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英：我的成长、挣扎、与抉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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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到奖学金的学校当中，我原选择到普林斯顿大学，但因为学习领域的关系，出国前改变心意，转往史丹福大学 （编注：即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下同） 。我非常努力，也因为全心投入，不但重拾儿时热诚，同时深深感受到学术研究带给自己的喜悦，并在第4年获得全美Alfred P.Slo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Fellowship的肯定。另一方面，我和男友费心地维持长距离的恋情，我的奖学金以及他的薪水，大部分都花费在越洋电话(那时很贵，好像1分钟2块多美元)以及飞机票。虽然我很喜欢美国的学术及生活环境，但长时间的分隔两地，让我觉得有责任赶快返国，加上独自1人在国外面对许多事物，还要维持长距离关系，同时与母亲抗战中，虽然因为没有立即性，与母亲的冲突并不大，但总是有些疙瘩及隔阂，这一切都让我感到疲累。我4年完成学位，在没有询问任何师长朋友的意见及建议下，我执意只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1年，便要回台湾。 这是我在学术路上第1个关键错误，我应该虚心地请教别人的意见，在国外多磨练几年，让自己的能力成熟一些，同时建立好联系，这对自己以及台湾的学术发展，都比较有帮助。 高等研究院的学期很短，4月1日就结束了，加上自己归心似箭，冬天还回台湾一趟，我并没有好好把握这个重要机会，多认识及熟悉同一年在研究院的许多知名数学家及未来明星。

经历了许多事后回首前尘，我发现面对问题的态度，以及危机处理，才是影响后续发展的最大关键。唯芳在前几期的文章中提到她的经验，很佩服她能采取非常有效而且正面的方式，处理遭遇到的困难。我好像一直没发展出这份能力及技巧。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忠于自己的选择，是我的最大优点，但缺乏弹性，不晓得割舍及放手的重要，遇到问题只会靠意志力蛮干，当意志力无法支撑或解决时，便束手无策，任自己浮沈其中，让我这一路走得特别辛苦。虽然在重要的事情，我有时会很坚持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事务，我常是随和地顺着其它人的意见。小时候，由于母亲总是为我着想，加上我大多没注意到别人的想法，所以这样的习惯，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形象逐渐转变成「善体人意」，不习惯在小事冲突及对抗(很费神耶)，常带给我很大的负担及心理压力。由于很清楚周遭人的意愿及想法，意见不同，必须在心底天人交战，对抗挣扎的机会便增加许多，无论最后是无奈的拂逆对方或勉强的委屈自己，都让我不愉快。

我没有考虑周详及作好准备规划，一回台湾就让自己陷入多重困境当中。第一个困境是，新科博士正要开始完全的独力研究，有许多事需要学，也有许多能力需要磨练及发展，而第一次教书不但需要花许多时间准备，还会将时间切割成零星的片断，这是在学术路上辛苦而且关键的时期。另一个面临的困境是，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与平衡，我回国后不久结婚，2年后生产，这些都需要我许多精神和心力，以致像蜡烛两头烧，疲于奔命。再一个困境是，我没意识到由于长期分隔两地，我和男友的许多想法和经验已经不同，我们需要时间再熟悉，也需要时间取得我母亲的完全谅解和接纳。马上进入婚姻，让我们少了一段重要的缓冲时间，更严重的是，我们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两个人，即使相恋多年，一旦共同生活，还是有许许多多要调整的地方，必须经过一段辛苦的磨合期，才能逐渐适应，并建立一套稳定的互动模式及新的家庭文化。对于平等的两个人，习惯不同时，还能透过讨论或拉距战后解决，但如果是1个人孤身进入另一个大家庭，由于力量悬殊，很抱歉，有问题、必须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我们两个的家庭文化及互动模式很不相同，甚至南、北部的闽南话说法也不同，自己习惯的一切，似乎一夕间，全变成错的，必须改成另一个样子。我家很少发生冲突，即使心情低落，也不会影响到其它事务，或对家人发脾气，许多事不用开口，其它人自然会为你着想考虑。他家的文化却是很不同，言语上的针锋相对是常态，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父母与子女间，也不例外一律平等。笑脸迎人，可能会撞到一堵墙，说话要大声、用抢的，否则可能没人会听，但大家似乎毫不在意，发过脾气后，一下子就雨过天晴，亲密如昔，而这一切却让我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干扰及波动。我受的庭训，是尊敬顺从长辈，看到婆婆忙或很累时，我无法袖手旁观(其它人好像没感觉，除非大声提出要求)，但自己却可能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大学教职的工作时间深具弹性，不注意保持原则，任由其它事物侵入，许多宝贵的时间常常就这样一点一滴流失了。

