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央政治局近日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金融安全“突然”被提升至如此高度，表明我国面临的金融安全形势已经异常严峻，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迫在眉睫。笔者以为，认清金融安全问题，既要站在国家层面看待金融与金融安全，也要站在金融层面看待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维护金融安全，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即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也要坚持全局思维，即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改革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金融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用“金融安全‘压倒一切’”来凸显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并不为过。由于金融天然就具有调节利益的属性，外部而言，金融安全的背后是大国博弈和国家利益；内部来说，金融安全体现的是对资源配置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的诉求。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等在《金融与国家安全》一书中明确指出，“在和平年代，金融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金融安全是国家大事，决定着国家兴衰，甚至是民族存亡。在国际金融战场上，金融安全战略直接决定了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应用针对金融交易的禁令，利用“长臂管辖权”频频制裁各国金融机构，并且不时联手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是对他国实施金融制裁。事实上，金融制裁已成为各国金融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各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也都就金融制裁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
《金融与国家安全》，2015年9月，中国金融出版社；荣获第四届（2016年）金融图书“金羊奖”。
放眼全球，金融历来是国际竞争和国际关系中决定性的力量，谁掌握了金融主导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话语权。我国经济体量已是全球第二，但经济影响力未能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关键原因之一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仍是欧美国家“说了算”：在全球的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股指期货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和债券市场等，欧美国家领先优势明显；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支付清算体系、国际信用卡组织、国际清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决定全球金融规则的机构仍然由欧美国家所把持。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实现前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并提出了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鉴于“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安全可以通过引领国家战略、促进体制改革、发展实体经济，为其他安全领域的运行提供有力的支持。
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
2015年6月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经历的几轮剧烈震荡，显现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暴露了我国金融发展的“七寸”。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在债务水平、房地产泡沫、资本外流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金融风险点，也凸显了我国金融安全的隐患。
一方面，我国债务水平持续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无论是全社会杠杆率，还是分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都处于上升阶段。相比之下，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总体处于去杆杠进程。2016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为44.8%，是危机前一年（2007年）的2.4倍，较2015年大幅上升5.6个百分点。居民快速加杠杆背后对应的是狂热的房地产市场，无疑将削弱居民未来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制约我国城镇化进程，同时不断攀升的房价也加剧了房地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扭曲了经济正常的运行轨迹。
资料来源：BIS，Wind资讯
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外流压力逐步显现。2014年7月以来，随着美元一路走强和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2016年全年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6.4%，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虽然总体稳定，但贬值压力仍存；当前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由近4万亿美元的峰值缩水了25%。此外，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目”净流出规模近年来也持续扩大，2014～2016年三年期间累计净流出规模是此前4年的1.78倍，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表明我国资本在加速外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一旦发生危机，将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坚持底线思维来维护金融安全，就是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就是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金融与国家安全》一书中也着重提及，“金融是干成事、不出事的有效手段。从金融自身而言，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危机就是践行底线思维；从全局来看，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通过金融手段遏制各类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也是坚持底线思维的重要方面。”
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全局思维
2015年股市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我国当局的应变能力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测试。2015年6月12日至7月8日17个交易日内，上证综指急速下跌超过30%，一度出现了“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甚至“千股日内涨停变跌停”。
面对此局面，有关当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救市”举措，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多管齐下。期间，关于“救不救、怎么救”，有叫好声也有质疑声。应该说，最后的结果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总体还是达到了“托底、维稳”的效果。
2016年下半年以来，“防风险、去杠杆、抑泡沫”成为了我国金融监管的主基调，“把防控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国家各个层级的会议中被频频提及。特别地，今年“两会”结束后，“一行三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委也先后就各自分管领域强化监管。高压监管下市场流动性已经渐趋紧张，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面临着较大波动，各界人士对金融监管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毋庸置疑，过去几年我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积累了不少风险亟待化解，加强金融监管也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必然举措。“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是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金融安全提出的前三大任务，也凸显了它们的重要性。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监管的节奏和力度如果把握不好，很有可能起反作用，从而阻碍金融发展与金融改革，甚至引发新的金融隐患。因此，落实好这三大任务，需要立足全局，统筹兼顾，趋利避害，未雨绸缪，前瞻布局。
其一，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但不能简单认为进度越快越好。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不能照搬成熟、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一步到位。要结合我国国情，尽可能避免金融改革可能引发的市场动荡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冲击。例如，资本项目开放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为敏感、风险最大的改革，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都不应追求过快过全，应在保障经济金融安全的基础上，谨慎对待资本项目开放，“开倒车”固然不可取，但可适时“踩刹车”。同样地，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国内外相关群体的利益格局调整，而且面临着汇率制度改革后难以预见的诸多不确定性。“8·11汇改”已迈出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坚实一步，未来需要更加精准捕捉汇率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金融稳定的平衡点，进一步加强与市场沟通，有效引导预期。
其二，着力加强监管协调，但不能简单认为强度越大越好。应打破传统，加强跨部门、跨行业的监管合作与协调，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避免重复低效监管行为。应站在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形成全方位、高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从而为维护金融安全保驾护航。与此同时，金融监管固然可以管住金融风险，但同样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发展。应强化事前摸底排查工作，加强与监管对象的沟通，尽可能“对症下药”；应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现象。此外，扩大政策空间、留有余量，增强监管的前瞻性。
其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但也要正确看待风险。“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确实要做到“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但针对排查出来的风险，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例如，当前去杠杆是金融监管的重心所在，但事实上杠杆率并非越低越好，适当的杠杆率其实有助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去杠杆方面，应充分汲取2015年下半年股市的经验教训，避免造成极端情形，从而危及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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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园，《金融人的国家担当》，刊于“证券时报”，2017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