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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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 Schmitz
大家好，我是“不是影评人也不是娱评人”的枪稿评论员杨殳。
故事是这样的。
十二月末一个周末的早晨，我起了念头，要一鼓作气完成枪稿主编徐元老师安排的年终总结作业。
然而起床后，立即陷入毫无乐趣却不得不做的琐碎事务，以及一些乏味但似乎“有益”的社交。
结果可想而知，一直到晚上，年终总结尚未动笔。
午夜梦回，深深的疲惫中，我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如保尔所说，我以为人的一天也应当像他说的那样度过。
不过众所周知，这件事几乎做不到，于是我就想熬夜，试图找补什么。但实在太累，辗转反侧，焦灼如焚，到底是失眠了。
唯恐次日废掉，便惶恐地戴上耳机，打开助眠App，播放冥想指导。
舒缓的音乐，轻柔的AI女声，她嘘寒问暖，循循善诱，教我放下烦扰和疲劳。突然叮咚一个短信提醒，我吃了一惊，大脑蓝屏了一下。
跳出冥想的瞬间，我意识到，一个月28块钱的AI女声不能屏蔽广告短信，而我和自己的手机没两样，都只是在躺着充电，以便迎接明天的消耗。
重陷失眠困境的我沮丧起来，禁不住浮想联翩，意识深处的念头上跳下窜。
就在这时，呲呲喇喇地，几个影视剧场景从雪花点中跳了出来，它们有——2010年英剧《黑镜》、2018年港剧《东方华尔街》第二集和1995年《攻壳机动队》、还有1993年的《唐伯虎点秋香》什么的……
风牛马不相及啊。
但这倏然跳出的一组奇异诡谲的蒙太奇，的的确确正是我对过去一年的深刻感受——正如俗话说的好，夜半三更的念头是人的真心。
十年前看第一季《黑镜》，震惊其是一组大胆精准的寓言，很快觉得它也是预言，十年过去，则知道那些故事根本就是一场未来以来的日常预演——
窝在室内全天候线上生活；原地骑单车为世界发电；挣取数字货币维持生存；睁眼闭眼都在勾人欲望的广告围攻中；人在相互竞争和消费中求生存求快感……
这正是《黑镜》故事《一千五百万里程》所预演的日常，也是我失眠时所体察到的生存处境。过去一年里，这种处境在工薪族生活的各个层面凸现了。
骑电单车为生存争取积分的场景，无法不让人想起困在绩效算法里的外卖骑手。
或许多年后有人回顾二零二零年，会提到这年夏天暴雨倾盆中，有哪个骑手疲于奔命摔倒在路上，有哪个骑手因赶时间崩溃而被人打住院。
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外卖骑手与二零一零年纵深跳下富士康宿舍楼的年轻人遭受的是同一种生存绝境。
而这种生存绝境也是每个一个带薪拉屎的办公室打工人和被“永久在线”困住的零工工作者所同样面临的。
消耗自己，争取积分；消耗积分，谋求生存；欲望涌动，渴求积分——消耗自己，争取积分；消耗积分，谋求生存；欲望涌动，渴求积分。
这是典型的当代工作场景写照，几乎是一台可以自我循环的永动机，由甘愿发电的工人前仆后继地驱动。
人为什么会那么努力地工作——即使不开心甚至累到死？当然不是因为有“打工魂”，更不是因为打工就是“人上人”。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句“为了生存”就可以简单回答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叫麦克·布洛维的英国年轻学者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在美国、赞比亚、俄罗斯等地的工厂打工，最后发现了一件没想到的事：工人卖命干活是自愿的，而且是经过理性考虑后自愿服从，不用怎么强制。
这源于一种类似游戏的机制，“赶工游戏”，或者叫“赶工竞赛”，一种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绩效算法：底薪+计件。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不是很公平和励志吗？在规则之内分析，当然公平且励志，但问题出在规则本身。
首先，这规则是将单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商品化，与对应酬劳划等号，但直接构成了个体之间的竞赛游戏，工人群体的共同利益被瓦解。
就像寻宝游戏玩到最后，只有唯一胜者，队友之间开始厮杀，你死我活，零和博弈，势必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个体的理性行为导致群体的非理性结果。
纳什均衡理论的著名例子囚徒困境说的是，人出于自利原则做出的选择最终不一定带来整体最优解
其次，这规则是庄家制定的，当“囚徒困境”发生，当然庄家得利。
外卖骑手越跑越快，却发现可以多挣的钱根本增加不了多少，因为随着玩家水平越来越高，庄家的标准就可以定的越来越高，玩家越来越难达到。
有学者曾调研富士康的工资机制，底薪每月九百块，签署加班同意表则可以加班，加班了就能每月挣到两千块甚至更多。一旦有人参与游戏，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要参与。
大约六七年前，一个搞电商的老板给我讲了一个比喻，说搞公司就像斗蛐蛐，同一块业务找不同的几组人同时搞，盖上盖让他们厮杀，杀出来的就是好小弟。
这比喻我印象极深，因为在黑帮片里也常见。不过，今天才知道，这老板大概研究过劳资社会学，才深谙这种布洛维称之为“内部劳工市场”的机制。
这种机制把员工的人性彻底剥除，当做纯粹的劳工商品，把消费市场的逻辑应用在企业内部，设计出公平公开的上升管道，售卖少量“管理者职位”形成垄断，和“赶工游戏”双剑合璧，可以完美将打工人带入“自我剥削”的困境。
布洛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有耐心的朋友翻一翻
