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重新定义平等的哲学家

图为原文所载网站截图

美国故事也许只记载匆匆时光的一痕，但这些故事的细节却清楚地定义了历史。1979年夏，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大三学生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在哈佛广场的一家银行找到一份记账员的工作。每天早上，她和其他记账员要处理大量被退回的账单。企业一般有两个账户，一个用来支付工资，另一个用于企业收支。安德森发现，如果企业资金短缺，他们总是先退回工资账单。这其中的原因令人心寒：因为被欠工资的员工不会辞职、就算辞职也能有替代者，而被拖欠货款的供应商则不会再供货。并且，企业会给员工开虚假账单，向他们收取各种税费。这些事情经常发生。

图为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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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后，银行重新设计了办公场地的布局。安德森刚开始工作时，记账员都在成排挨着的桌子上办公。一张账单掉到别人的位置上，人们可以把它传回去原位。这样的座位布局让合作变得简单，同时也提供了员工闲聊的机会。但是，银行给每个桌子增加了搁板以后，员工们的流水作业被打断，也无法闲聊，原本的工作方式也被改变了。员工们的工作能力受到影响，效率从高变低。

这次经历以后，安德森始终对其感到困扰。她到大学是为了学习经济，但出于对人文精神的探索，她参加了一门哲学导论课。这门课的参考数目包括马克思于1844年发表的关于工人阶级异化的手稿。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关于利率和劳动价值的经济学理论经不起推敲。但是他关于工人劳动的观察使她萌生许多想法。她暑假时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告诉她，工作场所内的系统行为也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素材。银行柜员拿到的是一张已付账单还是拒付账单，银行内部的压迫让人更加容易或更难发展，这些都对经济产生影响。但是经济学家们往往不关注这些细枝末节。 他们认为，工作是一份合同，以劳动换取金钱，如果你对工作不满意，就离开。但占去人们大量时间的工作场所，却是个黑匣子，无人了解。

银行柜台的玻璃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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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逐渐变得焦虑。因为，经济学中一些奠基性的理论，如理性人理论，无法解释她在生活观察到的人类行为。她沉醉于哲学如何通过交叉学科的知识讨论宏大问题，但最令她惊艳的是她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和哲学中学习到的研究方法。科学家也如哲学家一样追求真相，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具有暂时性，他们用以解决问题的工具，其价值只体现于解释和预测实验结果。牛顿的运动理论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科学界的黄金理论，但当人们观察到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数据时，相对论就取而代之了。科学定律能不能也像哲学方法那样，一直奏效呢？

银行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不平等也不自由的工作环境中，员工会如何被压迫。这也暗示了，除了不被奴役这一共同点，自由和平等还以其他方式相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另类的概念。许多社会理论植根于两个事物之间的矛盾。 如果个人想要获得自由，保守派会说，许多不平等会自然而然出现。左派则说，为了减少不平等，必须对个人的自由作出限制。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说，平等和自由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人类生活中不可移除的”矛盾。“社会的命运”是在二者的矛盾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由此看来，历史上自由和平等总是成对出现，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存在，反而显得奇怪。 但安德森想，如果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呢？如果它们如DNA中的双链蛋白质结构，以一种人类未知的交错方式存在呢？如果我们认为的，造成今日棘手的政治状况的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存在呢？

五十九岁的安德森是密西根大学哲学系的负责人，她认为自由和平等之间相互依赖，受到各种变化的条件的影响。安德森研究道德、政治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经济之间的联系，她是民主与社会公正领域的著名理论家。她的研究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以及信息，重新定义了现代哲学的研究方法。安德森领导着密西根的思想流派， 她把左派和右派的观点结合起来对抗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她因此可能是最适应当下美国生活的哲学家。安德森为这个由不同背景的、且往往意见不一的人组成的社会建立了一种民主的框架。

最近一个早上，安德森从安娜堡飞往哥伦比亚，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做演讲。讲座开始前，她坐在高背椅上，和本科学生聊她的研究。她问道，“几乎所有人都想受到他人尊重，我们怎么让这样的观念与平等社会相适应呢？”台下的学生都认真聆听并凝视她。

