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牛力 | 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华筹办工科大学计划始末

1921年10月29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有关东南大学的消息：“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久欲在中国筹办工科，因无相当学校可以合办，故迟迟未果。今见该校注重工业，特派造桥大王沃特而Waddell氏及工程师麦洛埃Meloy氏来校视察一切，并代表与该校订立草约一件。”该新闻还将草约内容悉数披露，包括中美各自承担的出资责任、董事会构架、学科与课程设置等事项。是时，东南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创办，甫于1921年秋开校，根基未稳。东大若能与哈佛、麻省理工合办工科，对办学水准和影响力的提升都大有裨益。然而，此事悬置数年，始终没有进展。校长郭秉文声称曾数度催促美方，但始终未得到确切答复。1924年4月，东大以江苏省核减办学经费为由裁撤工科，在校内外激起轩然大波，最终引发1925年易长风潮。

国内学界对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华筹办工科大学计划的研究，囿于海外史料的缺乏，仅有部分东南大学校史的研究者略微提及此事，且仅涉及东大争取与美方合作的部分举措。事实上，该计划酝酿于中国，发起于美国，先后牵涉中美多所大学，在两国的学、商、政三界均产生了广泛回响，故有必要从中美两国搜集史料，以构建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此外，对哈佛与麻省理工在华筹办工科大学计划的探究，亦有必要置于五四前后中外教育交流热潮的历史语境中来审视。就国际环境而言，中华民国的建立激发了外国政府、在华教会、国外大学与基金会等组织在华开拓文教事业的热情。一战之后，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国际上有一股推动各国之间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潮流。民国初年中国大学大量延揽归国留学生担任教员，课程、教学和学术风气为之一新，在制度变革方面亦以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大学体制为参照，推动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此时期中外学者和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对于五四前后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学界更多地着墨于罗素、杜威等外国名家来华讲学，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等成功的合作项目，对于一些隐而不彰或失败的案例则缺少关注或深入的探析。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此时期的中外教育交流项目往往受到多重因素互相激荡的影响，从规划到落实的每一步也都会面临诸多现实的困难和挑战。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哈佛大学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文献，拟对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华筹办工科大学的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梳理，并基于此案例探讨近代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热潮中的困境。

一、 缘起：

在华筹办工科大学计划的倡议与初期筹备

1920年12月15日，在哈佛大学校内举行了一场有关在中国创办一所工科学校的午餐会。在16名参会者中，有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前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以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系主任和多位教授。此外，还有几位在中国有工作和生活经历的人员，包括曾在中国海关供职多年，退休后居住于麻省剑桥的哈佛校友杜德维（Edward B. Drew）、墨贤里（Henry F. Merrill），正在美国从事募捐活动的雅礼大学（College of Yale in China）湘雅医学院院长胡美（Edward H. Hume），以及耶鲁大学远东现代史教授、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董事会主席卫斐列（Frederick W. Williams），此外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校友、通用电气公司远东事业部工程师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L. Clark）。该聚会的召集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生物系主任威廉·塞奇维克（William T. Sedgwick）以及他的学生——哈佛大学卫生工程学教授乔治·惠普尔（George C. Whipple）。胡美在这个时期正通过耶鲁大学的校友会网络，在美国多地旅行并发表演说，为雅礼大学宣传和募资。他和塞奇维克是校友，两人本科均毕业于耶鲁大学，也都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很可能正是因为校友的关系，胡美联系了塞奇维克，后者进一步组织了这场午餐会。

卫斐列向与会者报告了雅礼协会在华教育事业的历史和发展规划。他介绍说，雅礼协会自1906年创办以来日益壮大，且越来越多地得到来自中国社会的支持。在当年12.5万美元的预算中，仅有大约3万美元来自在美国的筹款，其余部分则来自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湖南省政府的资助以及学生的学费。雅礼大学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发展成为“一所一流的大学”。然而，仅靠耶鲁一所大学的力量是不可能达成这个目标的，因此雅礼协会董事会提议组建“美国联合大学”（Union American University），呼吁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院校合作，每所大学分别负责某个学科的建设工作。正是出于这个目标，雅礼协会董事会邀请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加入进来，承担起建设一流工科的任务。随后，胡美阐述了在长沙与雅礼大学合作建设工科学校的优势。不过，他同时也坦言与雅礼合作并非唯一的方案。他更希望让大家认识到在中国建设一流工科学校的必要性，也期待能有更多的美国大学可以合作推动中国教育与社会事业的发展。随后，克拉克报告了当时中国工科教育的发展状况，建议参照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标准来打造一所工科学校。与会者们对哈佛与麻省理工合作在华发展工科教育的计划进行了讨论，最终投票决定，提请洛威尔校长任命一个由两校代表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负责该计划的推进工作。

就号召美国大学在长沙合作建立“美国联合大学”的计划而言，胡美是这个方案的首倡者和推动者。他于1906年到达长沙，从开办医院到创办医学院，一直是雅礼协会在华教育项目最重要的骨干和领导者。1920年6月，雅礼协会董事会成员之一的安森·斯托克斯（Anson P. Stokes）到长沙访问。胡美向斯托克斯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提议在雅礼大学的基础上建立“美国大学在华使团”（American University Mission in China）。具体而言，雅礼大学作为该综合大学的文理学院，将继续由耶鲁大学支持；医学院由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其他有高水平医学院的美国大学联合建设；工学院则由麻省理工学院或康乃尔大学负责；别的美国大学也可以根据其所擅长的学科参与其事。显然，这个方案与卫斐列代表雅礼协会董事会在午餐会上报告的内容基本相同。事实上，胡美在1920年10月返回美国之后，即着手跟一些美国大学商讨在华合作计划。据巴尔的摩《太阳报》（ The Sun ）报道，胡美访问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洽谈合作举办医学院一事。在1921年6月雅礼协会年会上，卫斐列在报告中对胡美的工作予以高度赞赏，称这一年是协会历史上的“胡美年”（Hume year）。他满怀憧憬地说：“我们的一些姐妹院校正在制订计划，将会为我们在中国的学院增加更多的学科，假以时日它将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中心。”