共享经济和大数据管理则将这一卖命机制拓展到了在线工作者身上，如滴滴司机和外卖骑手。
二零一九年，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提出了“Ghost Work”的概念，用来形容那些和人工智能一起工作的工种。这种工作只需要线上操作，无需通勤打卡，看上去“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工作”十分自由，实际上却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工作”，且几乎不被人所注意到。
这种工作不会考虑工作者需要什么，只有一种假设：你不做自然会有其他人做。
人并没有被机器取代，也没有变成机器，但却成为机器和算法的一个组件：Ghost in the shell
——这是我联想《攻壳机动队》的直接原因，这片子的英文原名就是《Ghost in the shell》，机器中的幽灵。
1995年押井守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英文名就是《Ghost in the shell》
何为“困境”？
就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就是被监控被绑架了也不能眨眨眼，就是没有退出机制。
就像被催眠。
十一月份，我在一本研究近代催眠术的书中见到一张一九零五年《申报》上刊登的广告图，说一种名为“麦克劳根”的疗病电带，可以治百病，令人健康长寿。
1905年10月26日《申报》广告麦克劳根疗病电带
人们信这种东西，是因为当时全世界都流行一种叫做“电磁化身体”的观念，认为世间万物无不带有自然电气，人体健康和生老病死都是某种电气化反应。
由于这种观念流行，一个多世纪以来，就一直有人相信催眠术是释放无形的“电气”来操控人的行为。
2014年，电影《催眠大师》中催眠的场景，和一百年前民国催眠师“操控”的姿势一样，就像在释放电气
实际上，直至今日“电磁化身体”的观念都仍流行，因为这种以“线控人偶”的意象是人类对灵魂和肉体唯一可以具象的想象，即便到了《攻壳机动队》描绘的2049年，灵魂与“义体”的关系也是如此呈现。
疫情之后，人脸扫描和个人行踪实时登记，首先让我联想到的就是电磁线控人偶的形象，
而消费社会教育和倡导的单一价值观无日不夜地通过媒体和广告催眠着你：你需要商品，你的劳动是商品，你的形象是商品，你的想法是商品，你就是商品。
这决定了所有人认定的生存之道：要么遵循庄家的规则骑单车，要么往上爬做“人上人”的庄家——当然，也可以彻底地出卖自己变成大众最需要的商品。
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千五百万里程》中的那个姑娘，面临二选一的困境——也是诱惑——希望参加真人秀获得新生活，却因为大众更需要色情而非音乐，被要求做色情视频演员。
前阵子，听说杭州成立了一个叫做HR联盟的组织，加入联盟的公司通过大数据共享求职者的信息，“共同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实践与价值提升，赋能企业创新发展，打造热带雨林式的人才发展新生态”。
翻译一下：一起摸透这些打工人的底细，让他们像透明人一样，谈价的时候毫无筹码，工作的时候老老实实，一不小心就会被打低分。
再翻译一下：把劳资关系变成“大众点评”，让所有打工人数据化，变成外卖骑手，或是一道菜，用评价和信用体系管控起来，从公司到社会，再到国家，都盯着你。
这其中的关键是“评价和信用系统”，有了这个机制，就形成一种“联合垄断”，人将彻底不人，变成磨坊里转圈拉磨的毛驴，或原地骑动感单车的发电器。
这就是所谓的“内卷”，二零二零年最奇怪的热词，一个经济学学术词汇，被各行各业的人具象化：人像陀螺一样旋转和抽打自己，你可以996，我可以007，输家惨败，赢家惨胜，一起原地踏步。
从职场、学校到人生的各个阶段无处不在。
据说，“内卷”有一种通俗解释：比狠，比惨，宁可搞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谁敢比我惨？
我又想起一个故事。
1841年，爱伦坡写过一个惊悚故事。三兄弟出海捕鱼，经过一个超大的漩涡，老三被风暴卷走，老大葬身大海，只有老二活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了大漩涡的规律，圆形的东西下沉较慢，于是把自己绑在木桶上，顺势而行。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传播学学者麦克卢汉在研究大众文化的著作《机器新娘》里讲到了大漩涡故事，说希望读者能够置身于大众传媒时代的漩涡中心观察人人卷入的情景。
1919年出版的爱伦坡短篇小说《莫斯可漩涡沉溺记》插画
我想到这个大漩涡，自然不是因为我们能像麦克卢汉说的那样，到漩涡中心观察继而逃脱，因为“内卷”的漩涡发生在外部也发生内部，选择的机会已经被剥夺，每个人都被并入统一轨道竞争，相互厮杀，自我剥削，并透支。
“内卷”漩涡的中心不是风平浪静，而是个可以吞没一切的黑洞——对于一个现代社会，这个黑洞往往就是金融问题。
两年前腾讯出品的《东方华尔街》不算个好剧，但确实是个好话题剧，尤其是戳破了电影金融的大空头。
上市公司声称要搞大片，大张旗鼓宣传，然后用地低价股票拉几个明星入局，还可以拿着项目投资比例四处招揽投资方，当然也留一些零头给散户。
但凡参与的，都巴望着挣大钱，自然都鼓吹片子牛逼票房必定能爆，公司股票大涨，片子行当然好，片子不行就搞搞特价促销买些票房，玩的是电影，炒的是金融生意。
《东方华尔街》没有引起太大水花，但故事某种程度上道明了一些真相
这种事情，就发生在三四年前的中国，直到伤了一些大咖和大公司。后来，就有了P2P玩家，从玩电影变成了玩人，转眼两年又是一堆爆雷，终于直接伤了普通人，有为此家破人亡的。
与此同时，过去几年还有一种叫“长租公寓”的空头金融游戏在进行，但几乎没人察觉——直到二零二零年十一月，疫情终于戳爆了这个大雷。