人们见到安德森时，都发现她比想象中的古板哲学家亲近得多。她说她自己是个愚人。大部分时间，她会穿着彩色的棉大衣、户外鞋和可以挂一大串钥匙的卡其色裤子。安德森的朋友，密西根大学法学教授丽贝卡·艾森伯格（Rebecca Eisenberg）说，“丽兹不爱摆架子。”另一个朋友，丹·特罗卡（Dan Troyka）则说，“她在哲学研讨会上跟在吃快餐一样轻松。”安德森在讲台上的样子跟在午餐会上和同事聊天的样子很像，同样用一种低平的、有感染力的嗓音在讲述，偶尔有礼貌地点头示意。她的一些朋友在新闻里看到她，觉得不适应，因为第一次看到安德森化妆。

在俄亥俄，安德森穿着宽松的黑色礼服裙，粉色打底裤和黑色平底鞋。（同时也从事女性研究的安德森写道， “女性主义者通过劳动减少影响她们选择权的内在障碍——自我否认、不自信、低自尊等一些女性气质本身所要求的规范。”）她双腿交叉，学生提问时不停眨眼。她喜爱把信息以有用的方式呈现。如果她不从事哲学的话，就会去当一个制作地图的人，或者是人类学博物馆的馆长。

讲座上，安德森给学生们介绍了一个促进平等的基本方法，即扩大社会的价值体系。不像远古的农业时代，人们在意的只是耕作技艺的发展。 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使得每一个体，无论是精于艺术、擅长描述、体育、喜剧等，都获得尊重与爱。

“您指的是，我们通过拓展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让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找到容身之所吗？”一位年轻的女士问道。她正努力理解社会对于个体的歧视如何与平等相适应。“或者说，是不是有相应的限制，告诉人们要发现值得珍惜的事物，并为其中一项而奋斗？”

安德森听后笑了起来，人们发现她的笑声像秋天的天气一样，带着温暖和爽朗。这种笑声常出现在安德森要介绍一些滑稽而危险的思想时。为了回答这个学生的问题，她在一些很普遍的观点中加入了一些创新的解释。“比如说，每个社会都有音乐，那些伟大的音乐家常常获得尊重。”说话的同时，她像抱着泰迪熊一样张开手。

当谈到她自己的学术观点时，她非常健谈，而谈到其他话题时，安德森则显得有些害羞。（安德森丈夫曾说，“如果你想让安德森坐立不安，就让她穿鱼尾裙去一个聚会好了。”）安德森清了清嗓子，开始说： “如果你回顾自由主义的起源，它始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妥协。天主教、清教，教徒们都相互残杀！最终，德国、英国，这些国家们说，我们受够了人们之间相互伤害，让我们和解吧：宗教容忍，共同生存。”

“然后，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得以在不同领域中展示不一样的自己。在教堂里，我拥有一个身份。在工作中，我又成为另一人。在家中我是这人，在朋友面前我又是他人。人们不再背负着同一个身份，他们可以在不同领域中，秉承不同观点、信奉不同价值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银行实习的若干年后，安德森回到美国剑桥，作为哈佛的研究生，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指导下学习政治和道德哲学。在一个晚餐会上，有人向她介绍了一个前哲学系本科生大卫·雅可比（David Jacobi）。大卫很聪明，有点技术狂人的样子，温柔，很讨智慧女性的欢心。会后，他们开始约会。雅可比毕业于医疗学校，而安德森在密西根教书。当知道雅可比主动要求在她住的地方底特律附近找实习的医院，安德森很感动。一段时候后，他们结婚了。他们在雅可比工作的地方附近寻找住所，标准很简单：价格适中、社区环境好、有足够空间。

安德森四处寻找公寓时，她又注意到另一些权力的斗争。底特律地区一直受种族隔绝影响。奥克帕克分布着白人中产阶级和黑人中产阶级。在南菲尔德，一个地产中介告诉安德森无需担心，因为当地人“在十英里路那里立了警戒线禁止黑人跨越”。在那之前，安德森从未想过种族问题。她觉得，有理性的人会把种族问题作为未界定的问题看待。 现在，她发现自己作为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被划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中。她的选择权被限制了，她的自由受到约束。这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行为，是反平等的。

