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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亡于什么？
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国祚长达268年的大清王朝黯然谢幕。关于其灭亡的原因，百年以来，聚讼纷纭，我至少见过十种说法。有些说法，甚至完全相反，譬如有人说亡于革命，有人说亡于立宪，革命与立宪所代表的改革，在晚清一度势同水火。现将诸家之说胪列如下，以供评判。至于我的态度，作为一个历史偶然论与多元论者，我不相信清朝之亡只有一个原因，或者有什么堪称决定论的原因，历史运动源于合力，也许正是这十来种原因合在一起，致命一击，导致大清的殿堂灰飞烟灭。
我们最熟悉的说法，莫过于清朝亡于革命。前些年，曾有一种与时俱进的论调，抑革命而扬改革，极力贬低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力量和作用。如其所言，革命党人所发起的武装起义，或者局限于边陲，或者迅速被扑灭，并未撼动清政府的根基，起义的威慑力，还不如暗杀；辛亥年各省光复，大都由立宪派所发动、领导，革命党只是打响了第一枪，新政权落入立宪派手中，不该叫“窃取革命果实”，他们本来就是播种者。对此，我只能同意一半。诚然，我们的革命史，严重抹煞了立宪派之于摧毁清朝、建立民国的功绩，然而为其翻案，谨防过犹不及，以改革否定革命，更属不智之举（改革与革命，相反而相成，就后一面来说，没有革命的压力，哪有改革的动力，如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所云：“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关于革命党人的贡献，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一句话足以概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
相应的一种说法，认为清朝亡于立宪。它的流行，归功于托克维尔的著名论断：“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引埃里克·霍弗之言辨析晚清史，可视为对托克维尔的呼应：“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一理论，如用以观察辛亥革命前数年间的中国政治，似有其可信之处。”要言之，晚清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不仅为革命打开了一扇窗，而且所培养的立宪派，后来纷纷转向革命，与革命党人一道，终结了大清的寿命。不过这个论断，并不能从反向推论，清朝不该立宪，如慈禧太后临终感慨的那样：“不当允彼等立宪。”“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恽毓鼎《澄斋日记》）首先，结合庚子国变之后的国势，可知若不立宪，大清会亡得更早，死得更惨；其次，立宪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其进度太慢，力度太弱，沦为了苟延残喘的托辞与欺世盗名的骗术，用杨度的话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
说到清朝亡于立宪，则可引出张恨水的名作《清政亡于拖》。标题五字，道破天机。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拖沓。明明可直接立宪，偏偏加上“预备”；预备的期限，明明可短，偏偏拖到九年……千推万阻，一拖再拖，拖到武昌起义，大祸临头，再无退路。如张恨水所云：“真叫人恼火，直到武昌起义，才由袁世凯组织人才内阁，答应立刻立宪，打开党禁，然而呜呼！晚矣！”
另有一种论调，流传甚广，不亚于以上两种说法，此即清朝亡于废科举。试举一例。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王闿运听说废八股，欣然色喜，以为这是空疏无用之物，早该废止；后见废科举，则大恚曰：“国亡于此时。”遂以废科举之年（1905年）为民国元年。对执政者而言，科举制的最大妙用，无疑是唐太宗李世民那句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清朝大臣鄂尔泰也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凡以牢笼志士，策驱英才，其术莫善于此。”科举制一废，知识人固然失去了参政的通道，却也就此从权力的彀中脱身而出，或者留学，或者参军，不久便投身革命的洪流。
知识人所参加的军队，即新军。是以有清朝亡于新军之说。这里的新军，往往特指张之洞在湖北所练的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与独立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协统）。由于张之洞的开明态度，革命党人大量投军，并在军中大肆发展，据说瑞澂走马上任湖广总督，曾问张彪：你这一镇有多少革命党？张彪答：大约三分之一。瑞澂听后，唯有苦笑。超过三分之一，便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能以安抚为主。从革命的一面来讲，此时之新军，俨然火药桶，仅仅需要一根导火索。
有人擅长追本溯源，眼光落在了新政、新军等之前，譬如认为清朝亡于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虽遭扑灭，却败坏了清朝的元气，改写了权力格局，从此地方的权力重于中央，汉人的权力重于满人，即使慈禧晚年及载沣执政，拼命集权，试图把权力收归于中央与满人，终究未能成功。这两大隐患，到头来一并发作，将清朝颠仆于地。以此逻辑，义和团、日本（特指甲午战争）、列强等，皆被视为清亡的祸源。
还有一些附会之说，非常好玩。前人论明朝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史·神宗本纪》亦云“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后人依葫芦画瓢，称清朝之亡，实亡于乾隆。这自然拥有巨大诠释空间，清朝在乾隆年间，达至鼎盛之巅峰，然而由盛转衰，亦始于此，譬如乾隆晚期，国库空虚，吏治腐坏，和珅落马，被查抄的家产，估值约11亿两白银，相当于15年国库收入，这已经是末世气象。再如依据“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之论，称清亡于清流，这则属狗尾续貂，相比东林党之于明亡，清流党之于清亡，其责任微乎其微，大概只有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领导的后清流高调主战，可作为一块确凿的罪证。
此外，有人将清朝之亡，归之于人。譬如王闿运说，清亡于杀肃顺，这是为他曾效力的主公鸣不平。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开篇引恭亲王奕訢之言云：“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者，京师朝阳门内巷名，慈禧、隆裕两后母家所在也。”这正暗合了传说的叶赫那拉诅咒。
最后来谈的一种说法，最是意味深长。辛亥年春，北京流传歌谣云：“明亡于庙，清亡于道。”释者道：“庙祀魏阉，明祚随去；铁道国有，清运告终。秘数如此，前定可知。民国之兴，岂偶然哉？”（《清稗琐缀》）所谓道，即铁道。清朝之亡，民国之兴，保路运动功莫大焉。不过这个道，未尝不可诠释为铁路所代表的文明、保路运动所代表的民意，甚至如介子平先生所言：“清亡于道，此道非彼道，道义之道，公道之道，天道之道，人道之道也。”
2017年7月19日
供《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