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54 许章润 | 大时代中的“中国问题”及其体系性解释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初稿完成于两年前的暑假。当其时，术后身乏，而心力焕然，愿力偾然，思骋八极，按奈不住，随手写下了这篇思想札记。原有一个副标题，“从柏林关于俄罗斯思想特质的论述，看对于‘中国问题’的体系化解释”。此次赶会，对标题略做修订，增写两条注释，其他内容则一仍其旧，还算不上一篇论文，权当是思想文化评论一类的东西。

巧合得很，本文主题与全喜教授刚才的发言，似乎多所契应。接下来的内容，庶几乎算作对于前文思绪的接续阐释吧。首先要说的是，本文并非旨在陈述自己如何对于“中国问题”做一个体系化的解释，那是笔者的学力和思力所不敢奢望者也。毋宁，循沿知识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理路，在文化历史主义语境下，探讨当今中国这一“古今中西”时代，也是晚清以还174年社会历史文化大转型的收束阶段，围绕者“中国问题”，汉语思想的体系性思维与体系化建构的可欲性与可能性。再说一遍，本文并非旨在提供什么体系化解释，此非一文一人所能力逮，毋宁，却需众口喧哗，仰赖汉语思想界的集体努力，于长时段的思想操练中，积蕴既厚，则异彩必至，而鸿篇巨制横空出世矣！当下此刻，此文不过对此理论野心和思想愿景的可欲性与可能性，略加探讨而已。

基此宗旨，围绕这一主题，向各位略予陈述，约共十八点，概分为上、下两部。

上部

第一点，作为一个历史和思想现象，也是一种理论和思想的谱系，我们知道，两次人类枢纽文明时代，不仅均以体系化开场，而且以体系化收束。如所周知，在雅斯贝斯所说的“古典枢纽时代”，即前2200年—3000年之间这样一个时段，也就是中国的先秦诸子时代和欧洲的罗马希腊时代，是谓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枢纽时段。大概十六世纪以还，现代早期到十九世纪中期截止，这一个三百多年左右的时段，是“现代枢纽时代”。两个枢纽时段，两次人类文明大转型，两大人类文明高峰，两波思想喷涌的精神盛产期。细予考察，可以看出，这两次人类思想的喷发时期，古典时段与现代时段，其为“枢纽时代”，诞生于思想家们的脑中，流淌于思想家们的笔下，而最终以思想家们对于这个时代的整体性观照和体系性阐释而收束。今日受用而不察，历千年未变的精神资源，今日世界见诸日用的体制安排和人人相谕共守的意义秩序，基本上都产自这两波枢纽时段。科技日新月异，“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而精神世界与意义秩序却恒定而有常，如此人世方堪倚赖，而在在说明了精神世界的不朽性，意义世界对于俗世现象界的支撑意义。换言之，大时代必然产生大思想大理论，大思想大理论是大时代的精神结构和德性源泉。它们二位一体，交相呼应，构成了这个时代，而共同为此时代作证。时代如河流，大思想大理论是潜蕴深藏而又汹涌澎湃的浪涛，惊涛拍岸，山水相依矣，世界成型矣。这是一个基本的思想现象，也是恒旧恒新的历史现象。首先作此简单铺垫，是想说明，体系性思想和体系化思维是人类思想的大时代的必然产物，虽老生常谈，却不可不察。

第二点，但凡置此大转型时代，根本性问题凸出，人类精神拷问遂逼至死地而后生。当其时，天人关系、生死义理、祸福担当和进退出处的当下紧迫性骤显，俗世的政制和秩序常常面临危机，特别是人性遭临考验，而亟需阐释与重新阐释，总是要求它的一流大脑概予人生和人心以整体性观照，做出体系性回应。所以，两次枢纽文明身当大转型时代，要求人类思想做出体系性解释和整体性观照，而为俗世人生提供路标，不仅在于昭示来程，更在于揭示去路。所幸的是，人类精神在此挺身而出，“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并给予了这样的思想回应，而沾溉嘉惠人世千年。退而言之，即便是在非枢纽时段，而遭逢次级转型的时代，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只是其原创性、根本性稍次，义理规模和阐发深度略逊，影响时空和后世受用的程度有限。以中国而言，周秦之变和清末民初下迄于今的转型固为两大时代，实为两次全球性枢纽时段的中国现象，因而有体系性思想的跟进和引领，但是，即便在魏晋之变，所谓变乱之世，既有文教涂炭，而人性恶质彰显，人世危殆，亦需精神导引和回应，从而同样有思想的激发与创发，也是显然的。

