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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准考证上的照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有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号码：04013——高考报名号码。
将近三十七年前的准考证，收藏至今。找出它，往事立马被激活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让我的回忆也就有了一种可以触摸的感觉。
按照今天的标准，准考证印制得再简陋不过了。长，十三厘米，宽，不到十厘米。它不过是一张小纸片。但是，小纸片上却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正面上端，印着“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1977）”的字样，下面紧挨着以花边加框醒目地印着三个字“准考证”。然后依次为照片、号码、报考类别、考试地点、考试时间表。反面则是“考生注意事项”，一共五条，简明扼要，该提醒的一点儿也没拉下。如今的准考证是什么样的，我没有见过，想必精致考究了许多。
准考证，勾起高考回忆。
仔细一看，姓名一栏“李辉”二字是手写的，不是我的字，想必准考证均统一由家乡湖北随县（今易名随州市）招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用圆珠笔填写。报名号码、报考类别、考试地点三栏倒是正规得多，是用印章盖的。但不知为何其中有两项盖的红色，一项盖的则是紫色。无意为之，还是刻意为之？天知道。
自己感到好奇的是个人照。说是一寸标准照，可是，却非正面照，身体有点儿斜，右耳几乎看不清楚，还戴着一顶单帽，把头发捂得严严实实。照片不正规也不讲究。在今天，恐怕任何证件上都不允许使用它，何况壁垒森严严加防范连一只苍蝇或耳机也不让混入的高考现场。
最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这张照片也不是我一九七七年的近影。照片上的我，圆圆的脸，初看沉着，再看稚气犹在，完全一副少年模样，哪里像是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两年半、参加工作整一年、已经二十一岁的小伙子？
中学时代
翻出旧相册，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农村，才发现，准考证上张贴的这张照片，应该是我在一九七二年上高中之前拍摄的。距离一九七七年，虽只五年多，但一般来说，这五年，是一个人从少年走进青年，外貌和个头发生很大变化的时期。把它与我一九七七年的照片相比，差别之大，简直判若两人。一九七七年的我，脸已不再是圆的，而是显得清瘦，那副模样倒真的成熟了许多。
已想不起自己到底为什么偏偏挑选了这张照片，贴在准考证上。是来不及照一张新的，还是敝帚自珍？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我就是拿着这样一张印制简陋、照片也贴得毫不严谨和规范的准考证，一路放行，走进了高考——后来，人们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次高考。
二 面对试卷，何止是汗颜？
1978年，在复旦大学门口留影。
高考后我走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大约一两年后的一个暑假，我回到家乡，一位与我同时参加高考却未能如愿的中学同学来看我，送给我一份特殊礼物——我参加高考的所有试卷。怎么得到的？是否违反相关规定？他没说，只说了一句：“其实你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的确不怎么样。我报考的是文科，有五门考试科目，但只需参加四门。英语是参考科目，可不参加，我没怎么学过，当然乐于放弃。其余四门成绩分别为：语文74分，数学62分，政治69分，历史地理（简称“史地”）69.4分。加在一起不过274.5分。与如今动辄六百分的高考录取相比真是汗颜！不过，当时听说，这也不算低分。可见当时分数普遍不高。
每份试卷，都写有自己的名字和报考号码。（听说现在只让写号码，不能写考生名字，不知确否。）高考试卷居然回到自己手里，实属偶然，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礼物。三十年后，尤显珍贵。当年全国参加七七年高考的考生有数百万之众，是否还有别的人与我一样有此机缘，就不得而知了。
面对旧物，汗颜而庆幸。
高考试卷，这样的礼物多么珍贵。
试卷比准考证还要简陋而寒酸。每一门试卷，都是薄薄一张纸，而且大小不一。语文、政治，只有三十二开图书的版心大小，史地和数学试卷大一些，各为十六开版心大小。政治、数学题目只占一面；语文、史地则占两面。记得当时发试卷的时候，监考老师还发下几张空白薄纸，供考生写作文或回答论述题使用，离开考场时所有纸张全部交上去。
那时还没有见过复印纸，发下来的纸颜色不一，或黄或白，有的纸薄得透明，如今连写便条都不会用它们，可当年，它们却派上了大用场。都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试卷之寒酸正好印证了当时的物资的极度贫乏，若不是再见旧物，即便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大概也难以想象此情此景了。
试卷的题目，今天的一个初中生恐怕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应对。数学且不提，试举另外三门部分考题为例。