在胡美最初的方案中，雅礼大学工学院的合作对象是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后来的方案之所以演变成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联合在华举办工科教育的计划，实与两校在公共卫生学和工程学方面的合作历史有关。哈佛与麻省理工毗邻于麻省剑桥的查尔斯河畔，素有合作，甚至还曾正式探讨过整体合并的议题。191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与卫生系主任米尔顿·罗森劳（Milton J. Rosenau）教授与应用科学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s of Applied Science）的惠普尔教授一道，联络了麻省理工大学的塞奇维克教授，共同发起成立了两校联合举办的卫生官员学院（School for Health Officers）。该学院是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建制的公共卫生学院，1922年完全由哈佛大学办理，并更名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在工程学方面，两校于1914年签署协议，在工科教育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为学生提供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公共卫生工程、采矿与冶金工程等多个方向的课程。直到1919年哈佛大学工程学院（Harvard Engineering School）正式创立，两校在工程学方面的合作协议才告终止。1920年前后，两校在工科领域仍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也奠定了两校在华筹办工科教育机构的基础。

1920年12月21日，洛威尔校长致信墨贤里，请他出任中国工科学校委员会（Committee on An Engineering School in China）主席。后者很快复信同意。24日，洛威尔进一步任命了委员会中的其余四位成员，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事务主任阿尔弗雷德·伯顿（Alfred E. Burton）、哈佛大学工程学院院长赫克托·休斯（Hector J. Hughes）、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主任杜格尔德·杰克逊（Dugald C. Jackson）和哈佛大学卫生工程学教授惠普尔。洛威尔在给委员会的任务书中指出，委员会的职责是考察在中国建立一所工科学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最终的目标是比照北京协和医学院，按照美国大学的最高标准在中国建立一所工科学校。此外，委员会还需负责组建三人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其成员必须能在工程学领域从事教学工作，且具有高尚的个人品格，将来若能在筹划中的工科学校任教或担任管理职务更好。

委员会很快行动起来，在1921年1月撰写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工科学校计划书》。这份长达12页的计划书基本上按照午餐会的讨论意见，详细阐述了在中国建立一流工科学校的必要性，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方式，学科、课程、师资和设备等办学条件，并且预估了项目所需经费。关于学校的组织方式，报告指出哈佛和麻省理工应出面组建一个联合董事会，在马萨诸塞州议会申请特许状，以便能够保证学校的法律地位并有资格授予学位。这所中国工程学校在法律上将是独立的，同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都没有法律和经济上的关联，它们之间是“学术伙伴和合作”的关系。哈佛和麻省理工将选派教师到该校任教，以保证其在教学质量上与美国大学有同样的高水准。就中美两方各自承担的责任来说，报告指出，鉴于中国将是这所工程学校主要的受益方，因此该校所需要的资金将由中国人自己筹措。哈佛和麻省理工将负责为学校提供教师和办学理念，同时通过董事会提供必要的监管保障。在关键的办学经费问题上，报告做了初步的估算，预计共需筹措21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报告还特别强调，欢迎对中国抱有友好态度的美国人提供一些前期资金，“但是除非中国方面同意永久性地资助这所学校，不然这项计划就不会实施”。此外，报告也谈到了学校的选址，指出尽管已与雅礼协会有所协商，但校址问题仍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进一步建议。

在中美两国均有广阔人脉的墨贤里在1921年初拟定了一封公函，计划将其与《中国工科学校方案书》一起寄给中美两国可能对工科学校计划有兴趣的贤达人士。墨贤里在信中写道：“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当前需要采取的第一步是探明是否有可能在中国获得足够的经济资助，以建立并运作一所高标准的工科学校。” “在中国”这个词语下方特别加了下划线以示强调，清晰地表明了委员会最关切的是在中国筹资的问题。此外，有关项目的可行性、选址、中美合作方式等方面，委员会也希望收信人能提供建议。稍后，这封信和备忘录在2月底被寄给了十几位中美贤达，包括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克兰（Charles R. Crane）、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山西省长阎锡山、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 Aglen）、广州政府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伍廷芳、上海通商交涉使陈贻范、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 H. Pott）、北洋政府政治顾问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前内阁总理唐绍仪、驻美公使施肇基、广州政府前外交次长王正廷。

委员会在推进工科大学计划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很重视跟当时就读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合作。中国留学生们得知计划之后非常振奋和热情，两校中国学生会分别举行会议商讨，并各选出两名代表，在3月份正式组建了联合学生委员会协助推进计划。4月8日，留学生联合委员会提出了多项建议，主要包括：首先，任命一个在中国的本地委员会，以便跟美国委员会对接，并落实在中国的具体实施工作。留学生们建议委员会成员为：王正廷、实业家张謇、交通部路政司司长王景春、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前教育部次长袁希涛以及哈佛大学校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其次，提供了一份24人的大名单，供进一步寻求支持或资助，其中包括黎元洪、叶恭绰、范源濂等政府高官和穆藕初等工商界领袖，也有郭秉文、张伯苓等大学校长和教育界人士，还有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数位杰出校友。留学生委员会还建议，将学校设在上海为宜，一方面能沟通工商界，另一方面可以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或圣约翰大学合作。此外，留学生们还将公函和计划书翻译为中文，以便在中国分发。中国工科学校委员会采纳了留学生委员会的部分建议，给王正廷等五人写信邀请他们在中国组建本地委员会，也给更多的中国要人寄出公函征求意见并寻求支持。工科学校委员会在2月和5月分两批发出征求意见信。与此同时，委员会还着手跟有可能为计划实施提供前期资助的一些美国工商业人士取得联系，试图募集1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其中最初联络的就是哈佛校友、摩根银行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W. Lamont）。

