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
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
hhh楚人自居蛮夷，其宪制确实完全不同于华夏世界。楚制可以视为广义的贵族封建制，但周人的宗法、爵位和采邑制度从未行于楚地。史书所载的执痈（《战国策·齐策二》：“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痈。’”）、执圭（《史记·张仪列传》：“越人庄舄仕楚执圭，有顷而病。”）、执帛（张晏曰：“执帛，孤卿也，或曰楚官名。”）、五大夫（《战国策·楚策—》：“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予之五大夫。”）都是楚人的爵位，但爵位并不自动产生封邑。封君食邑，多为公族苗裔，至少也是名门贵胄。爵位可以因战功而封授给平民，能否世袭难以确定，往往有夺爵的事件，因此比封君浮滥得多。封君与县公并立，构成楚国地方制度的核心。县置于边境或军事要害，往往就是楚国兼并的诸侯。县公的独立性比后来郡县的长官大得多，往往自视和被视为亡国诸侯的继承人，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外交活动。叶公和孔子的交涉（沈诸梁，芈姓，沈氏，名诸梁，字子高，因其为叶邑尹而被称为叶公。《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他的交谈）似乎就是这类活动的一部分，叶邑是方城之外的古国。较之春秋诸夏，楚人王权强而封君弱。较之战国郡县，楚人却是典型的贵族政体。
hhh随着封建体系的崩坏，贵族的修养变成了游士的知识。诸子百家是活跃游士的集体称谓，但某些游士比其他游士更加平等。儒家的传统产生最早，延续性最强。他们在邹鲁社会自有根基，在齐国和西部才是游士。邹鲁儒生不必周游列国，汲汲于求官。他们像耶稣会一样，几乎垄断了当地社会的教育和婚丧市场。他们因为学识丰富、地位安全，滋生了迂腐自负的态度，觉得其他人都不够正宗。楚人灭鲁（公元前243年，楚国灭鲁），没有损害他们的阶级地位。他们对楚人也非常忠诚，甚至对项羽的败亡都置若罔闻（《史记·儒林列传》：“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这种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相互利用，多少蕴涵价值观联盟的意义。儒家留恋的周礼浸透了贵族封建制的精神，在战国时代日益落伍；而楚人的宪制保存了最多的贵族封建制遗痕，在郡县化的浪潮中同样不合时宜。双方在“法的精神”上，自有其选择性亲和力。两者都不肯为成绩而牺牲寿命，比竞争对手更能抗拒早熟早衰的诱惑。列强的军国主义耗尽臣民的组织资源和战斗力（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以后，廉颇视为萎靡腐败的楚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却将复国主义和军事传统保持到最后。儒家在诸子百家当中的地位，几乎完全相同，不能以政绩显耀于当世，却能以坚韧坚持到最后。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正是封建主义的特长。封建主义不善于征服，因为他们缺乏汲取和动员的能力；不容易被征服，因为他们的资源和组织不够集中。
hhh“去封建化”意味着国家以雷霆手段粉碎各阶级、各种族的枷锁，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将无形态的群众彻底解放出来，将平等化产生的巨大势能投入“去礼义化”的总体战。儒家面对“率兽食人”的美丽新世界，发出了复古主义的哀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是楚人的爱国主义。他们不能忘记楚怀王的耻辱，何况南国本来就是有异于华夏世界的另类文明。
hhh项王的政治、军事策略是楚国宪法结构的产物，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僭主对待乌合之众的武断权力。八千子弟的人数不一定只有八千，但贵族精英部队的性质毋庸置疑。他不能越级提拔韩信，也不能像韩信希望的那样，将古老王国的封地慷慨地赏赐给立功的暴发户；因为八千子弟是一个阶级性和民族性极强的自治团体，破坏边界就会严重地损害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唯才是举对土耳其禁卫军很有好处，因为每一位有野心的奴隶士兵都是帕夏的种子。圣路易的骑士团如果向穆斯林和佛教徒开放，肯定会丧失一切战斗力。雅典和罗马无比珍惜他们的公民权，不容外邦人觊觎；只有在自由和独立丧失殆尽以后，才允许全世界分享这种失去政治意义的荣誉。韩信投奔刘邦有其必然性，因为后者的团体是浪人冒险家的集合，浸透了“为天下者不顾家” 和“分我一杯羹”的流民精神。亚父抛弃项王也有其必然性，因为贵族团队最忌惮领袖的幕僚系统，这种私人班底是领袖扩张权力和个人独裁的基础。如果有人认为这些都是项王用人不当的证据，显然是对楚军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认识不清。许多后人不能理解这种区别，是因为他们在散沙顺民社会生活得太久，以致丧失了最起码的政治判断力。
