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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认为“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刘戈则撰文认为该论断不正确，并提出自己的研判与理据。
观点各有不同，争鸣才有意义。理性的分析论断，值得参考。
作 者 | 刘 戈
来 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不久前，许小年教授宣布中国已经成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转型虽然看到一些积极的苗头，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但转型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没有根本改变，甚至有出现反复的可能，中国现在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许教授的观点，对我则如石破惊天，惊出一身冷汗。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于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便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他们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后均进入过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看不到跳出陷阱的希望。
一个国家尽管曾经经济发展迅猛，但政府如果不能摆脱利益集团的胁迫，依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必然被“马太效应”所左右，必然出现贫富的分化，也就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后果，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基本告别了走入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将长期陷入经济大幅滑坡、百姓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
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除许小年教授之外的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商业机构和经济学家宣布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连国外一些一生专门从事“中国崩溃论”研究事业的学者都没敢宣布如此骇人听闻的观点。
许教授对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依据是，中国这几十年的增长方式一直是数量型增长，而不是效率型增长。现在中国各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呢？是零，甚至是零以下。一旦资本收益等于零的时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纠正许教授的一些常识性错误。
第一，工业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单纯数量型增长的阶段。所有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路上，数量型增长和效率型增长从来都是相生相伴不可割裂的，从来没有谁把数量型和效率型增长划定一个时间点加以区分。从煤炭到钢铁，从蒸汽机到汽车，从铁路到高速公路，从可口可乐到麦当劳，从乡村别墅到摩天大楼，从个人计算机到互联网，你能说哪种增长是单纯的数量型增长？哪种增长是单纯的效率型增长？
第二，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投资回报趋近为零的阶段，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周期波动，马克思称为经济危机。但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投资回报变低或长或短的时间后，都会逐渐进入到下一个增长周期。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可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啊？谁家的孩子一回考不及格，你就判定人家是先天弱智？
接下来纠正一下许教授的事实错误。
注意，许教授说的是所有行业，所有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是零或者零以下。不知道许教授这种斩钉截铁的事实是通过什么方法归纳出来的，难道他和曹和平教授不生活在一个星球上？
的确，钢铁、水泥、煤炭、轻工等很多行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但许教授可能从来不坐高铁，不开新能源汽车，不会骑共享单车，不会去乡村旅游，不去亲子乐园，不吃有机蔬菜，不住养老地产，也不看网络视频，因此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全然不见，对如徐小平同学等风险投资家的废寝忘食的工作闻所未闻。
众多传统企业的确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徘徊在生死线上，众多传统名企业家不敢投资扩大再生产这都是事实。但新一代的创业者正在用全新的思维方式、投资方式、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这种堪称热烈的景象后面投资回报率怎么会是零？
最后纠正一下许教授举例的错误。
许教授用来说明现在投资回报率为零，特意举了一个袁隆平种地的例子。说现在地里再增加多少台拖拉机也没有用了，提高产量得靠有更高科技含量的种子。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许教授怎么连工业和农业都不分了？用农业的例子来说明工业化的规律。农业的生产资料主要靠阳光和水，所以投资很容易产生边际效益递减，但工业不是这么个理啊！您不能拿老年人来论证喝牛奶到底长不长个啊！
经济短时间增长乏力进入转型期，并不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甚至没有相关性。
很多国家经济转型不成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政策的失误和政治经济的综合因素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导致的。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可以成为少数几个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国家，还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跌入陷阱？现在看来，虽然总体上可能性不断降低，但威胁依然存在。
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经济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低工资、低人权、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从中国经济的最强项制造业来说，企业普遍大而不强，没有成长出一批创新能力强、品牌价值大的企业。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靠国外，主要占据产业链低端。与此同时，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为追求超高速增长，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也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同时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绪普遍，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
相对乐观的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拉美等一些曾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对安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尚未完全撕开，利益集团对政权的全面裹挟尚未形成。同时，人才总量巨大，本土市场巨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但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拉动问题。
在过去30多年里，从发展轨迹上看，中国基本效仿了日本经济成长模式：高效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经济高速发展。但从国民财富分配的结果上看，却产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国走过的所谓“拉美化”趋势。
也就是说，较小的贫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于两者之间。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台湾——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但从贫富差距来说更接近于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
中国的这一现状决定了，如果中国能够在短期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中国在经历一番艰苦的跋涉之后，能够勉强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国错过了眼下的时机，任由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发展，那么中国必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众多的人口、贫乏的资源、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将导致中国永远失去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机会。
贫富差距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就等于全面失败。这绝非危言耸听。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也在于此。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必须得进行改正，要想改正，必须先从两个领域入手：
一个是坚定不移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财税体制向特权阶层开刀；
二是加紧构建新型福利社会，减少国人后顾之忧。
最近几年，政府的惠民政策不断推出，新型福利社会已见雏形，但税制改革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从税制改革下刀即顺乎民意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改革税制，尽快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剥夺不法财富和浮财，此为正道。
现在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精英都积极混淆“企业家”与“富人”的本质区别，在制定政策时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税收制度上一锅烩，不区分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房产投资和奢侈消费上的利益。
其实企业家群体和富人群体，虽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质上是两类人。那些把财富大都放在厂房、设备、流动资金上，在生产中流转的是企业家，那些把财富基本隐匿于房产、奢侈品、理财账户上的才是富人。很多富人的钱不是通过经营企业来获得的，所以需要通过税制设计向富人财富征更多的税或者逼迫他们把钱进入实体经济领域。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