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中国美院旁边的南山书屋见到王澍。外面下着小雨，他带一把伞推门进入，将伞斜置门口。和照片上一样，不是松快的表情，眉头间锁着一道颇明显的竖纹，戴眼镜，很短的寸头。简单地寒暄，落座，摄影师提前调好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表情仍是淡然，但眉峰高挑，显得有些凌厉，闲适清冷的书屋都似乎微微一振。
但比起三十年前，此时的王澍不要温和太多。他的大学老师曾回忆，当年每次他从走廊过来，“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1987年，在东南大学读建筑系的王澍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从梁思成一直批判到自己的导师齐康。并且公开宣称，“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硕士毕业时，他的论文《死屋手记》，谈现代主义、物质主义、赛尚、格式学派运动，像一个哲学寓言，影射了学校建筑系和整个建筑学界的存在危机。因为这篇太“狂”的论文，王澍没能拿到硕士学位。
采访中问他何来这种无所畏惧的勇气，王澍说，与青少年时大量的阅读有关，让他知道世界的多元，给了他基本的怀疑精神和思维维度。
之后，王澍选择到中国美院工作，按他的话说是自动中止了在建筑圈的职业生涯，“那个圈子本身太压抑，太封闭，完全没有创造性”。直到1997年，像作家找到了自己的写作语言一样，王澍从现代建筑和园林的对话之中找到了归属，他在自家阳台建了一个5平米左右的亭子，与妻子合作“业余建筑工作室”。
之后，“业余建筑工作室”陆续主持中国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宁波美术馆几个大项目的修建。2012年，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获得这奖项的第一个中国公民。
2016年，浦睿文化将王澍多年的文章集结成书《造房子》，除了谈造园，也谈建筑与自然、与文化、以及与人的关系，他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
《造房子》一书获得腾讯文化·华文好书2016年年度好书奖，颁奖理由是：“王澍先生在书中的分享，让读者明白，建筑绝不简简单单只是一种技术性、工程性的技艺，而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关于人类文明的一种集大成式的综合性艺术。他对于纯粹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主导的造城运动的批判，对于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维护，都让人感同身受。”
以下为腾讯文化专访：
腾讯文化：您提到袁枚建园，视园子为一个生命体，这也是您基本的建筑理念。可是怎么样用钢筋水泥混凝土来表达建筑的生命感？
王澍：只要是能够衰变的、会瓦解的材料都有生命，比如水泥。有的材料可能会缺生命感，比如说塑料。所以材料本身就有生命感，另外一个就是对生命不能长久存在的那种体会，对这些好的东西不能长存的伤感，甚至有一点悲悯。
袁枚的园子在清朝非常有名，它是那个时期的文学中心，即使这样，袁枚也说估计他死后这个园子最长能活30年，他已经预见到了。大概就是30年后，这个地方已经不属于他的儿子们了，变成了一个在那里呼啸汇聚的大碗茶的茶摊。
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洞察力，知道好的东西不断的被改变，这个过程多少有一点点无可奈何，所以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要热爱，因为知道它们不会长久。其实也是折射了我对这个时代的看法。
腾讯文化：您对自己那些被拆毁的建筑是什么感受？
王澍：无可奈何，光有悲伤。但是会想怎么样让它能转化成某种活着的力量。
腾讯文化：比如您建筑过程中会使用回收材料？
王澍：比如说我那些回收的材料，我试图用它们设计出一种建筑，能够融合在四季如常的变化之中，随着岁月显出更沧桑的美感。现代建筑都是属于另外一种人工制品，做完的时候最好，然后开始进入一个长期逐渐衰败，越来越惨不忍睹，恨不得再次美容的过程。
所有历史上的建筑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它们都是越老越美。我其实就是在试图能够做一种越老越美的、不一样的建筑出来，比如它经过雨水之后墙壁上会长出草，甚至长出一棵小树出来，大量飞鸟喜欢将它作为栖息的地方，人坐在这儿有一种特别的归属感等等。
腾讯文化：那需要在建筑细节方面费一点功夫吗？
王澍：那当然。比如说我很少使用反光的材料，因为鸟类就不喜欢反光；用的都是相对来说低调、柔和，有一点呼吸感的自然材料，它能吸进水气，吐出水气，像活体的，自然的砖石都属于这类。我喜欢在建筑上用大量的孔隙，因为植物生长，鸟类的栖息都需要这种孔隙，比如做一个水塘，水塘边缘一定要有一些凹进去（的地方），因为鱼儿怕人的时候会藏起来，当它不怕你的时候它能够出来。
我们从西方学到的观念，建筑类似于雕塑。雕塑放在一个地方，周边最好什么都没有，它需要360度被看到。但中国人的理念，建筑是生存中的一部分，一座建筑一半是被树挡起来的，你看不到它的全部，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审美。所以每次我的建筑做起来总是很多人要较劲，说王老师你做的这个建筑，前面不能种树的，种了树大家都看不见了，我每次要说服他们可以种。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喜欢问，这个建筑最好的状态是在什么时候？我一般会说20年后。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腾讯文化：象山校区对您来说除了它是您的一个作品，还意味着什么？
