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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有我的卑劣，但我非常清楚爱是什么——那是世间一切问题的答案。但到头来，你生命里真正在爱的那一个人，TA一定是会有委屈的。”
2011年9月，山西，《血滴子》片场。
乍寒还暖的一天，北方空气干燥，阮经天坐在化妆间里发呆。他穿一身带铠甲的黑衣，留着清人的辫子，脸上有用油彩画出来的血污。这一身扮相，加上他的神情，让他看起来像个假人。不过，再过一会儿，这个假人死活也得走到水银灯下面，去演一个被命运愚弄的杀手头子。
光还没布好，他在等。等得越久，越胡思乱想。
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间里好像起了一阵细风。风从他耳朵旁边飘过，蹦出来一句话：“金马影帝，哈。”
他像真的被什么暗器刺到一样，猛一下醒了。
没错，说他呢。10个月前，阮经天刚拿到新鲜出炉的金马影帝。上台的时候，他慌里慌张，都忘了感谢《艋舺》的导演钮承泽。他说：“从来没想过会是自己，原本希望做演员20年之内拿到这个奖。”
结果，入行第6年，他就做到了。这一年，他28岁。《艋舺》是他的第2部电影，在此之前，他做过救生员、酒吧招待和模特，也在台湾的偶像剧里有过演出，其中，担任男一号的机会只有两次。
被热馅饼砸到头的感觉，是懵的。
现在，他坐在化妆镜前面，还是动不了。“金马影帝，哈。”这句话像根针，把他像个木偶一样扎在了滑稽的布景上面。这时候，如果再去回忆拿奖之后的那两三天，只有显得更加荒诞可笑。
当天夜里，他拎着那只金色的马，和同事们去夜店庆祝。因为上台忘了感谢导演，暴脾气的豆导生气了，怎么请也不肯来。但年轻的影帝并不真的担心，他还有的是机会让他人对自己感到满意。他紧紧抱着那只马，打定主意要一醉方休。
第二天一早，他不知在什么地方醒过来，发现三件事。第一，那只金马的马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撞到了，落了漆，凹进去一小块。第二，金马奖的奖金10万台币，扣掉15%的税金，还剩8万5，头天的酒钱是14万5，所以，他还需要另外支付6万块。第三，到了晚上，报纸的新闻出来，他发现自己和女友以及徐若瑄在一起吃牛肉面。“我又不认识徐若瑄，怎么会和她一起吃面。”他很纳闷，因为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接下来的两三天，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恍惚的状态下度过的。
以前，阮经天签约做模特，人称“凯渥三剑客”之一。但向来，他都是那三个帅哥里面最不起眼、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可眼下，他扬眉吐气，乐不可支，忍不住得意洋洋。他的手机响个不停，祝贺短信一来就是上百条。他出门去吃饭，也开始有陌生人在旁边指指点点：“哎，影帝耶。”
不过，第二天中午，当他忍着宿醉还要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商业活动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清醒了——工作还是要继续，一切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
又过了几天，他去影棚录节目，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以前在片场，我就是最嫩的那个人，每个人看到我都是想教我，怎么现在每个人都夸奖我？有点怪……怎么没什么人敢指导我了？这是很恐怖的。喂，你们不要这样，拜托你们，我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张了张嘴，讲不出话来。也没有人要听他讲话。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笑话。
“大家都觉得金马奖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后面做什么都会很顺利，但对我来说，完完全全不是这样子的。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自我怀疑，我甚至觉得，你们是不是集体看错人了？”
“当你说我好的时候，如果我不认为我自己好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的。在金马奖之前，《命中注定我爱你》和《败犬女王》，它们就是偶像剧，刚好符合那时候的趋势，让我起来了，但并不算是表演上的一个突破。”
