐姐。
我看到姐姐的鼻子里插满了管子，身上缠满了绷带，胸前贴着电极。心脏监测器一直在滴滴作响。
茱莉亚努力抬头看着我挤出一点微笑，而我实在忍不住，一直盯着她缺了一颗牙的嘴看。当我坐在她的床边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抽泣着说：“这都是我的错。”
她跟我说，就在几天前，她和男友因为出轨的问题大吵了一架。虽然茱莉亚并没有出轨，但是她的男友并不喜欢她在下班之后还在跟老板发短信的行为，还嫌她顶嘴，说她不尊重他。
茱莉亚告诉我，争吵之后男友就打了她的脸，把她扔在地上，然后一直踢她的肚子、胸和后背。当茱莉亚蜷缩在浴室地板上时，她的男友向她保证他再也不会打她了。
两天后，当茱莉亚把自己送到医院时，内出血差点要了她的命。
我刚开始当家暴检察官时，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受害者们总是选择回到施暴者的身边 —— 法律为受害者提供了和施暴者保持安全距离的法律、限制令、训练项目，甚至你还可以送他们进监狱。我总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性会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为对她们施暴的伴侣辩护，或者更糟糕的是，她们怎么能看着我的眼睛说谎。
但是工作几年之后，我渐渐适应了这样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懂得了这些受害者的选择。这往往与力量、意志力或是是否想去解决问题没有关系 —— 这其中有其他的原因。
这其中涉及文化和一些实际因素：例如经济依靠、住房以及移民相关的考虑等。这其中还涉及感情因素，害怕被孤立以及羞耻感等等。这其中还包括恐惧。这其中也有希望 —— 一种希望暴力不再发生的盲目的希望。当然，这其中还有爱。
当处理家暴案件几年之后，我以为当我来到医院时，我能够确切地知道可以为姐姐做些什么。我以为我可以成为她发声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