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问父亲，谁是他最敬仰的人。他答称是他的母亲吴清芝太夫人和蔡元培先生。他曾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作为数十年都在父亲身边的女儿，照理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父亲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了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能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的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的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字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民主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人是人”的认识。人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的，不能成为他人的工具;驱使别人、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工具是不道德的行为。第二，对一切事物都应有多元论的看法，不能执一见而概括一切。儒家特别重视“和”，“和”就必须有异，把各种“异”调和起来就是“和”;五味俱全，八音齐奏，可以得到“和”;如果只有一种的味、一样的音，就只是“同”不是“和”了。第三，要有超越感，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权衡其他的一切，互容相让，才能有民主的可能。第四，要有幽默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都能一笑置之，这样才容得各种不同意见。文中所谈民主的四个条件，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父亲是有这样的胸襟的，也许是到了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他能度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坎坷。一位哲学界人士回忆说，有一次开会，所有的人都批评冯先生，中午休息时，他踌躇着想去安慰几句，不想冯先生已经靠在沙发上照常午休，安然入睡。他觉得常人真难以做到。批冯的人很多，有时并不讲理，父亲从不计较，在家里从未说过哪个人不好，只笼统地说他们也是为形势所迫。父亲是这样宽容，事事为别人着想，这都是中国哲学给他的力量。
父亲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能够欣赏古往今来美的东西。他本想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以后，写一些艺术感受，题名为《余生札记》，已成一篇《论形象》，从杜甫的《丹青引》谈起，讨论美术创作。可是，《新编》以后的余生很短，他已经泪干丝尽，不得不带着满脑子的“非常可怪之论”远去了。那些发光的“非常可怪之论”，究竟还有多少，内容是什么，能够给人的精神世界增加怎样的活力，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