“一直到了《艋舺》，它让大家认为，这个家伙会演戏。但是事实上，我非常清楚这个‘会’，并不是我自己把自己提炼出来的。这个‘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存在豆导这个人，因为他了解你，知道怎么刺激你，所以把你push出去，让你在那个瞬间得到忘我的状态，让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表演。”
“当这些东西排除掉的时候，我自己还能不能再来一次？我在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2017年3月的一个夜晚，阮经天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一边喝啤酒，一边跟我回忆往事。他有一双非常非常黑的眼睛，和一只非常非常挺的鼻子，你盯着他的脸看久了，这眼睛和鼻子就从一片混沌的背景里面跳将出来，成了某种代表年轻、英俊和精致的符号。可是又有一些时候，他说累了，会用一只手把额头上的卷发一股脑儿地往后拨。有一个瞬间，一片宽阔的额头露了出来，不知为什么，这张英俊的脸在深夜里看起来竟然就有了几分狰狞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5年过去了。如今，阮经天在一个陌生的记者面前，已经不惮于袒露自己的脆弱。但5年前的他可不是这样的。
“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从小就是个挺敏感的人，我甚至敏感到，我走在这条街上，我会想谁对我有敌意，谁对我是善意的。当我去了另一个剧组，我慌了。”
在那一刻，他无疑感受到了来自同行的敌意。
这是《血滴子》剧组的一位男演员，虽然不是大红大紫，但仍能得到片场的普遍尊敬。开机一个多礼拜，他和阮经天还没演上什么对手戏，可场外的挑衅和较量已经开始了。
这是阮经天来内地演的第一部戏。人生地不熟，他本能地保持沉默。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在戏里的角色是个狠头目，如果一开始镇不住场子，一切就会成为灾难。
几天之后，他约这位男演员一起去游泳。这是他煞费苦心挑选的场景。从国小五年级开始，他就学习游泳，拿过奖牌，还差点成为台湾奥运代表队成员。这是一个会让他有自信的场合。他也隐隐约约相信，两个人穿泳裤的时候会比穿戏服的时候更容易沟通。
“你觉得我哪里有问题？”
“你就是一个绷紧的拳头。你绷得很紧，你一点都不放松。你不放松，你怎么打人？你打人根本就不会痛，你就是硬邦邦的。”
从泳池里爬上来，阮经天若有所动。他还谈不上豁然开朗，但却能够感受到那一瞬间的真挚。在那之前，他就像一只紧闭的牡蛎，看到片场来来去去每一个演员，不是北影的，就是中戏的，每一个似乎都那么有范儿，可自己根本就是个麻瓜。他走到浴室里去冲凉，一边淋水，一边想：“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当时的我来讲，就像是碰到了什么一样。我一边洗澡，一边尝试让自己放松，把前面演过的几场戏，在心里面像默背一样，再顺了一遍，好像变舒服了。然后从那开始，慢慢地舒服一点，又舒服一点。那是我第一次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感受到了表演是什么。”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和大多数偶像出身的演员一样，阮经天经历过一个非常分裂和懵懂的时期。他们有点像李安镜头下的比利·林恩，一方面被迷妹们视为英雄和偶像，巴不得与之接吻上床，一方面又被老姜们看不起，觉得不过是又一个捣乱混事儿的绣花枕头。
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蘑菇”班长。一开始，这个人是钮承泽。在他执导的偶像剧《我在垦丁天气晴》里，阮经天饰演男二号，一位单亲家庭的插画家。有一场戏，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陷入一种自我厌恶当中。那场戏演完，钮承泽在旁边哭得稀里哗啦。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感觉，那个状态就像是时间都变慢了，你可以看得到空气中细的灰尘，你全身起鸡皮疙瘩，从你的手臂一路麻到你的肩膀，到你的头顶。那个时候你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就像你写文章的时候，其实不是用脑子在写，有时候就是那个手，那个笔，跟着那个感觉一路写出来的。”