图为底特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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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抱怨不平等是很简单的，但是想准确描述我们想要的平等状态却很难。我们是想一出生就平等吗？当不平等出现时，我们有什么办法让这一切回到正轨上呢？从个体层面而言，每个人之间天生都是不平等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特征组成特定的群体，正是这样的群体让人们不会变得完全相同。如何建立一个允许多样性的社会，而不是像底特律房地产市场所体现的那样，把差异变成一种约束？我们如何用一个简单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理论模型去应对一个人人生而不平等且处处受不平等的约束的复杂现实？

1999年，安德森在《伦理学》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平等的意义何在？》，提出了她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如果现在大部分讨论平等的文章都充斥着保守派的观点，那这个结果对平等主义者而言非常尴尬。”

安德森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当代平等主义者希望把资源从那些看似幸运的人转移到看似不幸的人身上，让社会更美好。这看起来是个古怪又模糊的努力。某个遗产继承人把他的财产放到洪水区的房子中，然后失去了这些财产，这是不幸还是幸运呢？一个女人嫁入豪门后，在家照顾孩子（这份工作十分重要，但不能为她带去收入），这是不幸还是幸运呢？如果她和丈夫离婚以逃脱家暴，并且需要努力工作以养活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不幸还是一种错误决策的积累？平等主义者应该明白那些无可责备的不幸：四肢瘫痪的孩子、有认知障碍的承认、酗酒的贫穷家庭所扶养的孩子等。但是安德森认为，不幸也仅仅限于如此了。如果将人们以幸运或不幸分类，无疑是建立了道德上的压迫。文章中，她描绘了一些市民接受检查并获得政府文件的场景：

对残障者：你如今的缺陷，使你的生命比非残障者逊色； 对蠢人：很不幸的是，他人对于你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不屑一顾，因为 你生来愚蠢，我们聪明人希望你们明白：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慷慨地与你们一起分享我们以聪明才智所创造的价值； 对 丑人和社交障碍者：如果你富有得令你的约会对象惊艳，那么在爱 情中你不会特别失败。

如果让幸运的人继续利用市场的机会获得财富，而让其他人处于低一等的地位进而让他们通过所谓的再分配获得社会救济，这实际上是加固人们的优等和劣等地位的做法。倡导如此的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安德森看来，推进平等的办法是把分配平等转变为关联或者说民主平等：平等看待所有人，无论出身。这是一种实现自由的实验。困难在于，许多人受到自由主义的错误观念的误导，只在自己的角度思考自由。如果实现一个人的自由要限制他人的自由，这实际上不是一个自由社会。这是粉饰过的等级社会。

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安德森认为，社会成员应当成为真正的人（获得食物、住所和医疗救治）、可以参与生产（接受教育、获得公平分配、有商业机会）、并且可以行使市民权利（言论自由、有选举权）、以及融入文明社会（有公园、酒店、工作场所、市场及其他设施）。平等主义者应当更关注那些制度崩坏的地方。无家可归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因此，一个自由社会有责任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建筑中没有升降设备或坡道，那一个行动不便的成年人就会被文明社会拒于门外。安德森的民主模型把平等主义的范围从平等分配财富变为促进有差异的人实现平等的自由。社会中人人在物质上均等，那也可能是不平等的社会。民主平等，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不是大自然使我们不平等，而是人类自己把自然赋予的人类多样性变成一种压迫。”

安德森是个早产儿，出生时仅有三磅六盎司。童年的她一直很瘦弱，二年级时仍在穿婴儿时期的衣服。“人们把她当成比她实际年龄小很多的人来对待”，安德森的妈妈说。很多年里，安德森沉默寡言，她说话时咬舌，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个缺陷。安德森的妈妈回忆，从前经过安德森的卧室时，听到她在练习念自己的名字。安德森三岁时，她妈妈问：“你为什么让你弟弟替你说话？”她为什么不愿意自己说话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没什么必要自己说话。”这是安德森说出的第一个完整句子。

