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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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侧影彼此相对，没有婚纱和礼服，完全模仿1893年蒙克所作的《呐喊》中尖叫的人物。那是一座礼堂的切面，台下还有一群为他们鼓掌的嘉宾——鸡、鸭、流口水的羊、蠢得不能再蠢的家猪。较为显眼的是礼堂外喷出彩色线条的加农炮，以及到处都流动着的亮黄色香槟。画的左上角是一块凹凸不平的小土坡，一只肥胖的黄色卡通熊正在河上游贪婪地挖掘蜂蜜。河水流经的方向，还有一座迷你的乡村（它们和熊比起来实在是太小了）。
画中远不止这些：鸽子、纸飞机、逐渐暗淡的天幕、飘在不起眼处的气球。一头粉色的公牛和穿红披风的角斗士在空中决斗，远处还停着一辆白色法拉利。
首先是男方的家里人接到了这幅画，一些原本还在扯家常的男男女女突然爆发出一阵嘈杂密集的窃窃私语，接着画就在人群中传开了。我那时正站在酒店门口，问一个戴珍珠耳环的女人道：“张萌在哪呢？”
“张萌是谁？”她说。
“新娘子。”
“噢，新娘子啊。”
她薄薄的嘴唇瞥了瞥，笑了起来。“不知道啊，我是跟我老公来的。”
我第一次听说张萌要结婚的时候，是在北京陶昕泽租的地下室里。不是我们现在住的地下室，比现在要大一点，还能给我腾出一块地方装一个四瓦的小灯泡。我那时在给画盘调色，其实我看不大清楚画盘上的颜色，屋子太暗了，但我又没有别的事可做。挂了电话，我告诉陶昕泽，张萌要结婚了。
他问我：“张萌是谁？”
直到我们到了重庆，他都没想起来张萌是谁。我怀疑他在耍我，一路上都没怎么和他讲话。最近我们在冷战，不是因为吵架，我们从不吵架。他问我带了多少份子钱，我说我带了一幅画，他就骂我傻逼。
一个中年女人从礼堂走出来招呼大家，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姑娘跑上前去热心地喊她“嬢嬢”。她们在聊些什么我听不大懂，只知道那女人说了一句：“老太太你可有福了，新娘子多漂亮呀！”这时我感觉很不舒服，写礼账的人收了我的画，现在满屋子的人都用他们扒过瓜子的脏手摸我的画，我只感觉浑身难受，可写礼账的人还是没让我进去。这时候我就很想骂人，想学着陶昕泽的样子骂他们“傻逼”。但我一直没有发作，我沉浸在耳环姑娘眉飞色舞的演讲当中，她把张萌夸了个遍，这里好，那里好，总之这桩婚事没错就对了。后来还是她带我进去的，我自然和她坐了一桌。
她问我：“你是个画家？”
我说是。这时她就表现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模样，说她老公前天刚收了一幅画。
“那个叫什么来着...罗贯中？”
“吴冠中。”
“对，对。我老公花了五千买的，没几个钱。可我总感觉不值当。”
我问她画的是什么，她答不上来，就说：“紫色的，一条一条，乱七八糟的。”
“你觉得不值五千吗？”
“可不是嘛。”她说。“要是值五千我就直接拿来随礼了，人家还觉得我清新脱俗呢。”
不一会她老公到了，是个已经秃了头的中年男人。她介绍说：“这是张萌北京的朋友，是个画家。”
“张萌是谁？”她老公问。
“是新娘子。”她说。
她又问我平时都做什么工作。“可赚钱了吧？平时也不忙，随便画画就能赚几千几万。”
我说不是，我现在在给一家手游公司做美工。
“哎哟，手游可了不得，现在手游可都可赚钱了。”
她又问我是不是正规公司，听说北京工作五年了就给户口。还问我有没有对象，有没有在北京买房的打算。
我说有对象，我俩走散了，他正在来的路上。
她问我：“你们是同学么？”
我不清楚“你们”是谁，我和陶昕泽，或者我和张萌。于是我就说是，因为我们都是同学。
这时候我闻到鞭炮冒着异常刺鼻的烟味，人们在烟雾中不断穿梭，亲朋好友都在门口对老人们献上祝福——先把场面话说完，进来就可以直接吃饭了。男方的母亲一个人挡在前面，她看起来很高兴，但有时悲伤会溢出来一点，使得她拉过皮的眼睑看起来十分不自然。为什么呢？是觉得张萌不够漂亮么？
两个六七岁大的小孩在玩我的画，那辆白色法拉利已经被撕掉了一小块。他们的父母看见了，先是用方言骂他们，叫他们守点规矩，接着又忙着说话，不再管他们。陶昕泽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他捡起那一小块，坐到我旁边。
“给你。”他说。“你的法拉利。”我和他各自侧身贴在椅子上，他翘着腿，转过头不再看我。除了最开始的讥讽，他一直缄口不言。
“你们也是同学么？”珍珠耳环问。
我说是。她低头喝了口水，似乎很想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但她其实没必要这么做。
“你们是学什么的？”
“金融。”我说。
“那你怎么去画画了。”
我笑了笑。“我只会画画。”她似乎以为这是一件颇为悲伤的事，我母亲也时常露出这种表情。她觉得她供我读了四年的金融，我却依然做着自己小时候做的事，未免太没出息了。（她觉得我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
我刚毕业那年，在798找了个活。我卖不了画，买画的人看见我就烦，我就只能自己画。没有棚子，只在墙上挂了几张水彩，我坐在凳子上，另一个人也坐在凳子上，我给他画肖像，漫画二十，素描六十。吴冠中的画廊就在我那个摊子旁边。
直到婚礼结束我都没看见张萌，台上的人乱成一团，台下的人哄笑不断，新郎的脸已经白的不成人样了。我猜测张萌逃婚了，我希望她是逃婚了。也许她已经不做会计了，也许她昨天早上辞的职，现在正坐在前往马尔代夫的飞机上和刚认识的野男人调情，也许她要向当地的男人展露胸部才能有钱买回来的机票。但这些都不重要。
陶昕泽说：“我们出去吧，真JB难受。”
我收拾好东西，站在门口等他。他说他有东西落下了，叫我站那儿不要动。
我站在街边，我想起以前张萌说过的一句话：“在一个多风的城市里行走，树总不会被吹倒。”她是重庆人，毕业那年她叫我和她一起回重庆。她可以把她家里的房子租给我一间，总比我一个人在北京好。张萌很喜欢我的画，她总觉得我能靠画画出名。
我当时留在了北京，不是因为陶昕泽。他那时还要读三年书，完全不在我人生的考虑范围之内。我留在北京，只是因为我要画画。我从十几岁开始画画，从不考虑什么是生活，也从不考虑要同什么人生活在一起。我那时孤独、自律，但很快乐。
陶昕泽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我那幅破烂不堪的画。
我问他：“你怎么进来的?”
“我随礼了。”
“多少钱？”
“五千。”
我很想问他，你是不是也觉得它不值五千？但我不想惹他，他还在气头上。两个月前我一个人开着一辆破奥迪，从北京一路开到满洲里，回来时他什么都没有说，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他说他找到工作了，很快就能搬出地下室了。我从没想到自己能够和一个男人相处这么久，从大学到工作。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比以前更甚。
我现在常常也会哭，但我十几岁的时候几乎一滴泪也没流过。意外的是那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段人生。
星南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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