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健委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心理治疗师共4819人，心理咨询师40920人。
目前，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高等院校按1:4000的师生比配备专职心理咨询师，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职心理咨询师。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3285.2948万人，中等教育学校77455所，普通小学157979所。理论上我国目前至少具有高校心理咨询师8213人，中学心理咨询师77455人，小学心理咨询师157979人，共计243647人。
以上，仅医疗卫生系统和教育系统内从业的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即为28.9万人。随着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序推进，这一规模将持续扩大。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大众心理健康需求的暴增似乎并未给体制内的心理咨询师带来归属感和成就感。相反的，体制内那些以助人自助为己任的心理咨询师，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和挣扎。
此前，搜狐旗下极昼工作室发表过一篇题为《高校心理咨询师的伦理困境》的文章，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揭露了高校心理咨询师工作中面临的诸多困境：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多数隶属于学工部，新生开学、迎新大会、军训等学生工作都需要专职咨询师全员参与，此外，还有大堆文书报告、日常会议，“行政占了太多精力和时间”。
在一所南方一本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年度统计中，专职咨询师的咨询大多停留在2、3次，最多不会超过5次。“听他们（学生）聊聊，主要是判断一下有没有问题”，很多人只是为了筛查后，尽快上报给学校和通知家长就医。
行政工作和咨询冲突时，专职咨询师很难跳脱出职员角色。有次肖莉接到通知，去参加一个临时会议，要取消提前一周定好的咨询预约。她推脱不开，只好事后跟学生道歉，重新改约时间。后来，她发现领导甚至会跳过咨询师直接取消掉预约，让咨询师去办自己安排的事。这和肖莉内心的咨询伦理很冲突，有时候会困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以至于别人问起她的职业，她直接回答“是学校的行政人员”。
僵化的行政体制消耗着专职咨询师的热情。无论咨询量怎么变，工资是恒定的。晋升与咨询工作不挂钩，他们和其他教职员工一样需要申请课题、发表论文。
也曾有高校心理咨询师向我们吐槽：
十年的高校心理咨询专职工作，咨询量少的可怜。省级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公开场合说专职老师去参加培训是错误选择，哪来那么多培训要参加，哪个省就不说了，也明确说心理咨询中心专职老师咨询不是主业。所以，你看，打杂就是必然了缺乏系统督导，缺少专业培训，行政事务一大堆，每次学生预约咨询和行政工作冲突，一定是被要求和学生另外约时间，长此以往，恶性循环。
这些痛苦的背后，反映出的则是体制内心理咨询工作的制度性缺陷，行政事务过多，专业提升受限，职称晋升困难等待，每一项都是体制内心理咨询师痛苦的来源。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和痛苦之中其实也隐含着体制内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身份认同危机。
有研究者调查发现，高校心理咨询师尤其是心理学专业出身的咨询师通常对自身的工作缺乏认同感。
突出表现在：
1.对归属学工系统缺乏认同
高校心理咨询的行政组织与管理工作一般由学生处等部门负责，并接受学生处的直接领导。这导致高校心理咨询师具有咨询师和思政工作者双重身份，在完成专业工作的同时也要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而心理咨询往往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相去甚远，导致高校心理咨询师对从属学工系统产生抵触情绪。
2.对非咨询工作缺乏认同
由于专业身份上的混乱，高校心理咨询师更愿意将心理咨询等专业工作视为自己的职责范畴，对指导学生社团、参与危机干预、组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非专业但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存在排斥心理。
3.对非西方的工作模式缺乏认同
专业出身的咨询师在工作中会不自觉的以西方为尊，将西方模式视为标准，而对非心理学专业的观点和做法采取隔离态度，甚至认为是不科学的、不负责的。
研究者认为，专业身份认同问题的实质是心理咨询师对体制内开展专业工作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将专业化等同于“心理化”，将专业化等同于“个案化”，将专业化误解为“西方化”。
事实上，心理咨询师对所学理论中隐含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西方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越深，其对体制内工作就会越发深恶痛绝。
孕育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心理咨询所强调的“自我与自由“会导致心理咨询师下意识的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并与东方文化背景下强调“集体主义”与“系统工作””的价值观点产生矛盾和冲突。
某种程度上，体制内心理咨询师所遭受的职业痛苦与专业身份认同危机其实是心理咨询“文化适应性”问题的一体两面。
当西方文化产物的心理咨询传播至偏好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其必然会经历适应性阵痛。
体质内心理咨询师作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对此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体验。
然而需要意识到的是，在这些“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与冲突之中，恰恰孕育着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