清末民初老照片，独轮车上

第三点，从各种主要文明类型和各个主要文明国族的情形来看，也是如此。以近世这一波文明转型为例，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诸国，分别作为拉丁地中海文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拉丁法兰西文明、日尔曼德意志文明和“第三罗马”斯拉夫文明，在因应各自所面临的文明的运势和国族的走向的那个关口，无论是在起始时分，还是在最后的收束节点，都以这种体系化思维和体系性解释来回应其时代，烂漫如花，绚丽若霞，璀璨似火。其间，如所周知，文艺复兴以还至十九世纪中晚期，各种思潮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这一高度日尔曼式的体系化整体性思想，孕育于这一时代，而造就了这一时代。逮至十九世纪中晚期，德意志式的体系性建构，其于人类精神的体系能力的抉发和展现，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不仅为欧洲三百年的精神现象作结，而且引发了所谓人类精神终结的感喟。有关于此，拙文略有阐释，以后修订时可能会写得稍微详细一点。

第四点，现代早期萌发之际与19世纪中晚期收束阶段，体系性理论和整体性思想涌流奔放，展现了人类精神对于大时代通盘致思、概予整体性回应的思维特质。所涉不仅在于彻底反思人性，乃至于“改写”人性，贯通生死义理，重理天人之道，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将全体人类政治上和平共处的良善憧憬，穷思竭虑，寄托于俗世的政制和政治，而为万世开太平。说到底，之所以富强、民主与文明、和平蔚为目标，就在于贫困匮乏、专制野蛮不讲理和战乱连连成为生活的常态，将人世贬损至地狱之境，故尔，穷则思变，变则通，通而灵，遂有“西方文明”引领世界三数百年的这一波枢纽期大潮。因此，它既是一种事后的反思，痛定思痛，从而是对已有历史进程的收束，同时，也就是在为随后可能酝酿出来的文明高峰预做准备。实际上，这一波文明的高峰持续既久，自西徂东，劲道遂怠，迄而至今，在其文明的源头，仿佛已现衰颓之势，虽属事理必至，但却令人怆然。本文下部叙及文明忧思，则此为忧思之一端也。

第五点，综上所述，但凡枢纽文明，或者，各主要文明类型与主要文明国族，在此大转型时代，之所以出现体系化思维和整体性回应，实际上反映了她们对于自家的历史主体性、政治主体性和思想主体性的自觉与追求。凡此三位一体，才使得整体性思维和体系化思想成为当然的选项。其之登峰造极，乃至有所谓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终结论，凛然、肃然而冷然，终至于令人觫然。三位一体的自觉和追求，因应的是民族国家嚆矢之际与民主国家即将登场时分的时代需求，为此历史进程与精神历程的实质和精髓所在。在此，历史主体性解决的是文化合法性，经由历史叙事铺陈当下地位，如此心里才踏实；政治主体性着力于现代国族的政治共同体建构需要，可以归结为特定的政治建国方案，因应的是全体国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需求；思想主体性讲述的是精神的自立和自励，而于追寻意义秩序的努力中提供俗世人生以德性和灵性。她们分立合力，一口吸尽西江水，共同营建了这一列国时代和全球秩序。所谓文明立国与政治立国，两元合意，双轨并辙，状述其貌，而道尽其旨。至于政治立国能否进境于自由立国这一政治立国的至高境界，则又另当别论，而考验着特定国族及其文明的成熟和境界矣！