hhh贵族军队自有其弱点，经不起消耗战，不适合动员。流民和顺民能够一再承受大屠杀的损失，然后同样大规模的补充和更换。贵族军队失去每一位骑士，都是无法弥补的灾难。韩信的费边式迂回包抄，主要目标就是迫使楚人分兵和消耗。郂下十面埋伏的意义，就是用大量低素质士兵消耗楚人的少量精英武士。项王显然极其鄙视这种缺乏费厄泼赖（fair play）的战法，才会发起临终前的比武，说出“非战之罪”的骄傲语言。他拒绝东渡的真正理由也是不屑或不愿将长平式总体战的痛苦加诸江东父老，将自己降低到敌人的同一水准。他和江东父老存在有机性联系，不亚于罗伯特·李之于弗吉尼亚父老。刘邦和韩信对待麾下的士兵，却不会比波斯皇帝和斯大林大元帅更为珍惜。项王一生赢得过无数辉煌的胜利，但没有一次比乌江渡口的自我牺牲更加荣耀。
hhh项王的命运并不属于他个人。后人对东亚的厄运和顺民的悲情发出过无数的概叹，最终都要追溯到这位英雄的末路。他为祖国的复兴和诸夏的自由，为齐桓晋文的盛世，已经尽到了全力。如果他的举措不够明智，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为明智。他所在文明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拒绝顺应没落的潮流就是倒行逆施。因此就反动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反动者，没有辱没孕育他的楚文化和华夏文化。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
问：有人说汉初是一个多层分权的“后战国”时代，那么这个所谓“后战国”的终结，构不构成汉代转型的一个节点？ “七国之乱”是不是封死了后战国博弈的路径，开启了后来刘彻全面复辟秦政霸权的序幕？
刘仲敬：项羽的国际联盟本身就是秦政与战国体系之间的一个折中，只不过是比较偏向于战国那一边。刘邦的帝国和藩国体系是项羽的国际联盟和秦政之间的一个折中，只是向秦政这个方面更偏了一下。你可以说刘邦和项羽两人是在秦政和战国之间摇摆，寻找一个适当的中间点。项羽相对于战国来说，也是更接近于秦政的，只不过接近程度比较少。刘邦得出的结论就是，项羽还是太偏战国一边了，所以中央集权不够狠，自身的核心势力不够大，因此要吸取失败的教训，向秦政这一方面进一步偏斜，但是不能够偏到跟秦始皇一模一样的地步，那样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汉初所谓的小战国格局，就是进一步的向秦政方面偏斜。如果说秦政在左边那个极端、战国在右边那个极端的话，那么刘邦就是在中间偏左的地方，项羽就是在中间偏右的地方，他们的坐标系画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hhh小战国的转折点是吴楚七国之乱和淮南衡山之乱，两次转折点的结果都是把刘邦选定的那一个比较接近于秦政的中间值进一步向秦政的方向移动。两个小节点当中，淮南王那一次就没有七国之乱那一次来得重要了。七国之乱是很有胜利的机会的，但胜利以后的话，他们基本上不可能重新进入长安再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吴人的基础跟项羽的基础差不多，都是战国后期东迁到江东地区的楚人的后裔，他们是当时在编户齐民化的过程中间受影响比较小、因此还能保持原有战斗力的一批，也是七国之乱的主力。他们不能够入关的理由，跟项羽不能入关的理由是一样的。这个集团，他们的根扎在长江下游，离开了长江下游，那就会像是迁徙入关的齐国田氏家族一样，泯然于编户齐民当中，失去原有的力量了。所以项羽即使取得胜利，也必然被手下的军官所挟持，回到他的老家。这个道理跟亚历山大到了印度，他手下的马其顿军官也一定要他回家一样，他如果留在印度的话，那么他本人可以做东方式的专制君主，而他手下的马其顿贵族却会失去原有的地位，他们必须得回到老家。所以吴楚联军即使是入关，也必然会像项羽的部队入关以后一样，它会向东撤退，回到自己的老家，在杀了他们认为是君侧的那些奸臣以后，可能还会留下汉朝的另外一些亲王来镇守关中，像项羽留下章邯这些人镇守关中一样，因为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也就是说不想整个颠覆汉朝，而且他们自己也是汉朝的血亲。
hhh于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接近于项羽的格局。新一代的政治家会根据以前的历史教训说，刘邦的格局是太偏向秦政了，所以才会激起吴楚七国之乱，为了避免下一次这样的乱世再次发生的话，我们再在秦政和战国之间取折中的时候，又要像项羽一样，再向战国这方面挪动一点，尽可能的远离秦政这个方向。这样一来，吴楚七国之乱的胜利就等于是项羽在身后取得胜利。尽管上台的不是项氏的家族和楚国的王储，而是刘氏的家族，但他们所依靠的力量仍然是楚人的遗留力量，制造出来的格局也比较接近于项羽的格局。战国末期和西汉初期，大一统的观念还没怎么深入人心，大一统的传统路径也没怎么形成。如果经过这样几次折腾以后，向左偏了又向右偏、最后还是要偏到项羽那个方位的话，很可能东亚，至少是东亚的一部分，会永远变成多国体系。政治家会形成更接近于西方的传统，认为多国体系才是理所当然的，大一统帝国只有特别邪恶或者特别雄才大略的君主才能够暂时做得到，在他死后又自动解体，那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会形成结论说是，秦朝二世而亡，汉朝三世而亡，这就说明一般的政治家、平平庸庸的政治家还是走多国体系的道路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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