从4月到7月，委员会陆续收到了大部分咨询对象的回信。就在中国建立工科学校的必要性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咨询人都给予了肯定的回应，认为当时中国非常需要高水平的工科教育，对哈佛和麻省理工有意在中国筹建一所工科大学的计划也表达了赞许和期待。在学校的选址问题上，相当一部分人建议建在上海，几乎没有人支持在长沙建校，因为他们认为长沙太容易受到政治和军事动荡的影响，而上海的局面则相对平稳，且与工商业和制造业的关联更为密切。关于学校的组建方式，不少人建议美方应与中国已有的大学合作。作为在华举办工科大学计划的最初提出方，雅礼协会热切地希望哈佛和麻省理工能在规划过程中就跟雅礼协会保持沟通与合作。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Henry W. Luce）、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都明确表达了跟哈佛和麻省理工合作办学的愿望。张謇也提及，他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颇有兴趣跟美方合作。此外，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不仅来函说明了深切的合作意愿，还寄来了东南大学工科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然而，就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筹集办学经费的问题，大部分人都认为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金。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克兰委托的回信人在内，好几个人都谈到，北京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导致北京的公立大学教师们发起游行，因而想从财政拮据的中国政府那里获取资助的可能性很低。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直率地指出，中国政府在财政上处于无力偿债的破产状态，根本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工科大学计划。陈贻范提到，当时中国的商业贸易正处于萧条期，中国民众也普遍缺少为社会福祉捐款的公共精神。卜舫济则认为，很难从中国政府和民间筹集资金，除非在美国募集到大笔资金，否则工科大学计划不可能成功。穆藕初的意见最有戏剧性。他首先指出，工科大学计划打算募集的资金量根本算不上巨大，“可以从我们中国商人这里轻易获得”。然后，他花了大段篇幅批评清华派遣学生留学的效果，认为应当把部分或全部的庚款经费转给工科学校，不足部分再从中国商人那里筹措。概言之，在最为关键的筹款问题上，委员会得到的意见总体上来说比较悲观。墨贤里在给克拉克的一封信中谈及当时正在美国积极从事筹款工作的岭南大学校长晏文士（Charles K. Edmonds），不由得感慨：“如果一所稳固且成功的学校都经营得举步维艰，那么一所尚在构想中的学校的前景想必也是黯淡的。”

二、 错位：

麦洛埃与沃德尔的中国行

洛威尔校长在任命中国工科学校委员会时，即计划派遣一个考察团到中国开展实地调研。大约在1921年3月初，年轻的工程师托马斯·麦洛埃（Thomas Meloy）听闻该计划，主动与委员会取得联系。麦洛埃于1915年在哈佛获得学士学位，1917年在麻省理工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他即将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遂自告奋勇地向委员会提出可以代为开展前期调查。按照委员会最初的规划，考察团成员须为资深工程学教员，初步方案是在该年夏天请伯顿、惠普尔两位教授前往中国。尽管麦洛埃是两校的双重校友，但他显然未满足考察团成员的资格要求。不过，在委员会看来，能有一位校友利用工作之便做一些考察亦是一件美事。于是，委员会与麦洛埃面谈后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意他就该计划在美国和中国开展调查。哈佛大学工程学院主任休斯教授代表委员会为麦洛埃出具的介绍信中明确写道：“麦洛埃并不是委员会的正式代表，他开展调查工作是其自费行为。尽管如此，委员会希望他能够提供宝贵的一手信息，以便有助于我们解决现有的问题。”

麦洛埃在4月底赴中国之前，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地区拜访了一批相关人士，征询他们有关工科大学计划的意见，包括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若干专员、银行家拉蒙特、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主席费礼门（John R. Freeman）、国际教育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主任史蒂芬·杜根（Stephen P. Duggan）、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圣约翰大学董事约翰·伍德（John P. Wood）以及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等人。在3月15日给墨贤里的信中，麦洛埃报告了他在纽约的调查。他宣称，纽约的华人认为工科学校一定能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他们毫不怀疑可以从中国筹措到支持此目的的资金”。麦洛埃还谈了自己的感想：“我越是深入探究此事，就越发相信这项计划恰逢其时，而且切实可行，一定会得到真诚的支持。”为了便于在华开展调查工作，麦洛埃还分别从胡佛、芮恩施、费礼门那里获得了介绍信。胡佛在介绍信中赞扬麦洛埃所从事的工作“将特别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之间更好的商业利益”。

麦洛埃在4月25日即将赴华前给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调查备忘录，详细记录了受访者对工科大学计划的建议，也陈述了自己的初步意见。备忘录指出，中国非常需要一流的工科学校，经费可以通过美国工业界、中国的受益方等多个与学校有关联的途径筹措。关于学校的组织形式，哈佛和麻省理工既可以与雅礼、燕京、圣约翰等教会大学合作，也可以与上海和北京的中国公立工科学校合作，若从完全掌控学校的角度出发，也可以新建一所学校。麦洛埃称：“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对创建一所能够开展大规模工科教育的学校感兴趣，因而或许应该让中国人自己来发起这项事业”，然后，国外的资金和工程学教员再进入学校。

6月5日，麦洛埃抵达上海，与其同船来华的还有知名工程师约翰·沃德尔（John A. L. Waddell）。沃氏擅长桥梁工程，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曾主持设计和建造过大桥。他在1882年应日本政府邀请，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工程学教授。民国初年，沃德尔被聘为北京政府交通部顾问，多次来华从事桥梁勘测和设计工作。1921年，交通部聘请沃德尔担任黄河新桥设计审查会评审顾问。这正是他此次来华的目的。沃德尔尚在美国时，中国工科学校委员会就曾非正式地征询过他对计划的建议。委员会成员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主任杰克逊教授在4月中旬见到沃德尔。杰克逊向沃德尔提及工科大学计划，后者表示非常感兴趣。鉴于沃德尔的资历和声望，杰克逊建议墨贤里将工科大学计划书寄给他，并寻求与他合作。墨贤里在5月5日给沃德尔寄去计划书。然而，他已于4月23日离开纽约前往中国。总之，沃德尔和麦洛埃在前往中国之前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跟工科大学计划发生了联系。两人似乎是在船上相遇，并且谈到了工科大学计划。沃德尔邀请麦洛埃担任其在中国的助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二人一同在中国工作和旅行。

麦洛埃抵达上海之后很快拜访了一些相关人士，收集对于工科大学计划的意见。根据麦洛埃的报告，上海的麻省理工与哈佛校友对计划充满热情，两校校友会打算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推动该计划。他还与中美工程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进行了初步沟通。在6月9日写给墨贤里的信中，麦洛埃说中国人认为在中国为计划筹集资金的想法是“不现实和不明智的”，经费应该由中美双方共同承担。中国人一致反对选址长沙，反对模仿雅礼的制度来办工科大学。他介绍了郭秉文提出的合作条件，其中包括：将办学经费交给美方使用，允许外国人担任工科大学的负责人，将工科搬到上海等。麦洛埃还称已与王正廷、穆藕初、聂云台等人取得联系，即将拜会张謇，并相信可以从这些要人那里筹集到1万美元，以赞助美方正式考察团赴华。