第六点，把话题拉回到中国。此时此刻，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的收尾阶段。各位知道，如果从1840年算起，迄而至今，中国近代的转型正好历时173年。如果从1860年启动实质性行动的洋务运动起算，到今天也有150多年了。超逾一个半世纪的转型，数万万人的生聚教训，所需总结和汲取的，必定不限此世此境，而有为普世人类生存智慧所分享所沾溉者。如在下一再伸言，若以“改革开放”为纽扣，则此间一个半世纪中，中国已然历经三波。1860年到1895年，整整35年，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1902年清末变法修律始，下迄1937年日寇侵华止，历经清末、北洋与民国，又一个35年，是“第二次改革开放”。1978年12月至今，正好又是一个35年，是为“第三次改革开放”。凡此三波“改革开放”所构成的中国历史转型，从一种历史感，而非严格的社会科学的实证分析来看，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蔚为“历史三峡”，大概需时两百年。换言之，到这个世纪中期，大致可望走完，则这一波现代文明于赤县神州语境化了，融会中国文明传统而本土化了，历史遂告终结。置此语境，此时此刻，正好是前面三波“改革开放”的沉淀期，又是此刻起步，而于未来三四十年时间里形将完成转型的收束阶段。这一收束阶段，自此刻起步，也可以说就是“第四次改革开放”。如此这般，总共四波“改革开放”，前赴后继，波澜壮阔，一匡九合，中国近代转型恪成矣。就人类已有的政治想象力和道德想象力而言，可能也就是极致了，故尔才说历史终结了。值此收束阶段，一个大转型“非常时刻”即将转化为“日常时刻”的这一关口，中国思想和汉语学术难道不需要、不应该做出自己的总结、回应与解释吗！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大转型，呼应的是全体人类第二次枢纽文明的律动，并且构成了人类第二次枢纽文明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而以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为此番枢纽时代作结，其典范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因而，给予体系化解释和整体性观照，可谓当其时也。事实上，这一学术思绪和思想作业早已展开，不说外域的叽叽喳喳，单就汉语世界来看，包括前两年熙熙攘攘的各类“中国模式论”在内，其实均为其回响，而有以然哉，有所然哉。

《汉语法学论纲》许章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七点，也就因此，不妨说，历史脉络既显，而思想资料益且大致齐备，就看汉语思想是否上心、有无劲道了，就看汉语学人是否用功、有无功力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它的基本脉络，演化发展到今天，已然豁显，大致水落石出。其间来龙去脉，历经白云苍狗，虽多波诡云谲，但蜿蜒至今，跌宕于兹，基本上一清二楚了。尤有意义的是，就解决“中国问题”而言，海峡两岸四地，各有伸展，各有侧重，而将一个多元纷呈的“现代中国”，其进退出处，活生生展现于世，于“时间的丛集”和“时代的交集”中，昭示着前程去路。实际上，对此进程，各种解释，水准参差，所在多有，缺的是体系性观照和整体性梳理。比如，就历史时段梳理来讲，全喜教授常讲所谓第一共和、第二共和与未来可能出现的第三共和，叙述的其实是政治立国的理路和人民出场的现代政治正当性，既是政治类型论，也是一种历史观。在下常以三波“改革开放”以及可能正在到来、也许此刻已然启动的“第四次改革开放”说事，津津于近代历史脉络的总体性观瞻，同样是一种以历史叙事面目出现的政治叙事。其为小道，小而不言，但涓涓溪流，汇为大海，终将汹涌澎湃，也是可以期待的。再如就理路而言，新儒家自有解释，如同自由主义叙事与共和主义愿景临床应用于中国语境，多不脱以“立宪、立国与立教、立人”之四位一体来概述历史，而总括其旨。其间，多有优秀学人的杰出作品，包括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梳理，汪晖教授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发生史解释，等等。其侧重点和进路各异，但概为体系化解释的努力，则无疑义。总之一句话，历史行进至此，大致脉络水落石出，或者，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思想资料的积累亦且大致齐备，此时此刻，正需要汉语学术和中国思想奋发有为，来给它做一收束了。