王澍：真正像这种特别探索性的建筑，以这么大的规模由一个建筑工作室来主持特别少见。而且最后基本百分之百的彻底实现（主持者）最初的想法，这点也特别少见。我记得我当时象山校园做了一半，我请建筑师朋友们（有人说这是小圈子，中国有点希望有就靠这个小圈子）来看，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是幸运的，因为像这样的规模，这样的作品以前不会有，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有。
另外一方面，它和我对教育的思考，对整个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环境的思考有关。
腾讯文化：可否具体谈谈？
王澍：中国大量校园都是特别大的主题的，中轴线的，特别宏伟，特别像官式建筑。这对整个中国文化气氛都是带有毒化的。
我们的校长对象山校区做了一个特别精辟的总结，他说这个校园最后体现的是，所有在这儿教的人、学的人有一种心境，就是不断的回望青山。
比如说在江南这样的一个气候里面经常下雨，我设计了大量的半室外的庭院，很深的屋檐下的庭院，联系各个学院的连廊；还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拐角、突然出现的安静的小空间等等。这些空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走个三、五步一回头，你可能从夹缝里看到一座山，从一扇窗户里看到一座山，从一个院子里看到一座山，那个山就像所有人爱慕或者暗恋的对象。
有人抱怨说，你为什么不设计一个全校人能站得下的大会场？没有，这里只有小径，只有一些水边的角落，它大量提供这样的场景，和各种自由的小思想的出现，但是不主张那种宏大的主题。你甚至可以在屋顶上有一块地，你可以在屋顶上上课，看着青山，这个屋顶还是斜的，就像在一个山坡上，甚至旁边还有一棵树。
腾讯文化：是自发生长出来的？
王澍：有的地方是设计的，有的地方没有。有的屋顶上全部都是石头子，也有平的，有的不平，高低起伏，各种各样的形态。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有差异性的，像我们讨论自然这个主题，自然主题最核心是差异性和多样性。绝对不能把文化或者生活简化成某种宏大的特点，应该在多样性、差异性，小小的、多变的东西的生发之中，来产生真正我们称之为创造性的东西。
所以它像这个世界中切割出来的一块地方，在这儿就明白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进入这个校园代表着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这个校园里的时间和校园外的时间恐怕都不在一个时钟之上。教育可以产生这样的力量，可以把一个世界彻底改变，它是一个实验性的样本，告诉你世界是可以这样的。
腾讯文化：但宏观的场所在每个学校是非常实用的。
王澍：所有该需要的场所都有，除了开集体大会的地方没有。我特别不赞成大学开这种所谓集体大会，这是对大学基本的独立思想的扭曲。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腾讯文化：您是一个自我特别强大的人，所以建筑时刻都会体现您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
王澍：为什么我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世界？因为当你讨论到“世界”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是去主体性、去个人化的。
像象山校园所有的想法做到后面，大量的工作我是留给了工匠。可以说我是设计了一套程序，基本可以控制，但是我不能完全控制。我故意做这样的，包括整个的建筑出现了特别多的类型，其实对于个人建筑师来说同时操作大量的类型是几乎不可想像的，所以这是一个实验。
它最后想产生的结果就是，你会感觉到它像是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完成的一件作品，甚至你会意识到这是有很多只手操作过的作品，它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操作，它一定要达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一个世界才可能诞生。
腾讯文化：您曾经提到，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交的作业就有象山校区的影子在。从您开始学建筑到现在，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一直没有变化过的，非常确信的一种存在？
王澍：对于人和世界的基本关系的思考，是贯穿始终的。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我很早就开始对这个现实，对这个社会有一种特别有疏离感的认识。在文革末期的新疆，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大家都变成了农民，一个学校每一寸土地都开垦成了农田，我作为一个孩子跟这些老师们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大家围着炉子，手里举着咖啡，开始一个文学的沙龙，从鲁迅到高尔基。你会感觉到现实很奇怪，可以出现这种分层和疏离，觉得是梦幻般的。
所以大学二年级的作业，我设计了一个小学，主要交通是一个二层的连廊，一层是农村。大家在下面种地，学生在二层活动，当时老师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设计。一开始我发出来他们说一定是不及格的，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学校，你怎么可以设计这样的学校。最后我的老师还是很好的，没有给我不及格，给了我及格。
