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改造的权力肌理：利东街案例
香港回归至今已有二十年，但内地社会依然缺乏对香港本土社会的具体了解、深入认识和扎实研究，尤其是对香港近年来以各种社会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城市地景、公共政治、权力肌理与社会多样性存在着一定的误解与误读。
作为北京大学人类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成果，夏循祥博士《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一书，是中国人类学界“第一部建立在长期田野作业基础上的有关香港社会的研究”。作者以香港利东街（“喜帖街”）旧区改造案例为切入点，借用政治人类学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并结合民族志研究方法，剖析了利东街居民运动与香港政府部门两者之间所呈现的“对抗性合作”这一政治生态模式，展示了西方政治理念如何在儒家文明和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香港特色的公共政治。
选择作为百年老区的香港湾仔的利东街居民社会运动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是因为“在香港一系列由城市发展与城市拆迁而引起的社会运动中，利东街的居民抗争几乎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以利东街重建为缘起的公民社团不仅坚持了行动诉求达五年之久，还在香港首次提出自下而上的民间规划方案，“在各种规则与程序的允许下，对市场、资本与政治权力进行全方位的挑战和抗争”，议题从经济赔偿等民生问题不断上升到民主规划、程序公义、社会公正、社区网络、集体记忆等问题。
正如香港社会学学者吕大乐教授的分析，利东街案例在香港有着特殊的意义——既是一个由下而上、扎根于小区的文化保育和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揭示市区重建过程中不同利益、权力的互动的抗争，“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当代城市发展的种种重要问题——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支配力量、政府角色对资本利益的倾斜、市民在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等——统统呈现在大众的眼前”。
中环价值与无权者的策略
按照作家龙应台的说法，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等作为社会进步的指标的“中环价值”，垄断和代表了主导香港发展的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作为权力实施的对象，普通老百姓(603883,股吧)一向被视为无权者，天然地应该顺从权力的支配；对应地，以往的权力研究要么忽视无权者，要么将其视为城市政治中一种消极的力量或弱者的策略。
作者则将无权者与更大的城市变迁过程联系起来，认为权力的获得不是一个被规训和控制的静止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生长和衍变的动态过程；这个流动、累积、凝固复又坍塌的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具体情境下的原有权力结构，并推动社会变迁。在利东街案例中，无权者的权力生长，恰恰被作者视为一种可以生长并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作者在书中展示了无权者权力诞生的几种可能途径：第一种是当权者为证明自己政治合法性而进行的权利和权力分享，而政治体系开放与否将决定权力生长、增长的可能性之大小；第二种是既有权力体系中有识之士或有能力行动者对无权者实施的权力转移；第三种道路是无权者通过自觉的抗争、民主自助等行动，使权力在社区自我内部生长，然后向已有的权力系统发起挑战；第四种可能性是无权者通过深入了解和认识权力实施运作的过程，发现权力的“名”与“实”之间的不符，“甚至发现既有权力孱弱的一面”，“从根本上揭示社会系统隐藏的不公平，并通过公民教育和宣传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最终拥有权力生长的基点，为自身行动赢得合法性。
与某些成见不同的是，作者认为，无权者权力的生长和增长，对城市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既有权力系统的“善治”是有裨益的：“它们可以成为生产性和建设性的合力，在街道相遇，为城市创造好的社区”。
对抗性合作：理念影响现实
作者提出，“城市治理一定要成为一个不断协商、沟通和妥协的过程，也是一个当权者与普通人都做出让步的过程”。这是因为“以暴力来达成所谓的一致，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对抗性合作的意义恰恰在于让现代公共政治中没有失败者，或者说都是胜利者，“至少应该避免主动生产失败者”。
在某些民众看来，香港市区重建局（市建局）垄断了地区开发，将针对旧区改造定下的“4R”原则中的“重建发展（Redevelopment）”定义为推倒重来，把“楼宇修复（Rehabilitation）”限定在建筑物本身，“旧区活化（Revital-isation）”或“文物保育（Reservation）”也不按照居民或专业人士的意愿进行，并未体现市区重建策略中“以人为本“的概念，反倒“抹去了多元的街道生活文化，抹去了居民的生态环境，抹去了市民的集体回忆”。
如果居民通过正规渠道表达的意见不会被重视及尊重，那么表达意见的所有程序，都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更不要提各种流于表面的“行人止步式的秘密咨询”、“转移视线式咨询”和“选择性咨询”，利用、固化甚至人为扩大了信息、语言、资源、理念等方面的鸿沟。