或曰，吾侪均为常人，最好不要做什么体系性思想的梦，还不如脚踏实地，做适合自己水准的学问。否则，好高骛远，一将成名万骨枯，得不偿失，云云。此言诧矣，此言差矣！盖因个人志趣和能力，与一个文明和国族的思想抱负与理论野心，概为两回事。个人无此憧憬，亦无此能力，是一回事，然而，断不能否认此种文明和国族就不该、不能、不要拥抱此一憧憬，亦无此能力，是另一回事。可能，恰恰相反，此一文明和国族，正因为养育了无数怀持此番愿景、心揣此种抱负的学术劳工与思想苦力，方才积雪封霜，云蒸霞蔚，而造就了自家博大刚健的思想体系，才塑育了自家浩然典雅的理论体系，而以吉光片羽般的伟大学人和思想大家来表征，来印证。就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这一廓然时空而言，亿万人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决不能无此体系性思想以为回应，决不可放弃整体性理论观照以为总结。既然阁下讥讽“饾饤之学”，时时以此自相怵惕，却又排斥“宏大理论”，指陈别家应当“脚踏实地”，则似乎多所矛盾也。是啊，“饾饤之学”，概为常世消磨，类如有清一世的小学末流。若处非常时段，则愧对时世，有违时势。此为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宿命，或许，也是对于她的千万学术劳工和思想苦力的启示。日月迢迢，此命昭昭。遭逢此世，生当此时，何乐而不为哉，何苦而不为哉！

第八点，在此收束和总结进程中，与整体性观照和体系性解释相伴随的，必是“自由立国”和“文明立国”的二元一体，而实现政体论与文明论的统一。“自由立国”，概为政治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政治建国进路，重在民主、宪政与法治，重申公民美德，解决权力的来源、分配和规范的大经大法，而为全体国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提供体制保障，涵养国族立世存身的德性资源。其间，尤其是经由磨砺权力的“授受以公”法权程序，解决权力的来源及其转授难题，让兴亡之叹纯粹成为一种文明论的感喟，而非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文明立国”，大致属于历史主义的文明论建构，追索的是现代人的家园归属和文化忠诚，以文明积蕴滋养上述体制保障，进而由心性通达政道，在努力实现天道与人心合德的文明进程中，昭示政道和治道的文明意义。当今中国，晚近500年来，1500年以后的世界，在下以为，但凡成熟的国族，前前后后，基本上都循沿此途以建制立国、营建家国天下，在自由立国和文明立国的二元一体中，安顿身心。当下中国的诸般努力，实为以“自由立国”和“文明立国”来收束这一绵延一个半世纪的“古今中西”时代，最终落实为“文化中国－民族国家”与“政治中国－民主国家”的双元革命所缔造的现代秩序。它们发育滋长，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且找到它的思想形态和理论体系，既是百年转型的根本问题，也是刻下冲刺的目标，而呈现为“中国问题”解决之际的历史远景。因此，政体论与文明论，本质上经由此番体系化思维连为一体，而终亦必脱形寄身于“现代中国”也。

基此，可以这样两句话作结，而为此间的缠连纠结稍做铺展。此即“民主的法制化所缔造的宪政体制的文明化力量，给政治国家以文明加冕；文明的主体性所提供的超验价值之寄身于政治建构，旨在让文明国家获得自己的政体肉身。”它们讲述的不是别的，还是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之合为一体的问题。从而，实现近代中国建制立国之“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四位一体的政治建国进程。凡此一旦实现，则历史在中国终结。

第九点，由此推伸开来，延展至国家理性方面，则于理解大时代中的“中国问题”的体系性解释，再开一视角，又上一境界。大致而言，自16世纪到19世纪中晚期，近代双元革命狂飙突进，基本上经历了地中海文明而至大西洋文明的转型。时至今日，仿佛蜿蜒到了太平洋文明时段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先要说的是，在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时段，“权势国家－权力政治”成为建制立国的核心问题。“权势国家”讲述的是国家间政治中的国族定位和致思方向，将全球博弈的自利主题和自卫主体和盘托出；“权力政治”道出了尚未走上近代立宪民主正轨之际，围绕着权力的来源、分配和规范的“钩心斗角”与“狼心狗肺”。一言以蔽之，是一种秘密政治和宫闱政治，“你死我活”也。各位，此种“权势国家－权力政治”，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毋宁，恒为常态。特别是“权势国家”的冲动和势能，蔚为当今国家间政治中的基本动力。而单就“权力政治”的极致而言，今天北韩类的国家政治可谓典型。自从博丹开启思想端绪，约从19世纪开始，历经大革命洗礼，大西洋文明主导下的主要国族基本上都将建制立国的核心问题转型至“宪政国家－宪法政治”方面，中国此刻所奋力争取的，其实就是从“权势国家－权力政治”向“宪政国家－宪法政治”过渡。置此转型时段，旧的权力政治尚未退场，而宪法政治可能已露端倪。在大中华文化圈，台湾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过渡，中国大陆主体正在奋力实现这一过渡。一旦此番过渡完成，将进入第三期，所谓的“文明国家－文化政治”之境。那时节，鸡零狗碎，诸如同性恋纠结、“后殖民主义的卖淫观”和“文身的帝国意蕴”之类话题登场，咿咿呀呀，叽哩哇啦。