腾讯文化：您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浸染了您对从前的回忆。
王澍：不完全是回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阅读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也很幸运，从6岁开始我母亲就正好兼任了我们昌吉自治州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个岗位给了我很多便利，我可以坐在书库里看书，我甚至可以看到大量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出版物，电影画报，赵丹什么的，和大量的童话……文革所有人都看不到的书我都可以看到。
腾讯文化：《造房子》里提到了很多书，包括西方文学和哲学的，《尤利西斯》、《逻辑哲学》等等，阅读给您带来了什么？
王澍：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绝对不止一个世界。这是我人生的一个信念。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是由很多个世界构成的，每一本好书打开，你会发现有一个世界在里面。包括我现在做设计也一样，我相信我可以通过我的设计在这个现实中切割出一个一个和这个现实有相当大距离的世界出来，能够给大家某种启示。
我在本科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家伙好像读的不是建筑系，读的是哲学系。这样的广泛的阅读，偏向思想性的阅读，而且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会让你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甚至于非常冷静的一个观察的视野。你不会轻易的相信谁，你会有一个基本的怀疑态度，但是你也不会随便的下结论。我经常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充分理解一件事情之前不要下结论”。
腾讯文化：您的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怎么样跟现代的商业社会共存呢？
王澍：这两年的变化就是经过这么多的反反复复之后，越来越多的甲方，都是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这一代人，他们快要退休了。他们开始思考，奋斗了一生，最后能给社会留下一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般找我的甲方往往都是这个心态。
工匠不一样，工匠其实是鲜活的代表，是中国文化活着或者死了，不以在博物馆里存了多少东西为依据，而是生活中它是不是实际存在为依据。如果工匠这个传统结束了，中国文化彻底死了。怎么样让它不死？对于工匠来说，就是能有活干。所以我的大量做法就是在一个对手工，包括农民工、传统工艺带有某种排斥性的现代体系里，怎么样创造机会让他们有大量介入到正在发生的建造过程里，这就是我做的工作。
一般我做的项目不是小项目，都是大项目，我努力要在这种大项目里，让中国手工传统作业体系能形成一种新的机制，它能够跟现代施工为主的体系能够同时共存。
腾讯文化：最后建筑呈现出来的模样跟您当初设想的有多大程度的一致性？
王澍：基本都按我最初的设想做，这是前提，我跟任何甲方都有这样的约定，如果不能做到这点，我选择中途随时退出。因为我真的是无所谓。
腾讯文化：这种无所谓的勇气是从何而来？
王澍：一个是阅读，还有一个是我对生活的观察。这里面带着某种悲伤，有时候带着一点悲悯。因为看到很多好的东西在无情的岁月之中（消逝），我能有机会做几件好点的东西在这个世界留存，已经是万分幸运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奢求。
腾讯文化：但在现代这个环境下，您的建筑理念并不主流。
王澍：可能用一句诗形容更准确，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文化已经基本死了，被野火烧没了，但是泥土里残留的草根是有的，碰到合适的机会它会发芽。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跟那些草根搭上关系，帮助一些草根再次发芽。
腾讯文化：您怎么样看待现在每个城市都在做自己的地标性的建筑？
王澍：靠高楼大厦表示财富、权利、控制欲、荣耀等等都是工业时代的做法，我们现在后工业时代，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特别倒错的努力，就像磁带的回放，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再次发生。你不让它倒掉，有人也会让它倒掉。
腾讯文化：后工业时代建筑生态是什么样的？
王澍：是进入到一种新的，更加分散的、多样化的一个时代。
腾讯文化：很多地标性建筑都是国外著名设计师建造的。
王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做一个建筑师之前一定要做一个文人，因为一个真正好的建筑师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些国外建筑师只不过是所谓的著名的职业人，思想境界没有那么高，到这儿没有那么多的文化可思考，他们只是接了一个任务，签了一个合同，他们给了你一个好的设计。
我不责怪他们，他们有他们的责任，更主要的责任是我们自己。因为这些建筑是我们要的，不是人家硬塞给你的。当然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拒绝，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接受过这类的委托，所有这类的委托我都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