与此同时，胡美也于6月11日从美国返回上海。然而，他提供了与麦洛埃不一样的报告。胡美在给克拉克的信中说，他在抵达上海当晚便邀请包括麦洛埃在内的六名美国人，于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的公司会面，共同商讨工科大学计划。按照胡美的理解，哈佛和麻省理工会出资发起成立学校，待确定好校址和办学方式后，再从中国社会寻求支持。根据包括雅礼大学在内的美国在华教育项目的筹办经验来看，都是美方先投资把学校建立并运作起来之后，才有希望逐渐从中国筹资。麦洛埃告诉他，墨贤里和工科学校委员会的意思是让中国方面先筹集足够的资金，然后哈佛和麻省理工再参与进来，提供办学方面的支持。显然，在工科大学的筹办策略方面，胡美与麦洛埃、工科学校委员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根据胡美的报告，参会的两校校友都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能捐出大笔资金，甚至连赞助考察团来华调研的钱都难以募集到。麦洛埃在会上也报告了郭秉文提出的合作办学条件。胡美在给克拉克的信中称：“与会的美国人对这项提议大感震惊，他们都不敢相信郭秉文有权承诺并有能力兑现如此巨大的协议。”参会者认为，最紧要的是派遣一个正式考察团到中国来进行详细调查，此前不宜采取任何行动。12日晚，胡美进一步跟包括牛惠生、余日章等在内的哈佛和麻省理工的中国校友会面。中国校友也称，没有信心能够在中国筹集足够的建设资金，也希望母校派出考察团来华调查。总之，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况和意见分歧，胡美建议先进行充分的调查，掌握充足的信息，而不是急于行动。

对照麦洛埃和胡美在6月中上旬寄给美方的信件来看，二者的报告存在一些不合之处。概言之，麦洛埃传递的是令人振奋、前景光明的信号；胡美表达的则是更为现实和艰难的状况。若参照委员会此前收到各方的公函回复来看，胡美的报告与大多数咨询者提供的信息更为贴近，麦洛埃似乎掩盖了部分事实，也更多地掺入了他自己的意见。而且，克拉克在收到胡美的信不久之后，也收到了麦洛埃的一封信。麦洛埃在这封信里对胡美个人，以及他所力推的美国联合大学计划进行了直接的批评：“坦率地讲，我认为我们应当放弃选址长沙的可能性以及胡美的建议。他是个好人，是他最先提出了这个计划，他的协助也很宝贵，但是如果我们还继续跟他的意见紧密地保持一致的话，在我们最好的帮助者看来，胡美会拖累我们的。”克拉克与工科学校委员会始终保持着联络，他在7月底将此信抄录给委员会，并对麦洛埃在给工科学校委员会和他自己的两封信件中，采用明显不同的口吻谈论中国的情况表示了质疑。

离开上海后，麦洛埃随沃德尔北上。6月17日，他在北京拜访了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华医社主任顾临（Roger S. Greene）。实际上，顾临大概在2月就知道了工科大学计划，并向委员会提供了一些建议。顾临特别叮嘱麦洛埃：“在对中国工科教育的状况完全了解之前，要非常缓慢地推进此事。”顾临的意见与胡美是一致的，这也是众多在华有实际教育和工作经验人士的意见。6月29日，中美工程师协会在北京举行晚宴欢迎沃德尔。在这场70多人参加的宴会上，沃德尔被一致推举为协会的荣誉会员。在演讲中，沃德尔说他在纽约与杰克逊教授谈过工科大学计划，并表示“愿尽全力促成此目标”。沃德尔介绍了麦洛埃，称他是工科学校委员会派到中国的“委托代表”（accredited agent）。“随后，麦洛埃介绍了工科大学计划，他说美方委员会还在筹划阶段，“确定的计划和充足的资金担保必须首先从中国来”。他提议中美工程师协会要在筹建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对于麦洛埃的建议，与会者予以热烈的回应，会后便组建了一个由会长邝景扬牵头的委员会负责具体推进工作。显然，无论是沃德尔的介绍，还是麦洛埃的演说，都超越了工科学校委员会给予麦洛埃的身份和职责，而且麦洛埃已经开始积极地着手在中国运作规划和筹资事务。

7月底，沃德尔和麦洛埃分别给美方委员会致信。两封信在谈到工科大学计划时，要点基本一致。两封信都声称，在中国的行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据二人报告，哈佛和麻省理工两校在华北的校友会、中美工程师协会和中华工程师学会四个组织共同组建了“推动中国工科教育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n China）。该委员会计划寻求上至徐世昌总统在内的中国政界和工商界名流的支持和赞助，还打算在中国承担起筹款的任务。两人都在信中建议，美国的委员会不要派考察团到中国来，而应当直接与中国的联合委员会合作，不加干涉地让后者自行筹划和推进项目。待时机成熟，中方自会邀请美方，届时两校派人来华即可。二人报告称，中国人都讥讽原计划总共募集21万美元的金额实在太少了，希望将金额提高到100万美元，这样才能产生足够的号召力，保证所举办的学校不至于像“三流的小教会学校”一样。他们宣称仅在华北就能轻松筹集50万元，加上华中和华南地区则更加乐观。在办学方式上，二人都认为，中国人想要新建一所大学，而非与已有的大学合作，尤其不要跟教会学校扯上关系。沃德尔在信中对麦洛埃大加赞扬，说他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展现了卓越的才能，建议委员会允许麦洛埃“在‘联合委员会’中正式地（officially）代表你们”。依此可知，沃德尔实际上知道麦洛埃并非正式代表。最后，麦洛埃在信中继续借中国人排挤胡美：“他们完全反对跟教会发生任何关联，而且一些人还对胡美非常敌视。”他还报告说，中国人强烈拒绝让胡美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他加以劝解仍无济于事。

8月24日，联合委员会致信中国工科学校委员会。信中所宣称的联合委员会发起建立的原因和职责与沃德尔、麦洛埃的信中的内容完全一样。而且，这封信直截了当地写道：“我们请求您们将来跟中国所有的正式沟通都直接交给本委员会，以便在中国发布的全部消息都来自于唯一的渠道。”联合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五人，主席是中美工程师协会的会长邝景扬，副主席是慎昌洋行（Anderson, Meyor & Co.）的美方经理，司库和中文秘书分别是哈佛中国校友会和麻省理工中国校友会的会长，由麦洛埃担任英文秘书。显然，除麦洛埃以外的几个人多是因其职务而在执行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个人都不太可能亲自参与具体事务。而且，联合委员会的通信地址为北京南池子门神库，正是麦洛埃在北京的通信地址。综合沃德尔、麦洛埃、联合委员会发给美国委员会的报告看，麦洛埃和沃德尔一方面已经以工科学校委员会正式代表的身份在华开展活动，组建并掌控了联合委员会；另一方面则以沃德尔的权威资格从旁游说，同时借用中国人的言论来排斥胡美，其根本目在于获取工科学校委员会在华的正式代表权。