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为“解释词语”，占十分，举出五个词语，分别是：诚实；俭朴；伎俩；纲举目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们如此简单，其余部分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地试卷，历史和地理各占五十分。
历史部分有七个问答题，其中第一个问题为：“秦末、唐末、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是谁？各提出什么战斗口号？这些起义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占十二分；第二个问题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哪四大发明？”，占四分……
地理部分有填空、问答两类考题，填空占十二分，诸如地球分为几大洲几大洋，我国最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是哪些，等等。问答题其中一个为：“从北京到南宁，坐火车要走哪几条铁路线，穿过哪些大平原，越过哪些东西走向的山脉，纵贯哪几条大河的流域，经过哪几个省、自治区和省的行政中心城市？”占八分。
政治试卷分为政治词语解释、问答题、论述题三类。词语解释共占三十分，六个词语分别是：党的十一大路线；四个现代化；“四人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问答题之一为：“在党的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中，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谁？毛主席总结历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占十分。论述题之一为：“简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客观必要性和有利条件。”占二十分。
摆在我们湖北文科考生面前的，就是诸如此类简单的考题。但它们还是难倒了大量考生。
我也没有得到高分。三十年后，重看自己的试卷，不由得汗颜不已。笔迹之乱、知识之贫乏、文字之幼稚、见解之浅薄，用“惨不忍睹”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羞于示人，连妻子也不例外。
譬如，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我的开头这样写道：
“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在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到处荡漾着这曲调欢快昂扬的歌声。它发自亿万人民的肺腑，它鼓舞着亿万人民的斗志，它激励着亿万人民前进！歌声中，雷锋的精神在发扬光大；歌声中，无数雷锋式的战士在成长；歌声中，又有多少学雷锋的故事在传颂……
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哪里有一丁点儿文学性？更难见最基本的文字功力。至于后面牵强的构思，也就不必提它了。
三 幸运的百分之五
知青时期。
在复旦大学舞蹈队演出
这汗颜只是我自己吗？
我出生于一九五六年，要知道，我们这代人，从小学起就卷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折腾中。高中毕业是在一九七四年，伴随“文革”走过了八年，游行、贴大字报、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哪里接受过一年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说是高中毕业，其实，连初中水平也不到。背得滚瓜烂熟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而不是唐诗宋词；阅读的是千篇一律的社论和大批判文章，而不是世界文学名著……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那是“大破文化命”和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后人谁能相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中国，居然一度取消了大学？甚至，长达十年停止了高考？
我和我的同辈人，有幸或不幸，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长大，接受可怜的所谓教育，然后，下乡插队劳动，再迎来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
许多年、许多代后，历史老人如果再审视我们这一刻的高考，会汗颜吗？会怜悯我们吗？
也许，当年阅改试卷的老师们，已经为我汗颜过了。他们一定有怜悯之心，在我拙劣的试卷上判分，给我带来了运气和希望。我从心底永远感激他们。试卷上有的老师只写姓，有的则留下了他们的全名，勉强可以辨认。譬如，语文试卷词语解释部分是“肖鸣”，作文部分是“毕鸿明”，造句部分是“谭联芬”；史地试卷地理部分是“李黎”，政治部分有四位老师，只认出两个名字——李正仁、付道高……
他们来自何处，我不知道。三十七年过去，他们都还好吗？
当年到湖北招生的复旦大学的老师，怎么会从诸多考生中选中我？这位招考老师是谁？我也不知道。
据说我们那一届全国的高考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五。
我真的太幸运了，竟然成了百分之五队列中的一员，未来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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