安德森的家在康涅狄格州的曼彻斯特，那里是个人员混杂的地方。安德森的妈妈是个犹太籍专栏作家，她爸爸则是个瑞典的路德派教徒，是航空工程师。他们家帮当地建立了一个神位一体派的教会。安德森妈妈在当地的民主党总部当志愿者，帮助爱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竞选。1964年，安德森的爸爸获得了民主党在曼彻斯特的席位。安德森说，“他们总是在砸钱支持党派”，她则对这些很不擅长，“我觉得书本更安全，这是我可以控制的东西。”

阅读激发了她其他的兴趣。“每个人都可以教她点东西，”安德森的童年好友劳拉·格兰德（Laura Grande）说，“她对党派政治无感，也对没有启发性的社交没兴趣。”安德森希望学习数学和经济，因为她喜欢这种逻辑紧密的东西。某一天，安德森和爸爸一起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密尔的《论自由》。外面的世界一点纷乱嘈杂，而安德森在书中找到了平静。

图为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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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安德森和二十九岁、能言善辩的金伯莉·钟（Kimberly Chuang）见面，后者刚刚结束了博士毕业论文的答辩。钟提出一个“贡献正义（contributive justice）”的模型，认为是人们欠了社会什么，而不是社会欠了他们什么：她提倡更多税收。在答辩中，五位教授就像牙医在刮掉牙斑一样向她抛出很多问题，钟看起来很享受这一挖掘的过程。教师们经过合议，给出了好消息。“你是个博士了！”安德森说，每个人起立并鼓掌。

安德森在密西根大学引进了一个“从博士到讲师”的项目，让新晋博士有一年时间教书并申请一份教职，钟是其中一员。但是，当他们谈到钟的工作时，她还是吓得脸色发白。她要教四门课，并且要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发言。她应该怎么准备这些呢？

“不要写逐字稿，做PPT即可。”安德森建议。在安德森身后，一台电脑放在一台跑步机上；她每天都在上面走上一万步。安德森继续说，“列好大纲，写出那些有启发性的点，把所有疑问留到提问环节，最后再来一个生动的问答环节。”

钟眉毛紧锁，“但是有个德高望重的哈佛哲学家在台上也念稿子”，她说。

“是呀，这很糟糕。所以要回到从前。”问题在于，人们害怕问题，并且试图在人们提出问题之前，全部先回答了。“哲学家们不喜欢冒险，因此听他们说话觉得很无聊。”

1987年，安德森硕士毕业后到了密西根大学，之后就没有离开了。尽管有别的大学聘请她，普林斯顿大学还给予她高薪的终身教职。尽管有冬天，但密西根大学似乎比其他地方温暖。学校很大，但正合安德森之意。然而，这也充满了挑战。她入职第一天，一位资历比较老的同事带她吃午饭。她以为这是个欢迎仪式，直到她听见他猜想安德森为什么是这个部门的唯一女性。他提到了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这是在哈佛教安德森柏拉图的思想的老师。玛莎最近出版的《善的脆弱性》让她名声大振。他嘲笑说，很多人怀疑女人能不能做好哲学研究，而这本书更加加深了那种怀疑。安德森说，听到这些话之后，她只能耸耸肩。

直到那时候，安德森才意识到性别在她职业生涯中的影响。 她后来才发现，在哲学领域做研究的女性甚至比在数学或天体物理领域的还少。这种不平等促使她开始研究女性主义哲学。1993年，她成为密西根大学首位直升终身教职的女性。

她第一本书《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价值》在同年出版，告诉人们她的一个主要研究项目：让价值（这是一种无固定归因的价值概念，是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基石）与多元主义（这指的是人们以不同方式看待事物的价值）和解。 哲学家们常常假设，多元化价值观体现了人类的模糊性——我们很松懈，我们迷茫，我们把理性思考与情感回应混为一谈。安德森认为，实际上，价值的多元化不是其模糊性，而是事物本身。她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理论：每个人的价值都可以是多样的，因为他们通过社会身份表达自己，从而被语境和关系所塑造。安德森认为，价值是由个人历史的细节所决定的，而不是社会基本的、抽象的品质（这是“功利性”一词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如她所说的关联平等，这个模型并不将人类的多样性变成一种社会基准。这样，它才能扩大自由和理性的经济选择的范围。