对于麦洛埃和沃德尔在中国取得的“进展”，墨贤里感到欣喜和期待。他在回信中称赞联合委员会的成立是“一项特别令人高兴的成就，并表示将会尽快与之取得直接联系。在给其他委员会成员的信中，墨贤里再次表达了对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尤感满意，认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实际意义的一步，而且为我们在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对接的确定渠道”。对于麦、沃二人所提出的暂不派遣考察团赴华，由联合委员会负责筹资和选址事宜，以及开展大规模募资的计划等建议，墨贤里在回信中予以了肯定。不过，对于沃德尔建议授予麦洛埃正式代表身份的意见，墨贤里没有予以回应，对胡美和中国教会大学的评价问题也未置一词。胡美和克拉克对麦洛埃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委员会并未对此产生足够的重视。麦、沃二人传来的乐观消息让工科学校委员会感到振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公函回信普遍谈到的难以在中国筹款等方面的疑虑，工科大学计划的前景似乎又从黯淡转向光明。

三、 迷局：

错综复杂的东南大学合办工科大学方案

1921年初，工科学校委员会向中美要人征询意见时，雅礼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的领导者都表达了与哈佛和麻省理工合作办学的意愿。不过，由于计划处于征询意见阶段，美方委员会采取谨慎的态度，未与其中任何一所大学就合作事宜进行沟通。由于工科大学计划仅在少数中美要人的圈子中传递，除了上述几所教会大学以外，来自中国公立大学的回应寥寥。张謇曾表示他创办的河海工专有与美方合作的兴趣，而东南大学则更为积极主动。1920年12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筹建东南大学，以校长郭秉文为筹备员，设文理、农、工、商、教育五科。一个星期以后，哈佛和麻省理工发起在华筹建工科的动议。源起于中美两国的两项雄心勃勃的高等教育计划即将跨越太平洋相遇。

作为东南大学发起人之一的王正廷（后担任东大校董），也是工科学校委员征询意见的中方要人。王正廷在1921年4月18日写给墨贤里的信中高度称赞工科大学计划，还向墨贤里推荐了郭秉文，请郭就工科大学计划给出更专业的建议。郭秉文立即“与本校行政方面诸君商议，拟与哈佛、麻省两大学合办，籍使工科得以充分扩张”。4月20日，南京高师召开校务会议，郭在会上报告称：“现有美国哈佛大学及麻省工科大学拟在中国合设一工科大学，其一部分之经济人才，即由彼供给，刻已组织委员会计划办法，并拟派委员二人来华考察。特函达吾国著名个人征求意见。”校务会议决定向美方提议合办工科。22日，郭写信给墨贤里，建议由哈佛、麻省理工与东大合办工科大学。郭认为，对美方而言，与中国现有学校合办工科最为简便可行；对东大而言，则有助于该校工科的重组和扩充。郭在信中提出，工科学校由三校“联合管理”，“办学经费由三所大学共同承担，在中美两国筹集资金”。需要注意的是，美方原定计划明确指出，工科学校的办学经费须来自中国，而不是由中美分担。但郭秉文从一开始在校务会议上的通报中就认定办学经费系由中美共同筹集。

郭秉文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美方委员会及时回应。麦洛埃和沃德尔于6月5日到达上海，他们很可能并不知晓郭已直接向墨贤里提出合作方案。不过，因东大校董会6月6日在上海召开成立会，麦洛埃很快即有机会与王正廷、聂云台、穆藕初等东大校董谈及美方的工科计划。麦洛埃说他曾与郭秉文的代表面谈，郭秉文表示东大可将工科迁往上海，由外国人担任工科主任，学校由美方命名。东大代表还强调说，东大的经费主要来自江苏省公署，较少受北京政局的影响。在麦洛埃转述的东大方案中，东大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合作姿态，甚至不惜在提供丰厚资助的同时放弃对学校管理的主导权。这也难怪在6月11日胡美召集的哈佛、麻省理工校友会上，与会人员对麦洛埃报告的东大合作方案感到震惊和怀疑。

建议哈佛和麻省理工考虑与东南大学合办工科的人不在少数，除了与东大有直接关系的几位校董，顾临和孟禄（Paul Monroe）两位美国教育家也都有此意。1921年6月17日，麦洛埃在北京拜访顾临。顾临认为与现有中国机构合作建设工科大学更为可行，并建议麦洛埃对东南大学给予特别关注。他认为，东大教职员几乎全部由留美学生组成，他们理解美国的教育政策和理念，将大大简化双方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顾临还将此建议写信告知惠普尔，并由惠普尔转给墨贤里。

孟禄对东南大学也颇有好感。他于1921年8月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考察教育，同时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在华调查科学教育。此外，孟禄也是国际教育协会东方部的主任。该会主席杜根在孟禄来华前就曾向墨贤里推荐他，认为孟禄可对工科大学计划提供很好的建议。孟禄在华访问期间，对于东大的办学成绩极为推崇，认为东大是中国政府设立的最有希望的机构。在与稍后来华的克拉克的交流中，孟禄指出，东南大学的领导者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在现有公立院校中，与东大合作是最优选择。麦洛埃也宣称，在他推进工科大学计划过程中，孟禄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1921年10月17日，孟禄、卫理生、麦洛埃和沃德尔四人一同赴东大考察。前两人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科学教育，以为协和医学院培养预科人才；后两人则被东大校方认为系代表哈佛、麻省理工来华考察工科学校事宜。在这次考察中，东南大学收获颇丰。孟禄拟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补助10万元为东大建设一幢“完美之科学馆”，并由国际教育会每年派教授一人来东大讲学。麦洛埃的做法更为激进，他直接与东大签订了合办工科大学计划草约，并由郭秉文与麦洛埃、孟禄三方签字。根据东大披露的消息来看，草约主要规定：工科大学科目拟分为土木科、电机科和械器科三种；由中美双方每年各自承担建设经费7.5万元，美方筹集百万美金作为扩充工科之用；由美方提供学校设备，聘请有经验之管理员和教员；组织董事部，决定校址及主任人选；董事部由9人组成，东大校长为当然董事，另由东大推举3人，美方推举3人，再由以上7人于哈佛、麻省理工校友中推举2人；此校隶属于东大，但功课设定、学生入学和毕业均完全独立。