这是阮经天第一次在表演上开窍。此前，他不过是又一个凭着姣好外形来演戏谋生的小生罢了。他迷恋上了这种感觉，想要一来再来。钮承泽也开始信任他，几年之后，在筹拍半自传处女作电影《艋舺》的时候，他又找到了阮经天。
这一次，阮经天得到了一个更加有爆发力的角色。有一幕重场戏，他需要抱着另外一位男演员痛哭，但他始终找不到感觉，入不了戏。这时候，钮承泽把他交到一边，耳语几句。
“你，出道8年，靠挖瓦罐里面的钱过日子撑下来的，现在我们有机会拍戏，难道我们要在这时放弃吗？你现在这个时候打算要回家卖鞋子吗？还是你打算继续沉沦下去？你想想你以前过的是什么狗日子？你以前被别人怎样对待？你想想你以前跟那些明星站在一起，粉丝都在尖叫，可是没有人看见你的存在……”
那一场戏，阮经天一条过。导演喊停之后，他还一直哭得停不下来。钮承泽走过来抱他，他一把推开。
“我伤已经好了，你又把它揭开来，只是为了一场戏！当演员一定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痛苦吗？”
“对，我们划开自己的旧伤口，让它流血，又在流脓，可是，当观众看到你的表演，他们的伤痛会被你的表演治愈，他们会给你掌声和鼓励，等这个力量回到你的身上，就会变成你的药。”
多年以前，钮承泽也做过演员。他是侯孝贤的弟子。现在，他把从侯导那里习得的方法传授给阮经天。这是一种残忍又有效的表演启蒙，它意味着，演员得把角色的状态和自己的生命体验做深度的连接。这种连接，往往需要演员撕扯自己的记忆，放大自己的感受，把最隐蔽的痛苦敞开来给人看。
久而久之，消耗心力。
阮经天成也《艋舺》，他因此成为电影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影帝之一。
阮经天败也《艋舺》，他因此形成了一种投入却不自信的工作状态，随时需要他人的催化和认可。
“每次要进去《艋舺》现场的时候，都很紧张，很期待导演给你的评价。当这个评价是正面的时候，你就放松了一点。然后又紧张起来，继续按照这个路子往下走。”
“坦白讲，你每天做人，免不得会有些狡诈。我知道，我在那个阶段能够从豆导那里得到什么。但我没有说出来的是，他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非常暴戾的，他只能接受你是他希望的那个样子。在我还没有强大过他的时候，我只能臣服于他。但我心里真实的感受是，我不要超越他，我也不要离开他，而是，我未来一定不要成为他那个样子。”
比利·林恩早早失去了“蘑菇”，阮经天也会有他自己的路。他会和钮承泽渐行渐远，就像他生于其父，又终将成为其父的另一面一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在抱怨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他一定会看起来有点傻。
阮经天今年35岁了，但他正是在以这样的方式谈论自己的父亲。
有时候，他流露出一个成年人应有的理性和耐心。他说：“他只是怀才不遇，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去爱一个人。”
有时候，他又余怒未消，忧伤地注视着灰烬里的点点火光。他说：“他还是很操蛋，只是不再那么操蛋了而已。”
当然，他有许多叫人心碎的童年往事。
他是隔代抚养的小孩，在祖父母身边生活到10岁。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才和自己的父母一起过日子。爷爷是医学院的教务长，家境小康。父母却恰逢生意失败，正在经历破产的危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爸爸永远在睡觉和发脾气，妈妈永远在为生活费和学费焦虑。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之间没有墙，只有一道布帘子。在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房间之间，永远有好几个洞。
他崇拜爷爷，心疼妈妈，但是他的爸爸，那是一位正在被生活节节击退的中年男人。有时候，妈妈不在家，他一个人和爸爸待在一起，那是他最寂寞的时候。
小时候第一次出国，是去普吉岛。他不知道几岁，心情正好，抢导游的麦克风唱歌，被爸爸当众劈头就是一巴掌。他落下一个心病，一直到现在，他都非常讨厌别人“吓”他。
妈妈开泡沫红茶店养家，有时候，家里会开小货车运货。他坐在司机和副驾驶中间的凳子上，什么也没有做，也会挨打。后来，妈妈总是提醒他：“今天天气不好，你皮要绷紧一点。”
国小快毕业的时候，他开始学游泳。穿着泳裤跳下水，从肩膀到脚背，都是被爸爸的皮带扣打过的伤痕。