如果一对夫妇经营一家家庭餐馆，一家公司提出并购的请求，这会让餐馆经营地更好。传统的经济学家和一些哲学家会说，答应他！这会使得利益最大化。他们可以把钱拿去开一家新餐馆。在安德森的模型中，这对夫妇也有合理理由拒绝。 “他们并不是为了从一些企业中拿到几百万才工作这么多年，有一个考虑是他们生活的叙述统一性，指的是，他们从过去的行为导向的如今的选择会让他们理性地拒绝这一请求。”这种叙述统一性的价值超越了市场之手：对于那对夫妇而言，这家餐馆是无价的。

在此意义上，《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价值》一书部分是为了重塑冷眼旁观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建立的道德权威。 安德森的模型推翻了理性选择理论，这个理论称，人们大部分时候会做出使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少部分时候会随性作出选择。 这是一种受道德直觉影响（而不是反对它）的决策方式。因为价值是多元的，所以人在理性选择陪伴家人的同时，也会对被爽约的教会朋友感到愧疚。

这种理论也体现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比如自由主义。在伦理学中，自由主义被一些事实性的辩论所瓦解，核心观点“被人们以不同立场利用”。 彼得·雷尔顿（Peter Railton）是安德森的同事之一，他说：“康德派（这些人把道德看作是责任和义务）和结果主义派（这些人以道德在社会中产生的效用为标准丈量道德）相似，他们都关注自由主义，并认为某些观点很重要。”

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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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从很多领域挑战了这种占主流的模型和假设，”萨莉·哈斯朗格（Sally Haslanger）说，她是安德森的前同事，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她有能力拨动那面镜子，让那些自以为自己了解这件事的人如今看到了事物的不同面貌。”

安德森的研究方法的创新来源于她研究哲学时方法论的转变。 传统研究中，采用的是演绎法思维——从基本原则开始，通过理性不断往下延伸。安德森则相反，她以经验法进行研究，搜集各方信息，从人们的真实生活经历中找出具体问题。

进入密西根大学后，她受到法学院同事唐·赫佐格（Don Herzog）的研究启发。这位同事是个实用主义者。对实用主义者而言，“真相（truth）”是一种工具性的、或然性的状态。一个观念是真实的，意味着它在当下是真实的。这种研究方法、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丰富了安德森的理论。赫佐格给安德森提供了她在过去三十年间所发表的作品的笔记。

2004年，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编辑组找到安德森，请她撰写介绍约翰·杜威（John Dewey）道德哲学思想的部分。杜威将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杜威认为，民主是从文明社会的良好习惯而来的。他反对空想，关注多元主义。

安德森迅速投入了这份工作。2013年，当她位列密西根大学最高教授并得以用她的名字命名讲席（这是一种学术荣耀）时，她称自己为“约翰·杜威特聘教授”。 “杜威认为，现代社会中伦理学的首要问题是组成社会的方法，而不是个人决策。” 安德森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写道。在安德森自己的研究中，杜威的思想成为重要的指南。

安德森和她的丈夫到安娜堡城里一家熟食店吃午餐。那是个温暖的午后，安德森刚刚在植物园散步回来，她点了桃子伴墨西哥胡椒和一碗西班牙凉汤。雅可比刚刚慢跑四公里，他点了牛肉三明治、水果沙拉和黑莓味苏打水。他对柜台的女人说，“我不应该跑步后来这吃饭的。”（他总爱跟柜台里的人聊天。）他们在餐馆外面的阴凉处找到一张空桌子，安德森坐下，雅可比一手搂着她。

“我可爱的小狗狗。”安德森对他说。

雅可比义正严辞，“我是忠犬。”

安德森解释，“看我心情，我有时候昵称他为小猎犬或者小狗。”