我虽然回到台湾，但期待自己能和在美国顶尖大学的过往朋友有相同的研究表现，这带给我很大的压力，即使持续努力，却是效率不高，特别其中一个我很想完成的计划，迟迟无法突破，与国外同僚的学术成就，似乎距离越来越远，也感觉逐渐被推离学术中心。在工作上吃力地摸索及孤军奋斗，回到家中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也无法放松安歇，这让我的身心更加疲累。我先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有那么多情绪，认为一切都是我自寻烦恼，我的埋怨、不满及争吵越来越多，而在大家庭的庇护下，传统的男女分工不公更是无法憾动。由于曾经为这分感情付出许多努力，对比于过往的契合及甜蜜，失落及挫折也更深。工作与家庭的分身乏术，时间永远不够用，加上寄身于大家庭中，与朋友日渐疏远，联系也越来越少，我逐渐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但爱的行囊完全枯竭，内藏的刚毅性格也逐渐被磨损击溃。

我在4年后回到史丹福大学访问3个月，久违的自由及个人空间，让我终于能透一口气，也顺利解决最想完成的计划，这个研究成果不但让我获得国科会杰出奖及其它荣誉，也让我顺利升等教授。虽然之前我对自己的研究一直不是很满意，但现在平心回想及比较，我是太心急了，当时我的研究成果，与美国大部分同辈相比，其实是毫不逊色。完成这项研究，让我在学术路上再度站上不错的位置，但我却还是没将研究摆在优先，一些错误决定以及后续发展，使我无法专心于研究，不但没能好好利用已经累积的动量，错失发展的好时机，接下来10年的荒废及停滞，更是让些许差距变成鸿沟。我2006年到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全球数学家大会，有许多认识的朋友获得大会邀请讲员的荣誉，我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却也懊悔自己错失了许多时光，其中一个朋友的经历，更是引发我许多感触及启发。不要放弃，是终于能走出一片天空的最大关键，有时，你可能必须选择一条很辛苦，或者非常崎岖曲折的路径，但唯有不放弃，持续前进，才有机会抵达目的地。这位朋友和我同一年进史丹福博士班，她攻读博士期间并不顺利，比我晚3年取得学位，毕业后由于不景气，工作也不是找得很理想，有几年到欧洲做博士后，也辗转到不同的学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必须和她的男友分隔两地，但她不气馁，也不放弃，终于做出非常杰出的研究工作，也获得许多肯定。我的起步比她顺遂许多，曾经有很好的机会，却没能好好把握，而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不但没能在遇到困难及挑战时茁壮成长，反而让困境无限扩大，甚至将自己完全淹没。

我的母亲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付出全部心力，这是我所认识的母亲角色。但当我身为母亲，我却没办法做到如此，我有自己的工作生涯，有许多想做的事，罪恶感、愧疚感与压力焦虑，常如影随形交织在一起。我想扮演好每一个角色，但事实上我无能为力，「自我」更是很轻易在其中被遗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找不到生命的出口，也无法安顿自己，我不快乐，因此我也没办法带给别人快乐。但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除了抱怨与不满外，我没什么积极作为。经过很久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很多事其实是一个选择，我们必须要能接受现状，却也不要放弃梦想及希望。我从不曾抱怨过自己的家庭，也不曾希望它有所不同，因为它是我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我有严重的脊椎侧弯，动手术矫正后，上半身打了6个月石膏，我没有怨天尤人或设想如果这没发生在我身上，我有个缺陷，OK，that is it，它是我的一部分，不应该再扩大成其它缺陷。我不知道自己何时遗忘这项好的特质，有时心理障碍比现实困境，带给我们更多影响。当我们接受现实的局限，承认自己的不足时，我们会更自在地寻求协助，或在其中找到一条并不完美的最佳路径。我们女性应该将自己的志向及生涯(如果在乎的话)，放在一个明确的重要位置，这并不意谓我们要完全牺牲家庭，如果能重来，我生产后会请育婴假，但依然自在地找人帮忙照顾，如此我会有更多的时间专注研究，以及陪伴女儿。一些国外男性同僚，也会因为家庭因素或照顾家中小孩，而减少活动或完全避免远距离及长期的访问，但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事业，研究依然做得非常杰出， 家庭羁绊不应该构成借口，心态才是最重要。

在徬徨摸索期间想过许多事，情绪起伏像走过死亡的幽谷，其中唯一值得提的是，我投注许多时间在教育。那时社会上对建构式数学，以及九年一贯有许多批评，在女儿上小学前，我觉得有必要花时间了解她即将面临的教育制度及内容。花时间阅读各版本的建构式数学教材，以及九年一贯纲要后，我发现许多严重的问题，因此写了一些文章发表意见，也和几位数学界同僚一起去见当时的教育部长黄荣村先生，提出我们的看法及忧虑，企图弥补修正已造成的伤害和缺失。从国际比较、纲要修订、与数学教育界争辩论述，到后来负责衔接补强计划，以及担任国立编译馆教科书审查的主任委员，有5、6年的时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份量几乎是另一个全职工作。虽然这些事琐碎庞杂，但只要用心而且愿意花时间，就能看到成果，由于专注，我的情绪逐渐平复，生活渐渐步入常轨，同时我和先生女儿搬到宿舍，有了完整的独立空间。

会投入教育改革，主要是基于无法坐视的责任感，但我的本业是学术研究，扪心自问，我在哪件事才是不可取代?我迫不急待返回研究工作，同时因为已错失许多时间，我更积极地加倍努力，目的不是要超越别人，只希望能利用最后的机会，做一些让自己满意的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