第一次还手发生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
“我回头一看，发现我爸鼻血流下来了。天哪，我已经长大了，我不再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孩、躲在角落的那个人、一直逃窜的那个人。很恐慌，一点喜悦也没有，突然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我爸抓狂了，开始追打我，我就跑走了，离家出走了一个多礼拜。”
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阮经天隐隐意识到，有种力量要驱使着他走自己的路。
说起来，阮家是浙江温岭的商业大家族。1949年，爷爷和四个兄弟一起逃到台湾，家道渐渐中落。爸爸出生于1958年，是长子。爷爷总是跟爸爸讲老家的故事，一边讲一边掉眼泪，掉完眼泪就会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爸爸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轮到他阮经天去做。
说穿了，每个中国人90%的秘密都在家庭里面，而每个家庭背后都有一个“大江大海1949”的故事。有时候，你会想，为什么台湾眷村家庭的教育是那么铁腕暴戾。但是一转念，同时代内地的红卫兵家庭岂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说当年的台湾正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年的大陆则身处一种更大的封闭当中。这种情感和智识上的双重封闭，它将恐惧和暴力的种子注入了人的血脉，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爱和成长。
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成长中赎还家族的情感债务。也许阮经天从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一直凭借自己的本能左冲右突。那种力量在他体内吱吱生长，叫他苦痛，叫他不安，若找不到某处安放，他就难以真正深刻地接受自己，也没有办法真正去爱别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甚至一直持续至今——阮经天和自己内部世界（尤其是父亲）之间的疏离，某程度被夸张变形为他和外部世界（尤其是媒体）之间的对抗。
刚出道的时候，阮经天是模特和偶像剧演员。那时候，他曾经有个外号，叫“场面王”。
“28岁以前，我在一个壳子里面。我希望大家都笑，大家都开心，我不会说什么，而是听别人怎么说，这样我觉得工作状态比较快乐，会比较顺利完成。我不见得自在，但是我可以忍耐。但是，当这样子的我，工作结束回到家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疲倦的。在得金马奖之前，它其实是不断不断，每天都在发生的。”
不过，阮经天还有另外一个戏谑色彩的外号，叫“种马”。这和他的年轻、风流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种绯闻有关。对于偶像来说，这个外号并不坏，甚至是性魅力的表现。但对于一个严肃的演员，它可能机会造成困扰。后来，阮经天会慢慢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用互联网搜索关于阮经天的新闻，我们几乎找不到几篇关于他的严肃访谈。大量的碎片新闻对于他的绯闻、和记者的互怼津津乐道。曾经有个报道说，有记者在台湾跟拍他和弟弟一起买车，他发现之后，就对记者“黑面”，并且出言不逊。
说实在的，在明星成为消费品的今天，这实在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同样的情形，如果换了是黄渤，或者林志玲，可能笑一笑，打个招呼就过去了，记者能够交差，明星得到曝光率。
但阮经天不。
他上一次发生冲突，就在两个月前。春节的时候，他带着弟弟阮经民在高雄吃热炒。有个自称是记者的民众跟拍被他拒绝之后，又悄悄去拍他的弟弟，于是，阮经天怒不可遏，冲上去差点要揍人。
“小时候，我纵使对狗仔很讨厌，也还是会卖微笑给你。后来我发现，我这样太辛苦了。我这个人脾气是蛮呛的，很多事情看不顺眼，不可能不发脾气。我觉得他们不尊重我。我要别人尊重我，我要我爸尊重我。我这么爱面子，原因之一，就是小时候我爸曾经那么不给我面子。场面王，我不干了。”
