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西湖大学”）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西湖大学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开创了民间筹资建校的先河。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通过视频祝贺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辞中表示：假如我年轻的话，我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队伍。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的、含理工生命等多个学科的小型、综合性、剑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说：“她寄托着社会各界的厚望，承载着一代人的梦想。”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七位西湖大学倡议人正式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支持。2015年12月1日，西湖大学正式在杭州注册成立。
西湖大学组建四个研究所，其中，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领衔生物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领衔基础医学研究所，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领衔理学研究所，力学家、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领衔前沿技术研究所。
西湖大学已完成2次全球招聘，四个研究所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及其他顶尖人才领衔，预计将有200名教授，近2000名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博士生培养。
以下是施一公的故事：
他突然回到中国，让美国所有人都震撼了！！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施一公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他们有一对龙凤胎儿女。
2008年，美国着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向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美藉华人施一公颁发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当时，从事细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症治疗的研究上开展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他的实验室占据了整个大楼的一整层，并获得每年二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但让美国人震惊的是，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
为此，他回绝了美国人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施一公回国后，任职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现在，他已成为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
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很多人其实没有太过直观的印象。
通过Scopus数据库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论著，发现施一公先生这些年来总共发表了167篇重量级论文，而其中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顶尖期刊上的顶尖论文就高达76篇。（青塔）
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职回国后，以清华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的论文就高达60篇。
（图片来源：青塔）
最后，附上两篇演讲：
施一公演讲：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