安德森抚养孩子的经历也促进她研究方法的转变。她开始和历史学家一起工作，希望从观点的起源理解观点。以卢梭（Rousseau）的直接民主为例。很少书中提及，卢梭在提出这个观点时，他的家乡日内瓦正被号称代表公众的寡头统治。实用主义说，一个观点是一种工具。这自然而然引申出一些问题：它是什么的工具，在何处使用，何时使用？

安德森的方法论也在其他方面不断完善。在《平等的意义何在？》一文中， 安德森已经掘弃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哲学家所提倡的理想理论（ideal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人类最终将实现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安德森在美国展开一系列种族问题研究后，她对这种研究方法彻底失望。

宏观而言，对于种族和社会问题，分为文化右派和文化左派的理想理论。右派理想理论呼吁人们放弃肤色歧视。它的倡导者说，不应关注人的肤色和种族特点，社会应当将人当作纯粹的人看待，让人通过优秀品格和勤奋劳动上升。左派理想理论则认为，区分民族群体是有必要的。 让黑人（或者妇女、其他受压迫的群体）获得资源和机会，包括社会基础设施。 在2010年出版的《种族融合的迫切性》一书中，安德森对这些观点都进行了抨击。诚然，在一个没有肤色歧视的社会中生活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并不是那么美好。她提到一个研究，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罪案的报道，百分之六十的受访者认为嫌疑人有罪，尽管此人尚未被定罪。百分之七十的受访者认为，犯罪者是黑人。其他研究发现，当白人说自己没有种族歧视时，他们常常眼神闪烁。倡导非肤色歧视可能让过去不是问题的事情也成为一个问题。

对于自我隔离也无说服力。同类人组成群体可能会带来舒适，但其中也存在权力高低与其他不平等。安德森指出，这是个雄鹅雌鹅的问题。要么只允许一部分人自我隔离组成群体（这确认了他们的次等地位），或者我们也要允许白人男性组成一个群体。总的来说，实验中很多数据显示，自我隔离不是个好的策略。

种族隔离博物馆入口处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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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的解决措施是“种族融合”。这个概念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改革派的圈子里就时时被提及。 安德森的“种族融合”指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合。这不是一种同化，它要求所有群体都进行调整。安德森提出四种融合状态：形式上废除隔离（没有法律上的分离）、空间融合（不同人群居住在一个社区里）、正式社会融合（人们一起工作、互为上司与下属关系）、非正式社会融合（人们成为朋友、结婚、组建家庭）。 一个研究显示，在普通高中上学的黑人学生毕业率比在种族隔离学校上学的黑人学生要高，尽管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父辈教育背景等其他因素都一样。黑人和白人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可以促进更为融合的社会生活。

一些有色人种哲学家很支持这本书的观点。“她看到了种族公正的需求，而过去十年你很难发现有其他白人政治哲学家在做这个研究。”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的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说。对其他人而言，白人女性哲学家为种族问题献策会引发对其观点客观性的质疑。她从安格鲁美国白人文化中成长。但她的工作是以查阅了大量研究的资料为前提展开的，她自身的限制不会对她的研究产生约束。同时，在那些研究原则的实验中，安德森发现她不是一个理想理论家：她对于社会没有一个终极的概念。安德森的方法论呼应了多克托罗（E.L.Doctorow）对于晚间驾驶的描述： “你仅仅能看到车灯所照亮的地方，但你照样可以完成一趟旅途。”

种族融合也需要学术实践。“丽兹很关注学术多样性，”部门里唯一的保守派哲学家丹尼尔·雅各布森（Danial Jacobson）说（他主持一个中间右派的专题研讨会，安德森也提供一些支持）。 最近，安德森改变了对本科生论文的要求：原本她要求学生从一个立场辩护，并设法反驳反对者。 现在她要求学生同不同立场的人讨论，并解释为何如何，这些讨论改变了学生的观点。 从1988年起，密西根大学开始实行促进群体内关系的项目，为了避免一些身份、言论所带来的问题对校园生活的干扰。“这不是说种族政治问题完全消失了，”安德森说，“有很多种族政治问题仍然存在，但人们现在会讨论这些问题了。”