比照郭秉文在4月写给墨贤里的信，以及麦洛埃在6月报告中提及的合作方案，这份公开见报的合办工科大学草约在系科设置、经费分担、管理体制、教学管理等方面都有了具体约定。然而，这份合约却有诸多不合情理、蹊跷突兀之处。首先，作为非正式代表，麦洛埃擅自签订合约显然是越权行为，他甚至都没有去谈判的资格。其次，合约条款与美方委员会最初拟定的工科大学计划有相当大的出入。美方最初计划建设资金全部来自中国，在这里改成由中美双方平摊，并且美方还进一步承担为扩充工科“筹集百万美金”的重责。在校务管理上，在9名校董构成的董事部中，东大有4人，而美方仅推举3人，中方对学校管理拥有更大的掌控权。故此，若站在美方立场看来，这是一份权责不对等的合约，美方对于教学和筹资的责任远超东大，且不能掌握管理学校的主导权。这份草约是在工科学校委员会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若将这份草约提交给美方委员会审议，很难得到认可。再者，合约内容与麦洛埃6月向墨贤里报告的东大方案也有很大差异，美方与东大承担的责任在两份材料中几乎发生倒转，背后的原委着实耐人寻味。

东南大学在争取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合办工科方面始终展示出积极姿态，这在中国大学中可谓独一无二。东大如此积极，与校内工科步履维艰的发展境遇息息相关。其一是经费短绌。1921年东大编订预算，全校额定87.4万元，其中工科列5.2万元，占比仅有5.95%，是经费最少的一科。郭秉文曾向麦洛埃提出每年出资5万至7.5万元合办工科，签订草约时规定东大每年提供7.5万元经费，相较于当时工科预算，增幅并不为多。1922年6月，工科教授要求学校“筹12万元为下年度经费”作为“最后的要求”。校方虽做允诺，却终无法兑现。如果此时引入美方资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工科的经费困境。其二是主持乏人。自1920年夏贺懋庆辞职后，东大工科主任一职始终虚悬，科务规划乏人。1921年春，这一状况引发工科学生强烈不满。学生三次向郭秉文写信请求改革工科，推定正式主任，并于4月26日罢课，最终在校方疏通下方告平复。1921年秋东大开学之际，工科主任仍然虚悬。工科虽号称东大五科之一，但其下仅设有机械工程一系，以致工科学生“抱消极而欲转科者甚众”。在这种境遇下，寻求与两所美国名校合办工科，由美方聘请管理员和教员，添置设备，并增设土木和电机两科，对于岌岌可危的东大工科而言，无疑是一次难得机遇。

另一方面，注重大学与社会的关联，寻求与社会的密切合作，是东南大学重要的办学特色。东大是中国最早设立校董会的国立大学，校董会对于沟通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为东大广开办学资源提供了重要通道。同时，东大也被认为是将美国大学模式移植到中国的典范。五四前后的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尤其是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东南大学是其中重要的桥梁。这不仅使东大在国际教育界享有赞誉，而且为吸引国外经费、引介国际师资等提供了通道。东大之所以能在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合办工科，正是通过校董王正廷的引介。而东大与孟禄的密切关系，也是他强烈推荐美方同东大合作的重要原因。作为东大校董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在写给墨贤里的信中即明确表示支持东大与哈佛、麻省理工合建工科大学。他认为东大虽系新建，但设有一个强有力的董事会和一支高效的师资队伍，他建议墨贤里认真考虑与东大的合作。当时，东大工科并不是中国最好的工科教育机构，在工科学校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提到北洋大学和交通大学在工科教育方面基础更好。但相对于其他两校，东大更急迫希望通过合办来改变在经费和人才上的窘境。而东大在中美教育交流中特殊的人事关联和信息传递通道，也使得该校对于工科大学计划的反应更为迅速。

麦洛埃清楚自己并非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授权的正式代表，没有与东大签署任何协议的权限。他原本可以像同赴东大考察的孟禄和卫理生一样，只是给予口头允诺，待向美国委员会报告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却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当即与东大草签合约。事实上，麦洛埃在中国行事以美方派遣的正式代表身份自居。他对工科大学计划的积极投入和工作热情，也给中国人展现出他就是美方在华正式代表的印象。1921年2月美方委员会在征求中美要人建议时，曾提及将派一个由两位专家组成的考察团来华开展调研。郭秉文在4月的南高校务会议上报告时也称，美方“拟派委员二人来华考察”。6月，麦洛埃和沃德尔抵达上海，很容易就被认为是美方所派的“委员二人”。郭秉文10月20日在东大评议会上报告时，就将沃德尔和麦洛埃称为“两校特派代表”。10月29日，《申报》刊登的消息中也宣称，哈佛与麻省理工“特派”沃德尔、麦洛埃“来校视察一切，并代表与该校订立草约一件”。

美方委员会如何应对东大的合作方案，也显得颇为微妙。麦洛埃在6月9日给墨贤里的信中提及他初到上海时跟郭秉文的接触，但在此后给委员会的报告中，他却隐瞒了与东大草签协定这个重大事项。此事在10月底即在中国报纸上披露，已是广而周知，但麦洛埃在1921年7月28日到1922年1月21日未向委员会写过一封信报告进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方委员会无从知晓。克拉克在1922年初来华后，他在2月15日给墨贤里的信里，即宣称麦洛埃曾来过上海两次，已与东南大学形成一项相当具体的方案。由此推测，迟至1922年春，工科学校委员会应该已知晓麦洛埃跟东大订立草约一事，但是对合约的具体内容可能并不知情。

在1921年12月委员会提交洛威尔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与东大合办工科的草约，委员会此时很可能尚不知道有此合约。委员会对于东大工科的认识，仍停留在此前克拉克对中国工科教育状况的调查以及郭秉文的来函。委员会在报告中重点提到了中国的三所学校：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在师资和设备上是最好的；天津的北洋大学工程系有不错的声望；南京的东南大学下设工科，虽然设备贫乏，但目标远大，并努力开展工作。委员会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东大校长郭秉文建议美方可与东大工科合作，无须新建一所工科大学。委员会指出，如果哈佛和麻省理工放弃新建一所学校的方案，那么郭秉文的提议是值得考虑的。