关于阮经天的新闻，有另外一则叫人印象深刻。金马奖之后，他服了大半年的兵役。退役那天，台湾媒体派出大队狗仔跟拍。怎料，阮经天开车带着自己的同侪左弯右绕，最后终于下车。他的方式是，带着大家齐声喊口号，列队，再率领众人犹如兄弟连一般离开。有记者形容，他那个样子真的是“和尚”上身，就是说，他又成了《艋舺》里那个有兄弟追随的领袖。
或许这就是阮经天需要的东西。他想要成为爷爷那样温和又不可抗拒的担当者，千方百计避免成为爸爸那样的情绪暴力者。但最终，在他还不足够成熟的时候，他却一定会同时成为这样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这一次，阮经天带着他的弟弟、经纪人、摩托车老师和摄影师来到日本的屋久岛，拍摄MINI COUNTRYMAN的广告。这是宫崎骏拍摄《幽灵公主》的原画外景地，一座有海龟产卵和遍地苔藓的小海岛。
即便是在如此风景秀丽的地方，阮经天也没有办法彻底地放松下来。他的身体里面，始终还有另外一个没有办法完全被驾驭的人在不时支配着他。就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他发了脾气。这倒不是全无道理。他以相当克制的方式表示，希望这次的拍摄能够更加细腻真实。
“我是三十几岁的人，我弟二十几岁，这样两个人相处，不会总是打闹。明天，我们也许可以在篝火边坐下来聊一聊。”
阮经天会就自己的工作提出非常务实的建议。这恰好也是他状态和心境的折射。他的摄影师江仕民，和他相识已有10年之久，但他以一双摄影师的眼睛，仍能捕捉到他偶尔灵魂出窍的那一刻。
头天下午，他们结束了当天所有的拍摄，坐着一列小火车返回住地。老江和弟弟在一边说笑，唯独阮经天一个人坐在窗边，不知道看着窗外的什么风景。
“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神。那个眼神是蛮可怕的。我知道，他把自己当做一家之主，会隐藏自己的压力。但哪怕一个带头的人，他也会需要有一个肩膀来放放头。有时候我会觉得，小天他其实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真的原谅自己的父亲，但一个人的成长，总归会有些遗憾的。”
老江他提醒我，和阮经天聊天的时候，一旦发现他说话开始卷舌头，就说明他开始戒备了。他在启动他的保护层，叫人难以刺探。
他说他28岁之前都在壳子里，现在他又何尝不是呢。
那位挤兑过阮经天的男演员，后来，他俩成了不错的朋友。
游泳池会过一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片场有他的戏份，阮经天都会小心翼翼在旁边观察。他发现，这位演员如他自己所言，他的表演确实非常放松，但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琢磨了很久，我发觉，这反倒是有些演员会发生的问题。经过系统化教学之后，他们的方法都超厉害，每个人都很会演，但是都不是真的。他们都不是真心喜欢那个人，也不是真心讨厌那个人，更不是真心想要杀人——都不是真的。他痛苦的时候，他不伤心，我也感觉不到他在伤心。”
这个发现让阮经天逐渐放松下来。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自己没演过几部电影，也没正经学过表演，但有自己的优势。
“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很容易被感动，很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原谅别人。因为这些对我来说很容易，所以我很方便就能进入我想要进入的那个情绪里面，我能够想象角色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我得利用他跟我讲的这个放松，再加上我本身的东西，把它们慢慢地融合。当然它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但最后我发现，原来你们也没有特别厉害，我知道你们在干嘛。”
现在来看，《血滴子》对于阮经天来说，作为拿到影帝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它从票房到演技，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过，他在片场的这一次较量和发现，倒可以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那以后，也说不清是哪个时刻，他下了一个决心——要做最好的演员。
