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策略
管子 牧民：“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这是典型的多层结构法。首先，A，不同层次，适用不同规则。对立的做法是简单化的把国、乡、家混同一气，儒家就是这样鼓吹的。管子是治国理政的法家，不是凌虚蹈空的清谈派。
其次，B，不同类型，适用不同策略。我读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印象最深的，不是管理层掌握大企业，甚至不是寡头竞争取代自由竞争，而是不同类型的行业适用不同规模的生产安排，铁路、钢铁、化工、制药、汽车、机械制造适宜规模化，服装、纺织、皮革、家具就不适合寡头化，后面这些行业的中小企业依然有其地方或局部优势。
A+B两点，清楚的说明了社会和世界的复杂。既有不同层次阶段需要不同的策略，又有同一阶段同一层次下的不同类型又需要不同的策略，只是统计上看的主导行业可能在流行眼光里成为了唯一的选项。
从实践上看，凡是讲“凡是X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说辞，基本上都可以扔到一边。因为世界和社会就是很复杂的。
成功的敌人始终是概率。所谓成功，成绩要大，而成绩大的事情，是要多要素多层次正确装配才能完成的，按照概率原理，要素越多，若要素之间是独立事件，则成功的概率是所有要素的概率的乘积，自然就很小很小。
毕其功于一役，或一步登天，对人具有莫大的诱惑力，但是通常都会掉进无边无际的演化上不可行的深渊里。向上搜索的路始终是一条狭窄的崎岖的山路。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很容易，那基本上就是骗人的、或者愚蠢的。鼓吹一步登天藐视概率的说法，是挫折与失败的完美配方。而人是非常容易受到这种奇迹和登天论影响的，因为向上搜索的进程太艰难了，
但凡有一点点的可以节约成本其实偷懒的路，我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先跑过去
。
如“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所说：“Now I have come to the crossroads in my life. I always knew what the right path was. Without exception, I knew. But I never took it, you know why? It was too damn hard. ”
2. 高层设计的指引
管子 牧民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文明的层层累积，逐渐离开最初的生物需求，前往后来的精神需要。基因在不同层次或不同时点的局部环境参数下一层层装配生物体，人类以什么来装配文明？文明的基因就是符号语言信息及其外化的物质载体。城郭沟渠、兵甲强力、博地多财，都是底层中层的物质载体，它们需要中层高层的文化软件来指引。
没有足够可靠的高层编程，中低层的模块就会陷入混乱，复杂系统将会一层层降解到更简单更初级的版本，甚至陷入完全的混乱。人类社会系统与电子信息系统的管理原理是相近的，都需要高层的规划和设计。差别在于，电子信息的可控度更高，而人类文明的个体或其他利益节点的可控度较低。前者的迭代效率高于后者，但其可演化度或新奇性的概率低于后者。这是因为电子信息节点的行为被人类工程师基本锁定，而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并不完全受到组织者的约束。
有人认为，这种不受完全约束应该推进到极端，要么是左侧的完全不受约束，要么是右侧的完全受到约束，这两种极端都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系统中的行为者的约束度，在不同的阶段层次或同一阶段层次的不同领域，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精细的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过程，而不是拍脑子讲概念的事情。
3. 审时、定分、无私
管子 牧民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按管子所说，看好时机、分好钱财、拒绝私欲私利，即果断决策而不是久拖不决、财散人聚厘定贡献合理分配、不受局部利益或全局幻想所诱惑坚持从现实进路逐步接近阶段性全局的理想，是人类社会高层设计的特征。
这种设计是严重稀缺的。它不像你去菜市场买菜，各种菜都有，也不像你去专卖店买手机，各种手机都有。人类社会的高版本的好设计，难得一见。春秋战国时期，在惨烈的诸侯国竞争中，也就跑出来几个国家；当时治国有方的相国，也就那么几个。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一个企业如何管理，更不用说理解社会如何管理、国家如何治理了。
从演化多层结构的自相似角度看，个人是由各个心智和行动模块装配而成，企业是由各个部门装配而成，国家是由各个产业军事文化利益部门装配而成，且其中有相通之处，国家是共和国，企业有董事会，个人也有整理回顾评估斟酌权衡的机制。看一个人如何分析国家是否可靠，可以先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事业成就。如果没有，基本上他很难分析好一个国家。如果连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块都无法合理装配以达成某项成绩，那他又如何理解国家的组织模块的装配和运转规则呢？
把管子的国家管理方法应用于个人。个人必须有一个旗帜、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总的目标（君），用它来指引自己基本生活之外的各个模块，使之服务于主要目标，而不是被它牵引走向它的狭小一隅（无私），对各个模块给予合理的精力和资源分配（察其用），该奖励的一定要奖励，而且要奖励够，让多巴胺充分的供应，还要在合适的时机调用合适的模块（审时）。即便如此粗糙的应用也表明自我管理不易。企业管理、国家管理，就更难了。