草约签订后，东大曾多次联络美方，期待尽快落实。1922年4月，郭秉文在校董会上报告此事的进展。校董会议决：“合办工科须限定开始实行时期，如或逾期，本合同即应无效。至草合同签字一层，应将上述期限加入后再办。”1922年12月，郭秉文又在校董会上报告此事，董事会议决：“由会通知两校代表，照所议办法进行，希望美国方面在一九二三年内将募捐事宜办有头绪，再行协商办法。”可见直到此时，东大对于美方在工科教育上的巨资赞助和鼎力合作仍寄予希望。但是，在哈佛和麻省理工一方，工科计划已陷入僵局。1923年7月，郭秉文在旧金山参加万国教育大会时发言，再次提及此事。他说：“美国著名二大学，及国立东南大学，曾有建设工科大学之提议，即可见国际合作之一斑。”郭秉文清楚地意识到，东大与美国两校合办工科的计划已经划上句号。

四、 困顿：

工科大学计划的终结

1921年秋，在收到来自麦洛埃、沃德尔的信之后，中国工科学校委员会决定采取行动进一步推动项目。委员会进行了几轮商讨，最终由墨贤里执笔，在12月20日给洛威尔校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对下一步推进工科大学计划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麦、沃二人部分建议被委员会采纳，包括直接跟中国的联合委员会联系，扩大募捐规模，放弃与雅礼协会在长沙合办工科大学的计划。鉴于工科学校委员会系临时性的组织，墨贤里等人提议哈佛和麻省理工两校董事会任命一个正式委员会负责此事。他们推荐了三位正式委员会人选，分别是著名土木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校友费礼门，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亦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的杰拉德·斯沃普（Gerard Swope）、哈佛大学校董托马斯·珀金斯（Thomas N. Perkins）。

这份报告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是麦洛埃的身份问题。委员会没有明确对麦洛埃在华的言行做评判，而是用了大段笔墨说明他的身份。报告称，虽然麦洛埃获得了委员会的介绍信，“但并不是任命他为我们的代表，只是请求他代为收集信息”。这也说明，麦洛埃与沃德尔在华活动，已经超过了委员会的授权和期望。其二是在华筹集经费的可能性问题。委员会同时参考了麦、沃二人的报告和中美要人的回复，指出各方对筹款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有些人很有信心，有些人则认为绝无可能。“无论如何，有一事是确定的，即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明确地提议要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1922年1月10日，洛威尔给委员会复信称，麻省理工和哈佛的董事会都认可中国工科学校委员会的报告，珀金斯也同意加入正式委员会。概言之，在此时的美国，工科大学计划仍在按部就班地推进之中。

在同时期的中国，麦洛埃仍在积极活动。他曾两次赴上海，与东大接洽工科大学计划，还前往广州，商讨在广州合建一所工科学校的可能性。据《申报》报道，在1921年底，广州革命政府交涉署曾设宴款待麦洛埃。麦洛埃在广州称，哈佛和麻省理工拟在华建设工科大学，“于沪粤各设一部，日间先在粤组董事部，筹办一切，约明年二月可进行”。他在广州还与岭南大学执行校长詹姆士·亨利（James Henry）数次会晤。据亨利报告，麦洛埃宣称哈佛和麻省理工会在上海跟东南大学合建一个高水平的机械工程系，同时在广州建立一所土木工程学校。广东省政府对于该计划非常欢迎，正在组建委员会，并且计划筹集一百万墨银。亨利将此消息汇报给当时仍在美国的校长晏文士，而后者直接给故交墨贤里写信，询问工科大学计划是否可以跟岭南大学合作。晏文士在信中对于麦洛埃的身份仍有顾虑，他写道：“我一直很想知道，麦洛埃先生是否真的得到了贵方委员会授权开展这些行动，抑或委员会只是让他报告一些情况而已？”

对于在广东的活动，麦洛埃在1922年1月21日写给墨贤里的最后一封信中有遮遮掩掩的报告。他说工科大学计划非但没有终止，而且还继续分为2—3个具体项目。麦洛埃称，自己在过去的三周里与伍廷芳等广州要员商讨了合办工科大学的计划。他还称，南北两项计划各可以筹措100万银元的建校资金，以及每年7.5万元的运营费。麦洛埃还夸口说，在孟禄的协助下，他“成功地草签了一份计划，该计划被多人评价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机会”。麦洛埃此处所指，应是他去年10月底与东大签约一事。然而，他不仅只字未提东南大学，而且关于该计划的细节，也以“目前尚未有定论”，“在确定之前，不宜透露更多细节”为由搪塞美方委员会。根据现存档案，麦洛埃此后再未向美国方面报告过工科大学计划的进展。

麦洛埃以工科大学计划在华代表自居，借此攀附权贵，拓展人脉资源，使其在华影响力迅速提升。他于1922年初被任命为中美工程师协会的秘书和司库，同时担任《中美工程协会月刊》的主编与发行人。数月之后，麦洛埃以工作繁重、无暇兼顾为由，于该年8月辞去上述职务。1923年1月的英文杂志《亚洲》（ Asia ）上有一篇麦洛埃记述自己拜访时任河南督军冯玉祥的报道。根据该杂志的作者简介，麦洛埃正是以工科大学计划为由结交冯玉祥的。

1922年年初，克拉克来到上海，他尝试重新推进工科大学计划。他在上海的麻省理工校友会中组建了专门委员会，搜集信息，访问了包括当时在华主持教会教育调查工作的巴敦（Ernest D. Burton）、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校长等多位相关人士，最终向美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长达8页的报告。克拉克建议哈佛与麻省理工应当任命在华正式代表，因为他在上海期间“一直不断被人问及到底麦洛埃是不是正式代表”。他也对工科大学的组建方式提出建议，认为美方应当放弃让中国方面负责筹资、美方负责提供教师和教育理念的最初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出资比例来分配对学校的控制权。克拉克指出，当时中国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方兴未艾，局势变化巨大。中国民众不再完全信赖外国教育机构，而是希望掌握对学校的控制权。