安德森与舆论中心最接近的一次是去年。安德森作为审委会一员的女性主义哲学刊物《希帕蒂亚》被迫撤回一篇讨论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的跨性别与蕾切尔·多勒扎尔（Rachel Dolezal）的黑人女性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似性的文章。最终审委会支持了这篇文章，安德森为此发表了一篇声明。“审委会认为《希帕蒂亚》的使命是探索多元主义。”是我们的行为为社会提供了合法的基础，而不在于我们是谁。

在很多层面，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主流而言有些奇怪。达利克·达比（Derrick Darby）是皇后桥项目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安德森部门唯一的黑人终身教授，他研究的重心是实践经验。他用自己的研究数据为支撑以对话式的教学批评《种族融合的迫切性》。“种族歧视的观念即使在融合的大环境下也会以不同形式出现”达比说，“黑人和黑白混血儿接受特殊教育的数量不成比例，这种分裂仍在进行。”但他的个人经验让他性格比较多疑。“丽兹认为，我们让人们从那些项目中成长，并让他们成为精英。”作为这个项目的一员，达比认为安德森低估了其中对人的束缚。有一次，安德森去了达比的班级。“我们说出了自己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让我们选择如今的事业。”对于达比而言是他的童年，对于安德森而言则是她育儿的经历。说到最后，他们都眼中含泪。

对于多元主义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如何在差异的文化中保证平等。 如今在美国，流行以立场定义政治倾向。我们会说，理查德是历史主义者，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相对于伊尔玛是左派，在那个问题上相对于马尔克是右派。安德森反对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仅是因为这导致了学术的趋同。并且，这是一种反多元主义和同族意识。 这会催生一种意识形态，它假设社会模型拥有绝对的、而不是变化的价值。安德森建议，与其争论哪种立场更占优势，人们更应当推动健康的制度和系统的建设——以确保所有观点和经历都能被听见。在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行为，在另一个时代看来可能就是愚蠢而有失偏颇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全盛时期，但各种观点也在不断加强、相互斗争。特别是从安德森的童年经历看，那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纷纷的时代：大学起义、城市骚乱、暗杀与日益无意义的讨论。“世界正在瓦解，”安德森说。在安德森家中，这种争吵和怒气变成一种压力。在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时抗议者和警察的对峙事件之后，安德森的爸爸把票投给了尼克松。随后，出于对教条社会主义思潮的疑虑，安德森的父母退出了民主党。“我受够这些了，”安德森的爸爸说。

现在，安德森的父母支持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他们称自己为社会事务的保守派，其他方面的自由派。“我们和伊丽莎白的意见渐渐统一了，是非观、家庭观。她是个很好的妻子和妈妈。”安德森的妈妈说。

从前，安德森和她的父母常常讨论新闻，但对政治的讨论渐渐少了。安德森在写作中经常引用保守派的观点，正如一个画家在房间的另一角度观察自己的作品一样。她的文章像一个长长的给读者看的议论文：让他们理解自己的观点，并让他们赞成自己。

安德森立论的一个前提是，公平可影响的范围比人们想象中大。几年以前，她开始想象平等主义的历史。平等主义的思想如何诞生、如何演变？他们如何与权力的使用和滥用联系在一起？

“我想我会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她说，“但之后你会发现，那还不够早，还要追溯到宗教改革的再洗礼派教徒身上。这又牵扯到早期天主教的自由主义者群体——所以我可能要从新圣经开始看起。”最后，安德森从渔猎文明开始研究。她发现，一本书可能写不完上万年的历史，所以要写第二本、第三本，甚至第五本书。这可能要用她的余生来完成。这会是个很大的项目。

2015年，安德森被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人文价值讲座（Tanner Lectures）演讲，她打算在那里启动皇后桥项目。许多人还相信市场经济是自由的根基。 但是，安德森发现餐饮行业百分之九十的女性工作者遭遇性骚扰。一些家禽业职工不得不穿上尿布，因为他们没有休息时间。七百万美国工人迫于老板的压力而支持某种政治立场。这些人们远远未达到自由的状态。