上述转型一旦完成，则“建制立国”事毕，现代中国完型。那时节，理想境界是实现了“国家与文明的统一性，文化与政治的一体化，人民与自由的同一性”。它们联袂一体，构成了文化中国、政治中国与人民共和，所谓的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这一统一体的现代秩序下的现代中国，其基本精神内涵和政治外貌。再说一遍，彼时历史终结，天下无大事了。

下部

接续上述论题，有感于各位讨论的激发，再做陈述，同样讲九点。

第一点，今天畅谈“中国时刻的思想创发”，尤为凸显而必需强调的是，任何讨论均需置身一定的语境，必需顾及初始条件。无此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则一切话语失去针对性，从而失却有效性。东拉西扯，实在就没法对话了。就此刻的主题而言，这个初始条件不是别的，就是大约从1500年以后，世界处于战国时代。首先是欧洲，进入了一个“东周战国”周期。其间，载浮载沉，翻天覆地，而最为核心的莫过于所谓的“双元革命”。换言之，“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之相继诞生，递次建构起全球体系中最为宏大的人间秩序，也是一种法政架构和文明单元。自此世界成为全球体系，各种文明和各个国族纷至沓来，自觉与被迫步入这一体系，裹挟进这一世界秩序，而共同建构并分享了所谓的世界历史。这是今天讨论一切涉关“中国问题”的各类主题的最为宏观的语境，也是最为基本的初始条件。因此，置此情形下，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纲，双元革命各拥理念资源，大致构成了现代立国的基本骨干。前者指向民族国家与文化立国，重在营建家园感，以基于特定历史脉络的文化资源养育人生和人心；后者指向民主国家和政治立国，着重解决共同体生活之不得不让度自由后所形成的公共权力的来源、配置和规范这一性命攸关的根本问题，旨在于政制设置上保证这个家园是一个安全、人道而惬意的生活时空。置此脉络，以“自由立国”与“文明立国”之二元一体来措辞，对于状述这一时段的政治建国进程，最为恰切不过。如果不是最为恰当的表述，至少，也是最为接近历史进程的表述。至于杨念群教授刚才讲“什么是立国？”“什么是文明？”，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因此，无法进而探讨什么“自由立国”与“文明立国”云云，在下的理解是，倘若照此扯下去，那就扯远了，那就要扯到基本概念基本含义基本意旨了，可那也就意味着是另外一种作业了。——虽说凡此概念的内涵多所歧异，但大致分享共同的义项，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否则，一切讨论不仅无法进行，也等于无视迄今为止人类思想在此所作的浩瀚努力。这听起来“严谨”，其实是一种取消论，抬杠玩呢。

第二点，今天谈国家建构也好，说世界体系也罢，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必须将“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恰予两分，而于不同语境分别论处。否则，很可能颍书燕说，而驴头不对马嘴。如此作业，就西学看，源自希腊以来关于城邦和城邦之外的两分法。所谓“城邦之外无政治”，而“政治止于水边”，云云。就中国言，则国都城郭郊野和家国天下的种种分梳，亲疏有致，中心和边缘廓然，概为远源。因为所论分属“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不仅指向有别，而且，事关目的和结果，牵扯到运用道义评价还是功利算计诸端，自然需要讲清道明，然后方可插话，也才可能众声喧哗，进而，有可能于公共讨论中形成公共理性。如果在此边际不清不楚，则傥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纵言民族与政治，所谓的双重标准和有耻无耻，不免南辕北辙，或者关公战秦琼，所指与能指上气不接下气，徒发道义感喟，暴露的是基本理路的错乱，自然不具说服力。我们常常感喟所谓民主国家对于自家公民的身家性命不敢怠慢半毫，而于他国他族，则打入另册，不仅同命不同价，而且，甚至于动不动就叫嚣“将他们炸回旧石器时代”。朋友，有什么奇怪呢，这就叫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的区别，而有此双重标准也。明了其间的分际，就用不着义愤填膺，毋宁，坦然而悯然就是了，明白人类原不过一种自爱自利的种群，而国家实在至多只是一种必要之恶罢了。由此伸展开来，当然亦须进而明了公民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原以后者向他奉献保护、尊重和平等的关切为条件的，而这不是宣告双方道义破产，毋宁，一种双向承认法权的常规常理而已，正为这个俗世人间赖以维系之纲纪也！