6月29日，克拉克再次给美方委员会寄去一封长信，详细地报告了巴敦考察团有关整顿和改革中国教会大学的一些建议，尤其是在“更加有效率”的目标指引下，将一些规模较小、质量较低的教会学校合并起来，集中力量在中国六大区域举办高质量大学的方案。中国大学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in China）专设了一个负责推动大学改革的委员会，由胡美担任主席。正是在此框架下，胡美致力于继续推进其美国联合大学计划。克拉克认为，鉴于资源短缺等问题，“至少在开始阶段，工科学校必须寻求合作，在招生方面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他学校”。他建议美方委员会可以与即将在武汉组建的华中大学合作，亦可考虑跟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合作，当然也可以继续跟东南大学或广东的中国公立大学合作。从克拉克的信中可以看到，麦洛埃此前组织的“联合委员会”仍在运作，该会给克拉克寄送了一份报告，邀请他加入联合委员会，并担任上海分部的代表。

然而，中国工科大学计划此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中国，而在作为发起方的美国两校。几乎所有相关的在华高校都表达出合办的积极意愿，麦洛埃更是以其越权言行在华煽动起社会的热情。东南大学走得最远，郭秉文多次给麦洛埃去函，催促美方尽快落实合办草约。但是，作为该计划执行者的工科学校委员会却无力推动哈佛、麻省理工在此问题上走得更远。工科学校委员会系临时性质，其职责在于考察在华建立一所一流工科大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委员会于1921年12月20日提交报告后，其职责即告结束，然而洛威尔校长此后却没有进一步举措。在收到克拉克的报告后，墨贤里领衔的委员会在1922年4月决定将报告转交洛威尔，以便“提醒他在收到我们此前提出的建议之后，还未采取任何行动的事实”。4月25日，委员会再次给洛威尔写信催促。直到5月19日，洛威尔方才回信，他对克拉克报告中中美双方按照出资比例分享学校管理权的提议颇不以为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计划从中国筹资的方案。他写道：“哈佛大学自然不会把资金用于这项计划，而且我担心也没有筹集到这笔资金的希望。”

工科学校委员会收到克拉克6月29日的信后，再次转给洛威尔。洛威尔在复信中指出，建校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9月底，委员会再次请求洛威尔采取行动。墨贤里写道：“如果要在给中国的委员会提供一项确定的计划和彻底放弃这个项目之间做选择的话，那么两校董事会任命一个我们此前所建议的正式委员会来处理此事，至少不会带来什么坏处，而且还有可能产生一些好的影响。”从这封信来看，对于洛威尔的消极应对，委员会也颇显无奈，这封信几乎是在做最后的争取了。洛威尔随即回信称，委员会的提议是合理的，相信两校董事会也会乐于采取行动，并且将信转给此前已同意加入正式委员会的哈佛校董珀金斯，待他从欧洲返回后办理。在这通信件往还后，委员会亦放弃了努力，中美合办工科大学计划至此遂告终结。

余　论

回顾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华筹办工科大学的整个过程，从1920年12月开始商议，至1922年9月陷于停滞，虽然历时近两年，但实际上一直处于初步筹划的状态，始终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该计划在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长期湮没不闻。

该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对工科人才的需求激增，但此时并非两校在华筹办工科大学的好时机。现实中的诸多困难，使该计划的推行面临重重障碍。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正处于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中央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也很有限。有意在华开展教育合作的西方人士，对于北京政府也多有不信任的态度。与工科大学计划走得最近的东南大学，虽居于富庶一方的江苏省，远离北京政局，得到地方政、商、学各界的大力支持，在此时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态势，但仍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政治冲突造成的巨大混乱之中。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仍显孱弱，实在难以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实业界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说，当时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逐渐高涨，收回教育权运动也正在酝酿之中，国外教育机构在华办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其次，在工科大学计划实际的推进过程中，麦洛埃、沃德尔在中国期间的越权和欺瞒行为，对计划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麦洛埃在中国组建联合委员会以及与东南大学草签合约等活动，远远地超过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工科学校委员会授权给他的从事前期调查的权限。对于这些越权行为以及有关工科大学计划的不利消息，他都对委员会隐瞒不报。以在华筹资问题为例，他到中国后不断鼓吹有高官富商愿意资助工科大学计划，筹资的前景似乎越来越光明，具体筹资金额也从21万美元增长到100万美元，到最后南北两个方案都有100万美元。麦洛埃此举目的在于让委员会将在华代理人资格正式交给他，以便彻底占据并垄断计划的主导权。从表面上看，麦洛埃、沃德尔在中国的积极活动，以及不断传回美国的好消息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维持工科大学计划的效果，使其不至于很快就走向终结。但是，两人的所作所为对工科大学计划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害。美方委员会得到的是不全面的乃至虚假的消息，极大地影响了判断和决策。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工科大学计划已然沦为麦洛埃、沃德尔在华笼络人脉，从中渔利的幌子。对于东南大学等有意与美方合作的中国大学而言，两人以美方代表自居，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中美大学直接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渠道，使得引入美国教育资源的希望成为泡影。

最后，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华筹办工科大学计划缺少足够的灵活性，难以应对复杂的现实困难，最终导致方案不了了之。就至关重要的筹款问题来说，工科大学计划从一开始就强调资金须从中国筹措，哈佛大学洛威尔校长最后也是以资金难以在中国募集为由将计划彻底搁置。这种僵化的、一厢情愿的筹资方案既未充分考虑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也不符合自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外教育合作项目在资金筹措方面的经验与惯例。若以同时代其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参照，北京协和医学院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巨额捐赠，哈佛燕京学社亦有霍尔基金会的大量资金支持。它们得以成功举办的关键因素之一，即在于从美国工业家和慈善家那里募集了雄厚的资金。财力相对较弱的教会大学亦努力在中国和美国开拓尽可能多的筹资渠道，以维系学校的运作。

洛威尔校长和工科学校委员会始终坚持由中国方面筹资，同时却要求美方须掌控学校。这种希望垄断办学权的方案从根本上违背了义务与权利相匹配的公平性原则，是一种不平等的要求。在与中国合作办学的问题上，胡美、顾临、克拉克等长期在华生活和工作的人士都提出了一些更加公平和更有国际合作精神的建议。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观念、行事方式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也有在中国社会实际办理事业的丰富经验，因而也更愿意平等且灵活地与中国人合作。然而，他们的方案和提议未被工科学校委员会和洛威尔校长充分地认可或采纳。当工科大学计划在筹备过程中遭遇难以在华筹资的现实困难时，美方在计划的几项关键议题上仍固执不变，拒绝与中国方面合作并分享办学主导权，这也是造成计划无果而终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