例如市建局向城规会提交利东街项目的规划方案文件，除了首页有中文摘要外，其余60多页全是专业英文，许多最基本的资料付诸阙如，可供巿民查阅的完整咨询文件全港只有两份在规划署供办公时间内前往查阅，咨询时间全长也仅有15个工作日，这样“在时间、地点、语言方面都严重阻碍市民提交意见”的“公众咨询”，意味着“最多只有50个懂英文且不用上班的人有机会读到”，“旨在向不懂英文、需要上班，又居住在九龙的大部分香港市民传达一个信息：咨询与你无关”。
但是，特区政府毕竟保持了港英政府后期统治时尽量赢得民心的作风，虽然讲求高效率，却对每个市建局项目的规划、收地、拆迁、重建都耐心而宽厚地留出约6年的完成时间。政府会和居民就搬迁和赔偿进行多次讨论，一定会等到所有居民都迁出后才拆迁，并且极为自律地谨慎行使强制或暴力手段以赢得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利东街运动中，政府部门虽然招致如潮的批评，但还没完全失去全社会信任的原因”。
利东街运动所提出的理念，如今已经深刻影响到市民和社会组织未来的行动策略与心态，进而推动了立法会检讨市区重建策略，让市建局和发展局逐步研究和改变重建的手法，探索业权参与发展、居民回迁、民间组织或社会企业参与保育等新路向。
有“香港特色”的成熟社会：自我限制
暴力
成熟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限制暴力的机制：既谴责和惩罚社会运动的暴力行为，也警惕、限制和批判政府对权力不正确、不谨慎的使用乃至暴力，以避免社会的撕裂与分化，避免统治者的认受性与合法性被削弱。可以说，对公共政治的参与完全存在不暴力的路径选择，前提是一个社会还对公民参与公共政治保有必要的、应然的途径与门路，允许民众“思考并寻求以非暴力方式抗衡强力执法，运用各种文明的符号击破对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作者所一再强调的“香港特色”。香港的政府体制与行政习惯、相对成熟的社会和法治环境、悠久的社会运动与压力团体历史，都一直蕴藏着属于普通人的权力生长土壤和最基本的政治机遇。在作者看来，这就是“无权者的权力”的前提——“无须暴力的权力”。只有在不轻易动用暴力而追求政治合法性的权力体系下，无权者才有机会获得权力；只有积极性、生产性、建设性的权力，才可能得到权力相互关系中的另一方的服从并得到想要的结果。
我完全认同作者的判断：“在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被’对立的意识形态情境下，本书提供的香港案例，确实可以绕过概念与理念上‘应然’的陷阱，为当代中国城市的公共治理提供一些‘实然’的经验”。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过去的、过时的、单一维度、单一中心的权力观未能有效解释当代政治的发展，反倒导致了公共生活中的摩擦与矛盾。因此，权力在当下的拥有者需要“重新思考权力的过程性和关系性”，无权者也亟需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述自己的意见并有效参与当代政治生活。而香港这一“内在的他者”，可以凭借其同质性和异质性的身份与视角，成为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试金石、观照模式与参考对象，“从意识形态高度来看，所有的政治都有，也必须有反对派。”
本书无疑对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城市治理的民主化乃至公共政治的现代化进行了反思，为当权者和无权者同时提供了理论依据、经验总结和政策判断。我相信，正视复杂社会的多元与无权者的权力，重视来自不同立场与团体的利益与声音，这既是作者的观点，也是无权者的诉求。
中国学人“到海外去”：任重道远
作者对利东街案例的整理与深研，可以说响应了自己的导师、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在本书序言中的呼吁：作为表述主体的中国社会科学学人“到海外去”，开展关于国际社会的、以“海外民族志”为形式的社会调查、田野作业和经验研究。我们在书中，也不难读到作者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深入社区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采用当地语言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艰辛努力。
但不客气地说，作者在进行田野作业的时长、深度、回访以及语言掌握等多方面仍有欠缺，在了解香港本地居民的生活、行为、伦理、价值观及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不足。作者表示，自己的田野调查报告涵括与编排了政府公报、报纸新闻和个人视角的论述等各类信息，初稿完成后还请“义工和街坊进行了阅读并提出相关意见，并以事实为基础、以学术为目的地进行了适当的修改”。虽然权力互动中的一方可能难以接触并展开调查，并且在铺天盖地的主流话语和强势论述中有可能窥得其立场与观点的概貌，但不代表就可以全然从另一方的逻辑与视角出发，去完成访谈、观察及理论构建，否则就是对“扎根”存在片面的理解。
更为遗憾的是，由于学科分野的局限，作者缺乏对其他面向进行深入剖析，既未对香港政府的施政理念、行政能力与立法措施等政治体制方面多加论述，未能对香港的土地、房制度与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政策进行详细梳理，未能对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理论纲要和实务环节进行必要交代，又对注重和讲求利益、实用、效率、理性的商业文化也似乎有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与贬抑，容易给人留下以资料上不够完整、观点不够全面、立场不够持平的感觉。
瑕不掩瑜，我们对先行者不应过多苛责。主导研究者乃学人而非常人，域外之人而非在地之人，这本来就是民族志研究方法中潜藏的矛盾与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不足之处，恰恰可以成为高丙中教授对海外民族志殷切期望的注脚：改变中国社会科学单一的学科体制，促进不同学科的交流合作，以更开阔的眼界推动研究议题的选择、研究对象的甄选、社会事实来源的积累以及更有解释力的观念的形成。
本文来源于《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