第三点，既然现代立国是一个诸种理念和思想资源——文明立国与政治立国、文明国家与政治国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归依与政治忠诚——的双轨并立，那么，便牵扯到对于它们的双重规训问题，哪一极独大，均非善福。换言之，既然“现代秩序”是一个民族国家分立的列国时代，是这样一种全球体系下的基本政治型态，那么，秉持民族主义立国天经地义。只要是国家，但凡属于民族国家，则意味着其于民族主义立基。否则，无支撑，非散架子不可。若果依然成立，一定也是病殃殃的。因此，以集体自私为内涵的民族主义，本性如此，毫不为过。要是一国一族居然整天都致力于人类福祉，大公无私，那这个国家要么神经错乱，要么是天国临世。但是，民族主义走过头，集体自利变成侵略性民族主义，乃至于军国主义，惟我独大，惟我独尊，则祸莫大焉。祸起萧墙，全球人类遭殃。此于体积较大、势能较强的国族，尤为显然。在此，大家知道，国家间政治场域需要讲一点所谓的国际宪政、全球体系、全球治理和国际法一类东西来加以制约，就在于非如此不足以限制列强，也就不足以自保，虽说列强不是它们所能限制得住的，而非于霸权均势中各以威慑垫底，于抗衡中制衡不可。同样，如果都像1949年以后中国之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与支援亚非拉那般开支，不计成本，而让全体国民勒紧裤腰带，面黄肌瘦，乃至于饿殍遍野，更不行。当其时，搞这种所谓的普世主义——如同刚才怀宏兄所言，所谓冷战实际上是两种普世主义或者普遍主义的对决——却忘记了民族国家以国族自利为宗旨这一立国原旨，特别是罔顾国家必须以全体国民的福祉为天则这一国家的纲领，可谓“光顾着世界而忘记了中国”，也是“只知世界而不知中国”也。所以，以民族主义实现文明立国，而用自由主义来驯化之；以自由主义支撑政治立国，同时不忘记民族国家的自利立场，如此“双重规训”，于相反相成中形成内在紧张，其实是一种互补机制，可能较为稳妥，也更为安全。其实，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源头，他们对此心知肚明，老到圆融，而以“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隐蔽命题，自由主义以民族国家为时空依托”一言以蔽之。它们玩双重标准，它们耍霸权，盖在心里头自有一套理据，你说再清楚不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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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谈到国家间政治场域的所谓霸权与霸权国家，似应提示的是，霸权国家多半倡说普世主义或者普遍主义，因此，其准确全称应该是“霸权国家的普世主义”。与其说因为它们衷心认可与景仰普世主义，所以成为大国强国，不如说所谓普世主义对于大国强国最为有利，所以才倡说之，鼓荡之。而且，也只有位高权重，蔚为霸主之际，才有此份心气与格局。当然，弱小之国，无以自保，通常只好诉诸“国际公义”，可这是另一码事了，暂且按下不表。要说的是，实际上，从英国霸权横行欧洲以还，霸权国家的普世主义其实概以民族自利为鹄的，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否则，自然弃之如敝屣。所以，当年格劳休斯提倡海洋航行自由，正是为了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而有以然哉，所以然哉。所以，不难理解，美国人当年“光荣孤立”，到后来一变而为普世主义最为有力的倡导者，还不都是以自己国族利益为转移嘛！但凡不符合自己国族利益的，管他“普世的”还是“地方的”，其要么“孤立”要么“抵制”，说到底，都是围绕自利轴心来打转的。见不及此，不配谈论国家间政治。