这是一个相当要强的年轻人，他不会轻易对什么东西服气。或者说，他内心本来就满满盛装着各种不服，那是一个被他自己内化了的严厉的父亲，他一腔孤愤，把所有求而不得的东西都当做了某种自我实现的象征。
小时候，他拿了第一次游泳比赛冠军，报纸上夸他是“黑马”。可他的反应是不屑：“你知不知道我每天练上万公尺，然后你叫我黑马？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总是一厢情愿地去理解。”
长大后，他拿了金马奖，报纸还是叫他“黑马”——毕竟他赢了王学圻和倪大红这样的老戏骨。这一次，他倒是不好意思像小时候那样不忿，可他暗暗攒着劲，要证明自己不是“黑马”，是货真价实的“金马”。
说真的，如此立志者，他一定得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他即将经历旷日持久的等待，一无所获的努力，无人可以诉说的孤独，以及幻想的无情嘲弄。而最终，他在穷尽所有努力之后，将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他是一个演员，很多时候，他会丧失一些自由，更多的时候，他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弟弟阮经民比他小12岁，和他长得很像，却更加单纯和有朝气。爸爸管阮经天叫“天天”，管阮经民叫“娃娃”，因为他生来就是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和怀疑的娃娃。
几年前，阮经民上高中，看着哥哥一天天走红，觉得做演员“很好赚”，也想出道。有一次，他去片场探班。那天很冷，哥哥穿着单薄的衣服，要在泥巴地里打滚，哭号，一遍又一遍，一连好几个钟头。一见之下，弟弟犹豫了。
从小到大，只要是哥哥做过的事，无论是收藏球鞋、冲浪、滑板、赛车还是玩摩托，看起来总是那么梦幻、那么酷，弟弟总忍不住要跟着学，哥哥也乐得带弟弟出去炫耀。
可是这一次，阮经天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你不该选择我的道路。这个工作是我的包袱，我是被囚禁住的。”
在他的通往自由之路上，他仍在寻找他的“蘑菇”班长。
在拍《纽约纽约》的时候，监制关锦鹏告诉他：“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吧，这个时代会辜负一些好的演员、好的导演、好的电影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去做我们觉得对的事情，我们还是得做。也许你等不到，也许有一天你会等到这个时代发生变化，它不再辜负你。”
关锦鹏是个极度温暖的人，但他有他自己的困惑。
在拍《军中乐园》的时候，他遇到了陈建斌。他发现，陈对于表演非常有自信，甚至会让导演钮承泽“吃瘪”。他还会在每天拍摄结束后回到房间，继续写自己的剧本，而且两年之后，那个剧本就真拍了出来，还拿了金马奖最佳导演。这还不算，他还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儿。
这一切特质，都和他崇拜的爷爷非常相像。但是，当阮经天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崇拜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走近他。
“我很喜欢他，他有我羡慕的一切，但他是有距离感的。他绝对不是一个父亲，他其实有一点鄙视你们，但是他又会跟你多说一些，多施舍你一点，也许你们之间有一些连接。”
2016年，阮经天认识了管虎，主演了他监制的网剧《鬼吹灯》。在他心目中，这就是他真正需要的那种相遇：有一个能够全面覆盖他、接纳他、给予他的人，可以走近，并且不想离开。
众所周知的大IP并不好拍。一旦要改编成电视剧，阮经天和导演发现，原著会有一些叙事缺陷。比如说，刚刚才死了一个同伴，但为了迅速推进剧情，所有人都跟没事人儿死的，又开始了下一次探险。每天晚上，拍完当天的戏份，阮经天会和导演坐在一起，商量着怎么修改第二天的剧本，怎么让剧情更合理，让人物更丰满。
“我们能够共同创作，这是以前和豆导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那时候，我只能照着他的意思来，但现在，我觉得被尊重了。”
在剧组里待了好几个月，阮经天发现，无论导演还是其他剧组成员，都已追随管虎多年。其实，管虎并非如他想象般富裕，他所能够给予团队的也并非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人能够常年在他身边工作，一定是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