4. 没有道，只有无尽的搜索
管子 立政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选对人、分好钱，始终是管理理想。对德、功、能的判定，是高认知成本、高试错成本的事情。人人都知道要这样做，但事到临头不一定能做到。很多人没管过事，不明白其中难处。好的管理，也是一个刻意练习、深度练习、长期练习的过程。公司管理、城市管理、国家治理，绝不仅仅是普通人所想象的人事斗争、宫廷八卦。
还是把社会管理类比于自我管理。一些学者（如Don Ross, Daniel Wegner）把意志力还原为子模块的竞争互动。我控制自己行为，这并非事实，只是一种想象。我的行为受到天生心理模块、后天习得模块、理性分析模块决定。不同模块在不同时点阶段环境占据上风。没有一个单独的内部的我在操纵这一切。我不是静态的君主，而是动态的议会。我之所以在别人、社会以及自我评估时表现为稳定的自我形象，是因为我适应相对稳定的信息环境而被训练成了那样。扒开我的内心深处，什么都没有。
按这种思路，自我管理就不能向内反省，而是应该向外搜索。我之所以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无外乎我所接触和深受浸染的外部信息环境、人群环境。我适应了它们，它们也塑造了我。我被塑造、被定型、并因此拥有稳定的自我形象。环境塑造我，不可以按照法权意义上的上级控制下级、别人控制我的模型来理解。这里，环境不是我的自我形象的责任方，环境本身不是一个自然人或法人，你无法追究其责任。我如要改变自我，则首先需要改变的是自己所接触和浸染的外部信息环境和人群环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想要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到类似这样的人的群体和信息环境里去，接上这个局域网。
在没有接触到新环境之前，你想要自己成为不同于现在的一个新我这个想法又是从何而来呢？人并不是生存在一个封闭的信息容器里，而是始终、天然、自在的就与外部信息接触着。一些新的信息就是会来到你的心中，它就这么来了，没有更多理由。你可以解释说，你想改变，是因为受了刺激，羡慕向往，所以改变。但没有明确原因的改变，也常有发生。
为了避免随机自发，更好的做法当然是活到老、学到老。但即便如此，学什么，也是一个问题。你对学习方向和暴露的信息环境的严格规划，可能会把你锁定在一个自己原来已经熟悉的空间里。有时，随机翻滚出去，接触到完全陌生的、不请自来的信息的冲击，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展开新一轮的升级。
这种事，是没有什么定规的。演化拒绝全局适用的普遍规律。你不要指望自己可以全盘规划你的人生。详尽规划的人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有时反而缺乏变化与生气。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有一个参数或阈值，太大了，一潭死水；太小了，随机波动；刚刚好，越过临界点或引爆点，升级就会到来。这个点是多少，不是理论可以预测，只能试探得之。《浮士德》中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活力、生气，带来挫折、淘汰和灭绝，也带来令人赞叹的新奇性。
在个人管理上，什么是德、功、能？这涉及实践的操作，而不是理论推演。你可能觉得这样讲等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说不了，是绝对随机，一切归于运气或偶然；它的对立面是绝对秩序，一切归于设计或规划。好的设计是在绝对的秩序与绝对的随机之间的中间状态。然后我们又到了那句熟悉的话：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层级、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策略。
这样一句看似什么也没说的话，至少说了两点：1. 不要指望有一个原则可以解决一切领域所有时间的一切问题；2. 所以，我们只能就着当前自己所在的具体社会情境来解决特殊的问题。
因此，不要瞧不起小的技巧，一窍难得；不要轻蔑琐事、细节，只想一口气干件大事。大目标人人都能想，但达成目标的每天行为进程才最重要。这回到演化工程的主题：搜索不是人生的局部，搜索是人生的全部。它并不承认任何一个极为高超的原则、或终点、或目标，可以代替搜索的具体行动。
古代思想家还不知道这样一个达尔文主义的原则。他们总是在追求那个唯一。柏拉图在曼诺篇里一直追问什么是善，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善，但找不出一个抽象的善的定义。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即巴门尼德篇）中，追求那个the One，要把一切最抽象的概念都归结为它，在他的假设演绎法中，他问，If the One is, then ...; If the One is not, then ...，希望由此推演全部理念世界。
中国先秦思考者一直在追求那永恒的不变的道。什么是道？那最终的一，它渗透于万事万物，但不随万事万物而变化。道是逻辑的终极，也是实在的至真。我们看见治国之道、战争之道、务农之道，但有唯一的道吗？
人类最初的思想家们，都追求一个最抽象、最总括的概念。这是人类的一种思想思乡症。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马克思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但世界并不因此就是一片混沌，社会并不因此就是滚滚红尘，文化并不因此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切都行，人生并不因此而了无生趣缺少价值。我们拥有的，始终是具体的存在。没有道，只有无尽的搜索。没有绝对的一，只有无尽的衍生。而搜索与衍生，蕴含一切痛苦、悔恨、喜悦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