第五点，刚才杨效思教授喟言，“欧洲已经进化到欧盟了，我们还在搞民族主义，还在搞民族国家”，此与清末至“五四”时分诸贤之“只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相比，可谓“只知国家而不知天下”，云云。此处的“我们”，我猜详，不限于但首先指的是中国大陆的读书人，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而需杨教授不远万里回乡来指教。对此，我的总体看法是，此为典型的一元进化的历史观，以此通观天下，进而裁剪天下，而无视文明时空的千差万别，等于肯认历史只有一条路可走，背后潜藏的实为历史决定论和西方中心论。据在下观察，当下中国，其学人，其心智，将国族和天下联袂一体，统筹并观，可谓前所未有。此时此刻，中国文明心胸境界之开放廓大，汉语世界知识心智之兼纳并包，我觉得已然超过了“五四”时代。看看今天的汉语学术思想场域，实在是世界学术和思想的万花筒嘛！其利其弊，均在于此。阁下以为“中国内地”皆为鼠目寸光之辈，看不到凡此“历史进步”，其心意感铭，其心智或有不智，多少有点“小看了大家”的意思了。再者，民族国家是否走向消亡？欧盟的路是否即为人类未来政治上的不二选择，可能都还有待观察。而傥论“已经进化到……”云云，实属自作多情。可能，从欧盟各国来说，民族国家壁垒和界限之有限消除，为的还是置身太平洋文明时代，欧洲之自求多福，图的还是“欧洲国家”的福祉，同样是一种集体寄托与集体自私，恰恰是以我们欧盟与他们非欧盟为两分法也，等于是将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划而为洲际政治格局了。君不见，欧盟各国之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从最早的煤钢协定和关税同盟，到现在的欧盟，就在于以这样一种政治准邦联的联合体形式，有效促进各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而之所以有些国家动不动要退出，或者威胁要把谁谁谁开除，就在于其国家利益受到了这种联合体形式的威胁，或者其国家利益的满足危害了欧盟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因而，大致而言，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经济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乃至于一种伦理共同体，是当今这个战国时代的基本世态。此种基本政治格局和全球体系，在可见的未来，恐怕消亡不了，也不会走向衰落。——显而易见，要是有一种新兴政治单元足能取代民族国家，则意味着晚近“双元革命”的成果之功成身退，历史于终结之后再开新篇，那才是开天辟地呢！试问，以人类现有的政治想象力和道德想象力，可曾、可能、可会推出此种成品？！

《历史法学·第十卷 家国天下》

许章润 翟志勇 主编 法律出版社

由此谈到第六点，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身、家、国、天下”的问题。在下最近有本小册子，题名《家国天下：思想史论文集》，即将出版。是的，“家国天下”是文化中国积久锤炼的一个伟大修辞，不仅表达了一种普天之下的人道胸怀和包容精神，所谓的“世界主义”和“世界精神”，而且，更是一个将个体性位格、社会性关照、普世性情怀和齐生死、一物我的人道精神熔铸一体、万象归本的伟大格局。换言之，它并不否认个体、家、族、社群与邦国之各美其美，毋宁，正是各美其美，方始有美美与共，从而，适成天下也。在此，宇宙主义和家国归依、文化关怀与普世情操，获得了有效的统合。置此晚近百多年来的“古今中西时代”，中国人于“家国天下”的大框架中思考中国与人类问题，当下的具体处境和未来可能的前景，其实贯穿的还不就是这样一种情怀吗！实际上，华夏文明素有家国天下情怀，一种廓然大观的世界主义和世界精神。自《书》《易》以还，历儒学合成，“家国天下”的意象和胸襟，遂成中国民族性格，所谓天下一体，和而不同，而天下犹一家，中国为一人。职是之故，我觉得汉语世界与中国当今的汉语学术学人也还可以，不是那么太孤陋寡闻吧。