安德森集中讨论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1776年出版的著作《国富论》中的观点被当作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石。那时候，英国工人被迫做无薪酬的学徒、家奴，受到统治者的奴役。严苛的等级制度，从国王到穷人，都受到神秘的债务、恩赐、天资等因素束缚。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是跳脱这种束缚的机会。他解释说，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为那些“每天和邻居吵架，却对他们的上级卑躬屈膝”的人们带去“自由和安全”。

某种意义上， 斯密其实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写的《国富论》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结构性不平等的解决办法。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讽刺，一个世纪以后，马克思（Marx）等人指出，市场是一种对工人的统治结构。事实上，斯密和马克思有一样的社会经济观点。但马克思批评斯密的观点并没有错，因为从斯密到马克思，时代大大改变。市场已经不是有用的工具了。

“工业革命对平等主义者而言是一场灾难，”安德森在2017年出版的《私人政府》一书中说到。这本书集结了她在人文价值讲座中的讲话。直至今天，人们仍然试图在这个后工业的社会中使用斯密和马克思的工具。

工业革命后自由市场社会的场景在今日仍然是一种政治理想，尽管如今 的社会背景、制度实践与十七、十八世界已经大相径庭。我们被告知，我们只能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之间选择，但大多数人生活在第三种状态之下：私人政府。

现代的工作场所特征是什么？是掌权者可以随意改变命令、控制人们着装、监控通讯、要求医疗测试、制定时间表、控制交流（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内容）。企业所做的决定，例如银行安装桌子间的挡板等，其员工都没有决定权（因此是“私人政府”）。这种状态的捍卫者说，人们可以与企业谈判薪酬，不满意也可以离开。安德森说，低收入的工人很难获得升薪，并且现实情况阻碍他们辞职（有时候，工人要签订竞业禁止协议，并且辞职后很难获得失业保险）。

美国改革派如今处于混乱之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收入群体的不平等（中产阶级与富人阶级之间的差距）超过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平等（中产阶级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从那时起，高收入群体的不平等不断增长，低收入群体的不平等则维持原状。这种头大脚小的不正常状态，以及权力的滥用让很多人相信美国的平等结构有问题。社会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的思想又再一次回潮。

安德森提供了另一条修正的道路。她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挣的更多，是正常的。如果你是个优秀的陶艺者，那人们想付更多钱买你的作品，而不是你旁边的人的作品，那是最好的！（如果你技术一般，但你想通过勤奋挣得更多，这也是公平的。）问题不在于才能和收入不成正比，而是杰夫每分钟可以挣超过十万美金，而亚马逊家用公司有才能又勤奋的员工们不得不用瓶子装尿，以节省去一趟厕所的时间。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些等级制度的压迫。然而，在民主社会中，人们放任这种情况发生，并且日益成为一种常态。

安德森认为，我们没必要放弃市场经济，如果我们可以发现并改正它的缺陷——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对于多元主义而言比其他选择更为友好。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限于某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中，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因为一旦设定一个模型，环境改变以后，就无法适用了。我们应该更灵活，保持警惕，我们应当从全局解决问题，依据社会经验和人们的判断，以及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工具。

安德森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所做的演讲名为“伟大的失败：新自由主义如何摧毁自由主义的经济志向”。三百人的俄亥俄联盟剧院几乎座满。安德森走上讲台，清了清嗓子。一个收入与生产力的对比图表在她身后展示出来。她准备了一个PPT。

“大家可以看到，从1950年到1970年，美国收入水平与生产力的增长相匹配，”安德森说。然后，到了1974年，时薪突然不涨了。美国人的收入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增长。生产力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几乎都被股东和高管收入囊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安德森抛出了许多因素，从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到修改后的反垄断法。金融化、撤销管制。猛降的资本税率和猛涨的工资所得税。私有化让公共部分的薪酬全部转移到CEO个人手中。安德森看向观众，问道“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人为这种戏剧化的收入分配的转变正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