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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西湖大学”)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西湖大学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开创了民间筹资建校的先河。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通过视频祝贺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辞中表示:假如我年轻的话,我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队伍。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的、含理工生命等多个学科的小型、综合性、剑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说:“她寄托着社会各界的厚望,承载着一代人的梦想。”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七位西湖大学倡议人正式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支持。2015年12月1日,西湖大学正式在杭州注册成立。
西湖大学组建四个研究所,其中,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领衔生物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领衔基础医学研究所,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领衔理学研究所,力学家、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领衔前沿技术研究所。
西湖大学已完成2次全球招聘,四个研究所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及其他顶尖人才领衔,预计将有200名教授,近2000名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博士生培养。
以下是施一公的故事:
他突然回到中国,让美国所有人都震撼了!!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施一公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他们有一对龙凤胎儿女。
2008年,美国着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向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美藉华人施一公颁发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当时,从事细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症治疗的研究上开展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他的实验室占据了整个大楼的一整层,并获得每年二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但让美国人震惊的是,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
为此,他回绝了美国人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施一公回国后,任职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现在,他已成为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
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很多人其实没有太过直观的印象。
通过Scopus数据库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论著,发现施一公先生这些年来总共发表了167篇重量级论文,而其中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顶尖期刊上的顶尖论文就高达76篇。(青塔)
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职回国后,以清华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的论文就高达60篇。
(图片来源:青塔)
最后,附上两篇演讲:
施一公演讲: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施一公质朴动人演讲:我们缺什么?
如果今天的演讲有一个标题的话,就是:我的科研动力。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地区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 ── 小郭庄 ── 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镇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回报。父亲去世后,我真的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谢谢大家!
这个人的回国预示了中国科技势必崛起!
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是拥有强大且众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于国家利益和战时需求,美国依靠以“阿尔索斯”命名的美军侦察部队,通过强制和非强制手段,把战败国德国、意大利的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带到了美国,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军工领域的专家。这些人才对美国二战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连续修订、出台了《美国竞争力法案》、《加强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及数学教育法案》等一系列有关国家未来科技人才发展规划的重要法案及政策,整体反映出美国政府的人才战略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如今,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与美国却依然有不小差距。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顶级科技人才问题。要向美国学习,吸收全球顶尖人才。
施一公曾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如今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他还回绝了美国人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科技上真正渐渐拉小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这样的人才,不惜放弃自我的无限前途和个人梦想,而只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红旗在飘扬!
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像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等,相对于明星艺人,这些人更值得获得认同的地位和掌声!
我们欠这些科学家一个由衷的鞠躬!
当然,我们在新年更应向他们拜个年!
来源:vcpema综合自:互联网掌控主编贺博 ID:hulianwangzk、青塔等、清华研读间(qinghuayandujian)、赛先生(iscientist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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