第七点，何怀宏教授的发言，讲述的似乎是一种文明忧思论。大家知道，这种文明忧思论，在近代一百年间并不少见。1900年前后，随着千僖年思想和观念的流布，此种忧思愈甚。当年斯宾格勒慨叹西方文明的衰落，其实体现了思想者面对变乱之时的一种深层的文明忧思，背后潜含的则为对于人性之深度疑虑，而无可奈何。言说至此，我想引申一句，既然是一种文明忧思，则概为对于文明运势的一己思考，但凡此种忧思纷涌之际，在我观察，多半处于新旧转换时期，或者出现大变革的前夜。所以，就此而言，也许像怀宏兄的这样一种思考，恰恰预示着中国思想在未来时刻终将有所喷发、有所创新、有所贡献于人类的某种思想前兆，或者，也是一种思想演练的个案。毕竟，晚近百多年里，在文明论视野下，中国文明于世界文明贡献有限，与十三万万人的邦国规模和五千年文明的浩瀚时空，实不相侔。在此，重申一句，我和杨念群教授的看法不太一样，在下以为，十三万万人，一百多年来，以超过七代人的奋斗推转浩瀚文明转型的长程历史故事，如果不能给予整体性观照和体系性说明，才是中国思想者的失职，而为全体汉语学人之耻。所以，这个体系梦还得做，做到梦想成真的时分为止。你说到“饾饤”二字，我觉得具体的历史研究若无理论的提携和思想的观照，可能精密而翔实，但是一不小心沦为“饾饤”，也是有可能的。可能，我们看法有别，盖在历史学叙事和原理性建构本有差别者，而不可强求对方也。

第八点，的的确确，放眼今天的世界文明格局，可以看出，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依旧蔚为霸主，但文明劲道不足，疲态已现，也是显然的。究其实，此间文明的内在德性资源与文明内在的紧张感仿佛疲惫不堪，对于现实的回应不足，不像现代早期和两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样呈现一种勃发之势。原因很多，一是文明本身确有衰老的问题，用着用着用老了，功力、心力和愿力都不足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所构想的道德义理与政治图景，经过三、五百年的奋斗，已经完全现实化了。好比政治自由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今天已经成为制度肉身，所以左派成为反建制的力量，秉具道义，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既然道德愿景、政治图景等文明的核心憧憬均已现实化了、肉身化了，则“大功告成”，自然无需现代早期那般，啸啸乎勃发偾涨之势，遂风景不再。

第九点，每一文明时代均有自己的主导型文明。就拿晚近来说，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前赴后继，一脉相承，联袂登场，主导了三、五百年的世界，滋养了这一时段亿万子民的生息，让这个世界喜，令这个世界忧。其他各种文明，包括曾经泱泱乎乎的中华文明在内，都只好临风起舞，起而转型也。而随着时移事易，其之似乎穷尽了想象力，特别是不再保有昂扬的道义自许，惟剩下自利冲动，仿佛愈来愈明显。其利其弊，均早展现，生聚于“落后就要挨打”和“以西洋为师”夹缝之中的华夏子民，对此并不陌生。尤其是它无法应对资源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表现出内在德性的匮乏与文明张力的弱化，因而有可能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亦非杞人忧天。但是，这个文明时段究竟还将延续一百年、两百年还是三五百年，这就要看未来怎么走了。

在此，我想说的是，沿着文明忧思论或者历史主义的角度，此时此刻，可能正处在前一个文明时代，即地中海、大西洋文明高峰时段开始向低走下，而未来有可能在东亚出现的新的文明高峰时段正在稳步持续递进的交替时刻。换言之，这是另一个文明高峰可能出现前的潜伏期。因而，我们可能的确生活在一个平庸时段，也是半黑暗时期。在此平庸时段和半黑暗时期，诸神殒灭，万籁无声。置此初始条件和具体语境，即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和当下汉语学术的整体性观照和体系化思想，满怀憧憬，充满期望，其之注定终究是黄粱一梦，亦未可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而雨打芭蕉，零落人憔悴！在此，中国文明承接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而来，或许，为此衰颓之世接济新知，提供德性资源与文明活力。此为文明论与历史哲学，展现的是心愿，而非历史实证论，想各位同情共感者也。

就此打住，就教于各位贤达，而为可能接续而来的文明高峰，预先脱帽致敬，三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